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陕北延安，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先后离开根据地，向山西和华北战场开进。队伍里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有长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基层干部。抗战真正考验他们的，不只是勇气，还有面对全新对手时能不能迅速调整打法。
这三个师的底子很硬。
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红军经历过反复围剿、长途转战和极其艰苦的物资环境。长征途中，部队数量和装备都受到严重损耗，但留下来的官兵，普遍有很强的战场经验。有人能带队穿插，有人熟悉夜袭伏击，也有人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建制。
不过，能打国民党军，并不意味着就能轻松对付日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淞沪等地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日军依靠训练、火力、通信和协同能力，连续突破多处防线。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却不得不不断后撤。八路军此时进入华北，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证明过自身战斗力的强敌，而不是过去那种一触即溃的地方武装。
改编之后，八路军迅速向前线运动。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整训、补充、开拔。9月下旬，115师进入晋东北；120师活动于晋西北；129师则向晋东南方向展开。时间很紧，部队没有长期休整的条件。
有人曾问：“刚改编不久，就要和日军硬碰硬吗？”
师部给出的答案很明确：必须打，而且要打出影响。
115师师长林彪很清楚，部队第一次与日军交锋，胜负不仅关系一场战斗，还关系官兵对日军的判断。毛泽东也强调过，初战要放在全局中考虑。首战不能只看缴获多少，更要看能否摸清敌人的战术特点，能否稳定部队信心。
平型关成为这个判断的落点。
1937年9月25日，115师利用山地、道路和雨雾条件，在平型关附近设伏，集中主力攻击日军辎重和后续部队。战斗持续时间并不算很长，但过程十分激烈。八路军突然从侧翼和高地发起攻击，日军很快组织反击，双方在狭窄地形中反复争夺。
平型关战斗取得胜利，八路军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缴获了部分武器物资。但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歼灭战。115师同样付出了较大伤亡，许多连排干部和老兵倒在阵地上。战果值得肯定，代价也不能被一句“以多打少”轻轻带过。
120师在晋西北的作战，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10月，120师部队在雁门关一带对日军交通线和运输部队展开伏击、袭击。八路军往往以营、团级兵力分段出击，抓住日军行军和补给中的间隙下手。战斗规模不如平型关，却非常考验部队的隐蔽、协同和撤离能力。
日军遭到袭击后，通常不会立刻溃散。他们会依托车辆、火力和地形迅速组织抵抗，有时还会派出部队回援。八路军若恋战过久，就可能从伏击者变成被围攻者。因此，打得突然，撤得干净，成了晋西北部队反复琢磨的战术。
129师面对的情况更特殊。
1937年10月19日夜，129师769团在山西代县附近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机场守备力量有限，但日军飞机、油料和机械设备集中停放，破坏这些目标，可以直接削弱日军对前线的支援能力。769团组织突击部队摸入机场，经过激战，摧毁、焚毁了多架日军飞机及相关设施。
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影响却很直接。129师没有把力量用于正面硬攻，而是选择敌人后方的重要节点，打击其航空支援。这种做法与红军过去常用的伏击、袭扰有联系，却又更贴近现代战争的破袭要求。
遗憾的是，769团团长陈锡联指挥战斗，三营营长赵崇德在突击中牺牲。他是八路军抗战初期牺牲的较高级别指挥员之一。机场被毁了，部队也付出了代价，胜利并非没有血色。
三个师的首战有一个共同特点：准备充分，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尽量避免在日军擅长的开阔地带硬拼。可即便如此，战斗仍然比预想中困难。日军士兵受过严格训练，基层军官能够在混乱中维持队形，火力和通信也明显占优。
更麻烦的是，他们很少因为第一次受挫就全面崩溃。
平型关之后，115师没有把一次胜利理解为可以正面压倒日军；雁门关和阳明堡之后，120师、129师也没有形成轻敌情绪。部队逐渐认识到，对付日军不能只依靠一鼓作气，而要把伏击、破袭、袭扰、围困和群众联络结合起来。
这正是抗战初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红军擅长运动战，但抗日战场更复杂。敌人有铁路、公路、机场和炮火，还有随时可能赶来的援军。八路军必须把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依靠山地村庄建立隐蔽支撑，再在敌人薄弱处集中出击。
三次战斗证明，八路军能够击败日军局部部队，却不能把日军当成普通对手。每一次胜利，都伴随着伤亡和经验修正；每一次交锋，也都迫使部队重新理解现代战争。所谓“百战之师”，并不是从未失手，而是在真正遇到强敌之后，仍能保留判断力，及时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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