1949年3月23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准备动身前往北平，毛泽东在车站附近谈到进城后的作风问题。那句“进京赶考”，并不是一句轻松的比喻，而是对执政考验的直接提醒。
革命队伍长期生活在艰苦环境里，住窑洞，穿布衣，粮食和物资都十分紧张。可一旦掌握了政权，办公地点变了，接触的人变了，手中的权力也大了，能不能守住原来的规矩，便成了另一场考验。
毛泽东当时对周恩来说，进京后要考及格，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李自成军队进北京前，军纪一度相当严明，进城后却迅速陷入享乐和争权。这个历史教训，在毛泽东那里从来不是空泛的典故。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城市里有大量失业人员，农村生产尚未完全恢复，抗美援朝又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干部若利用公家资源改善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远不只是多盖一间房子。
1950年冬，毛泽东访问苏联归国途中，曾在东北停留。地方为接待中央领导准备了丰盛宴席，山珍海味摆满桌面。毛泽东没有当众打断宾客，只是吃了少量蔬菜和米饭。
饭后，他提醒当地干部，国家还很困难，群众生活并不宽裕，接待不能铺张。有人回忆，毛泽东还说过：“下次再来，给我准备蔬菜和米饭就可以了。”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铺张并非个别现象。上级来检查，地方便层层加码；领导有要求，下面又往往把“照顾”变成特殊待遇。久而久之，吃喝风、浪费风与官僚主义互相助长，干部和群众之间便出现了距离。
毛泽东真正担心的，也正是这种距离。
1951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中查处了一批违法乱纪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成为震动全国的典型。
刘青山、张子善都曾参加革命，刘青山还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做过工作。革命资历不能成为违法的护身符。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在天津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侵吞公款、收受贿赂，造成严重后果。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经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案件处理过程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贪污腐化不能因为职务高、功劳大就姑息迁就。功劳属于过去，违法行为必须接受法律和组织的审查。
就在“三反”进行期间，中央机关内部还流传着一件颇具警示意味的事情。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中央办公厅一名干部参与督建供临时人员居住的房屋，却借机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小楼。
这件事的刺眼之处，不在于房屋究竟有多豪华，而在于公家的项目被悄悄改成了个人利益。干部掌握的是公共权力，使用的是国家经费，服务对象本应是机关工作人员，最后却把好处留给了自己。
据回忆，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到此事后十分不快。第二天，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到菊香书屋汇报工作，那名干部也在场。毛泽东认出他后，当面严厉批评：“你好大的派头，简直和古代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
这句话骂的不是一栋小楼，而是干部身份意识的变质。刚刚取得全国政权，便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把公共资源当成个人待遇，这种苗头若不及时制止，便可能从一人一事蔓延成一股风气。
那名干部赶紧认错。毛泽东仍然追问：“你盖房子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这是错误吗？”言外之意很清楚：若只是事情败露后才说悔过，说明他并非不懂规定，而是抱着侥幸心理，把纪律当成了可以绕开的东西。
谈话中，毛泽东一度十分激动，甚至说出“拉出去枪毙”的重话。周恩来随即劝阻，指出案件应交由人民法院和有关机关依法处理，不能以个人情绪代替司法程序。聂荣臻也表示，将对事情调查清楚，按照组织决定严肃处理。
这段插曲的重要地方，恰恰在于毛泽东的严厉与周恩来的克制形成了对照。前者强调不能放过腐败苗头，后者强调处理问题必须经过调查、审判和组织程序。两种态度并不矛盾，都是为了防止权力失去约束。
毛泽东早年在中央苏区时，就曾把反腐败视作政权建设的一部分。1932年，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倒卖物资、以权谋私等问题被查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试图替他求情，但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反对。
谢步升曾参加革命，也担任过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物、牟取私利，甚至涉及严重刑事罪行。1932年5月9日，他被判处死刑并执行，个人财产亦被没收。
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尚处在战争环境，制度还在摸索，物资更是极其匮乏。越是在这种条件下，干部越不能把困难留给群众，把便利留给自己。毛泽东支持严肃处理谢步升案，正是因为他认为，革命队伍若不能约束掌权者，取得政权本身也无法保证事业不变质。
从瑞金到北平，从处理基层干部到整顿中央机关，反复出现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公共权力不能变成个人享受的通行证。小楼可以拆，宴席可以撤，干部的特权意识却必须在刚冒头时就受到制度和纪律的双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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