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卫东，今年五十。三个月前，一纸调令，把我从省城下派到清平县当县长。这地方我熟，又陌生。熟，是因为二十年前，我就是从这儿考出去的。陌生，是因为这二十年，我只回来过两次，一次迁户口，一次给我爹上坟。如今坐在县政府的办公室里，推开窗，能看见对面灰扑扑的县委老楼。楼下有排平房，拐过去是食堂。这些天，新班子连轴转，我几乎顿顿在食堂对付。米饭，两菜一汤，有时加个鸡腿。打菜的窗口，白雾腾腾。我端了饭，找个角落坐下。我不爱坐主位，下面的人总爱在那儿敬茶敬话。我宁愿跟小科员挤一桌，听他们抱怨房价，说孩子上学。这让我觉着脚还踩在地面上。

那天中午，会议散得晚。我走进食堂，已经没什么人了。窗口后面，一个系着蓝布围裙的女人正低头擦台子。她五十来岁，头发盘在帽子里，只露出几根花白的鬓角。我递过餐盘，说，还有饭吗？她抬头。就是这一下，我手里的餐盘差点没端住。她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细长，安静，左眼角下面有颗小痣。二十年了，我做过多少梦。梦里的她，还是三十岁的模样，站在老镇政府食堂的窗口，笑着往我碗里多舀一勺肉。而此刻，她就站在我面前。老了。可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张桂兰。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人塞了把棉絮。她看见我，也愣住了。可只是一瞬间。她低下头，拿勺子在菜盆里搅了搅，说，陈县长，今天有土豆炖牛肉。她的声音很稳，像在叫一个普通干部。我的耳朵里嗡嗡的。我把餐盘伸过去。她给我舀了菜，又打了一碗汤。然后，她转身去洗抹布，再没看我。

我端着饭，坐在空荡荡的食堂里。饭菜什么味，我一点没尝出来。我脑子里，全是二十年前的事。

那年我刚三十，在清平县最偏远的山阴乡政府当文书。家里穷，我爹死得早，我娘又有哮喘。我一个月的工资，大半寄回家。自己顿顿吃食堂最便宜的馒头白菜。有时连白菜都打不起，就端碗免费的面汤，泡上自己带的干馍。就是那时候，我认识了张桂兰。她在乡政府食堂当临时工。丈夫在煤窑上出了事，死了。她一个人带着五岁的儿子，在乡政府后头的两间破房里。她比我大五岁。可在这乡政府里，我们是两个最没根基的人。她也不爱说话。可每回我打饭，她总趁没人，给我碗里多扣一勺菜。我有时给她钱，她不要。她说，陈文书，你比我难。我那时穷得叮当响，可心气高。我觉着丢人。有一回，我把钱硬塞进她围裙兜里。她没拦，只是晚上下班，在宿舍门口等我，把钱又塞了回来。她说，你要真觉着过不去，就教我认字。我想给我儿子写个名字。我答应了。从那以后，每天晚饭后，她就来我宿舍，我教她认字。她学得慢，可认真。她写字时，头埋得很低，铅笔在纸上沙沙响。我坐在她对面，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填满了。那间屋子，昏黄的灯泡，她身上淡淡的油烟味。那是我在清平县最温暖的记忆。

后来，我开始备考省里的公务员。我白天工作，晚上复习。张桂兰知道后，从不多打扰。她只是每天给我打饭，总把唯一的荤菜拨到我碗里。我说，你呢？她说，我吃过了。我知道她没吃。我看见过她蹲在后厨，就着一碗热水，啃半张凉饼。我考了两年，没中。我灰心，想回老家。张桂兰陪我坐在乡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她说，陈卫东，你跟我不同。你有文化，你能走出去。我要是你，就再考一年。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夜色里亮晶晶的。我说，桂兰，等我走了，我回来看你。她笑了，说，别回来。这地方，没啥好。我当时不懂。后来才明白，她是不想我回头。第三年，我考上了。临走那天，她给我做了顿饺子。白菜馅，没放肉。我吃得满头大汗。她坐在对面，看着我。我说，桂兰，等我安顿下来，就给你写信。她点头。我走到乡政府门口，回头。她站在食堂门口，系着那条蓝布围裙，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她没哭。我也没哭。我以为，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可我一走，就是二十年。

我去了省城，进了机关。开始还给她写过几封信。寄到乡政府食堂。前两个月，她回了两封。信很短，说儿子上学了，说食堂换人了。再后来，我工作调动，换了地址。我给她写信，却再没收到回音。我托人打听，说我走后第二年，她就不在乡政府干了。她带着儿子，去了别处。再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家。日子忙起来，也就慢慢把这事放下了。可每年冬天，我总会梦见那间漏风的宿舍，梦见她低头写字的样子。醒过来，心里就空一块。我对我媳妇，对家庭，都问心无愧。可对张桂兰，我欠着。那点恩情，像根细刺，扎在肉里，不拔，不疼。一碰，就钻心。

