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夏，南京北面的长江上，九袱洲被洪水围成了一座孤岛。岛上，太平天国贡王梁凤超正带着守军巡视炮台。此时的他恐怕已经明白，敌人真正要夺取的并不是一座小岛，而是天京北面的门户。
九袱洲地处江心，南接狮子山，北望江浦、浦口。它面积并不大，却卡在长江航道和天京北线之间。太平军若守住这里，江北的粮道、兵源和水上交通便能保持畅通；清军若夺下九袱洲，天京北面便会暴露出来。
这块地方的价值，早已被双方看得很清楚。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便在九袱洲经营江防，修筑炮台，配置战船，并使狮子山、江浦、浦口互相照应。几处据点连成一线，实际上构成了一道水上防御体系。
梁凤超是太平天国早期将领，自金田起义以来便以悍勇著称。他参加过太平军由广西向东推进的一系列战斗，后来又在天京周边作战。洪秀全第三次分封诸王时，梁凤超由义爵、天将升为贡王。
奉命驻守九袱洲后，梁凤超没有把兵力只压在岛上，而是重新整理整个江防。他在岛上增设炮台，又把狮子山、江浦、浦口纳入防区，同时安排水师巡弋江面。史料形容这套布置“设炮台，翼战船”，清军船只一旦靠近，便可能遭到几面夹击。
有意思的是，九袱洲的防守并非单靠土墙和人多。太平军在此前的战争中获得过一些西式枪炮，虽说性能和训练未必足以同湘军抗衡，但集中在江口使用，仍能形成相当可观的杀伤力。对水师而言，炮台居高临下，战船行动又受江流限制，攻守双方的优劣十分明显。
1861年9月安庆失守后，曾国荃部湘军逐渐把压力推向天京。彭玉麟、杨载福、李朝斌等湘军水师将领很清楚，正面强攻天京并不容易，切断江北通道才是更现实的办法。九袱洲因此成为湘军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
湘军水师曾多次试探进攻。战船驶入九袱洲附近水面时，狮子山、九袱洲以及江北据点相互开火，炮弹落入江中，水柱接连冲起。太平军凭借岸炮和战船配合，迫使来犯船只后撤，湘军一度损失战船和人员。
那时湘军水师已经装备了一部分洋式火炮，火力并不弱。但火炮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射界、距离、船只操纵和岸上掩护。九袱洲周边水道复杂，太平军又占据固定炮台，湘军若不能靠近，船上的火炮便很难持续压制守军。
转折出现在天京外围战局恶化之后。1862年11月，李秀成率军在雨花台同湘军激战，未能解除天京危局。随后，洪秀全提出“进北攻南”的部署，要求李秀成率部北上，试图通过进攻江北来牵制南京方向的清军。
这次行动持续数月，太平军主力被牵制在江北，天京南面的防御反而承受更大压力。湘军趁机推进，逐步压缩天京外围阵地。李秀成后来奉命回援，但长江流域恰逢严重水患，部队渡江和转移都变得异常困难。
缺船的太平军只能寻找竹筏、木排和临时渡具。有人侥幸渡过江面，也有人在混乱中被湘军水师截击。枪声、炮声和洪水混在一起，队伍很快失去原有秩序。渡江失败者不是死于炮火，便是被急流卷走。
正是在这段混乱时期，湘军攻占江浦、浦口，九袱洲与江北陆上据点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原本互相支援的防线，变成了彼此孤立的几个据点。九袱洲守军失去外援，粮食、弹药和人员补充也随之中断。
洪水又给守军带来另一重打击。江水上涨后，岛上部分炮台和营垒被淹，火药受潮，枪炮难以正常使用。营房不能住，士兵只能登树、攀高处或挤在残存堤岸上。梁凤超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场普通攻城战，而是一场被水围困的死守。
湘军随后调集水师，并运送鲍超所部“霆军”加入战场。水面上，船只封锁渡口；岸边，清军逐步收紧包围。太平军退路越来越窄，能用来抵抗的火器又大多失灵，战斗很快从炮台攻守变成近距离厮杀。
据有关记载，湘军曾以高官厚禄劝降守军。梁凤超没有接受。有人劝他说：“江北已失，再守下去只是死路。”梁凤超回答：“既奉命守此，便不能弃岛。”这几句对话未必能逐字核实，却符合当时守军已无退路的处境。
九袱洲决战持续时间并不长。洪水使太平军难以组织有效火力，湘军则依靠战船、火枪和岸上部队反复压迫。守军退到狭窄高地后，只能用刀矛和少量还能使用的武器抵抗。梁凤超在战斗中牺牲，九袱洲随之失守。
关于此战太平军的具体伤亡，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民间和部分叙述常以“2万将士葬身江中”概括其惨烈程度。可以确认的是，大批太平军死于枪炮、溺水和混战，能够突围者极少。九袱洲一失，天京北面的水上屏障被撕开，湘军进逼天京的通道也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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