现在，这根刺，就在我眼前。我坐不住了。我放下筷子，往窗口走。她还在忙活。我走到她跟前，低声说，桂兰。她停了一下，没抬头。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县里的？过得好不好？她还是不抬头，只说，陈县长，后厨还忙着。我站着没动。我说，你认识我。她终于抬起头。她的眼睛很平静，像一潭深水。她说，陈县长，全县人都认识你。我胸口像被人捶了一拳。她不再说话，端着一摞盘子往后面走。我追了两步，又停下。食堂里，几个晚来的干部在看我。我稳了稳神，转身走了。

那之后，我天天在食堂找她。她有时在，有时不在。我打听到，她叫张桂兰，去年刚到县府食堂，是临时工。她男人早死了，儿子在县里一家修理厂当机修工。她租住在城东的平房区。我还听说，她儿子叫张海洋。听到这个名字，我眼睛一热。她到底给儿子写成了名字。还是我当年教的那几个字。我想找她谈。可每次靠近，她都像个影子一样躲开。她不给我机会。我甚至去了她租的平房。门锁着。邻居说，张大姐在食堂，晚上九点才回。我站在那扇旧木门前，站了很久。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风吹起来，一角哗哗响。

后来，我让食堂主任把她叫来办公室。她来了。站在我面前，穿着那身蓝布工装，头发已经花白了。我给她倒茶。她不接。我说，桂兰，你坐。她摇头，说，陈县长，我还要回去洗菜。我火了。我拍了下桌子，说，你别一口一个陈县长！我是陈卫东！当年在乡政府，你每天给我多打一勺菜，你忘了？她抬头看我。她的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低下头，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县里不比乡里，你刚来，别让人说闲话。我一下就哑了。她转身走了。我坐在办公室里，半晌没动。我忽然明白，她不是在躲我。她是在护我。跟二十年前一样。我每一步，她都替我算着。她怕她一个食堂女工，跟新来的县长扯上关系，给我惹麻烦。她这一辈子，都在为我让路。

又过了几天，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县政府后门。等食堂下班，我截住了她。她看见我，愣了一下。我说，张桂兰，我不惊动谁。你就陪我走走。她犹豫了一下，跟着我。我们沿着后街，一直走到城墙根。天已经黑了。老城墙下，有卖烤红薯的，飘着香。我买了两个，递给她一个。她接过，没吃。我说，当年你总把肉省给我。我后来每次吃肉，都想起你。她笑了笑，说，陈卫东，你那时候，瘦得跟个竹竿一样。我说，桂兰，你后来怎么不给我回信了？她抬头看了看天，说，那几年，我自己也难。我儿子上学，我到处打零工。我居无定所，信也不知寄哪儿。再后来，想着你在大城市，日子好了。我就不打扰了。我鼻子一酸。我说，你该找我的。她摇头，说，找你干啥？让你一个省干部，来管一个食堂做饭的？我说，你是我恩人。她笑了。那笑容，像月光落在旧墙上。她说，陈卫东，你别把我想得太好。我当年帮你，也是觉着，你这人，不该在那个穷地方埋没了。我没啥文化，可我会看人。我果然没看错。我看着她，眼泪差点下来。我说，桂兰，你现在苦不苦？她说，不苦。我儿子大了，能挣钱了。我在食堂，一个月一千八，够花。我说，那怎么行？你身体不好。她说，我才五十多，哪就不好了？你别瞎操心。她说话还是那样，慢慢的，温温的。可每句都像在我心上打转。

第二天，我让秘书去了解县府食堂临时工的情况。全县像张桂兰这样的临时工，食堂、门卫、保洁，有几十个。工资低，没保险。我决定从她这里，开一个口子。我召集了几个部门负责人，定了几条：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临聘人员，签订合同，补缴社保，工资不得低于两千一。有人提醒我，财政紧。我说，财政再紧，不能紧到这些人的饭碗里。他们不是编外人员，他们是底下的手。没有手，你们这些当头的，喝凉水都喝不上。会散了，没人再说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心里稍微松了点。我想，我欠张桂兰的，还不清。可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我让食堂主任转告张桂兰，以后她每个月，能多拿几百块。她托主任回了一句话：陈县长，你是好官。我听了，笑了笑。只有我知道，这个好官，是当年一碗不要钱的菜，喂出来的。

半个月后，食堂里贴出了公告。临时工们围在墙边看。我路过时，看见张桂兰站在人群后头，脸上挂着笑。那笑，跟我二十年前离开时，她站在食堂门口的笑，一模一样。我忽然想，这世上的恩情，有些能还，有些还不了。张桂兰给我的，不是那几勺肉，是让我在最冷的年月，觉着还有人不图我什么，只想我活得好点。这比什么官位都重。我如今坐在这间办公室里，每天签文件，开会，见人。可每到中午，我还是会去食堂打饭。她看见我，照例低头打菜。有时，她会在我的餐盘边，多放一个洗净的苹果。我不说谢。她也不说。我们隔着那扇热气腾腾的窗子，像隔着二十年。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从没断过。那是一个人的良心。也是另一个人的。我常常想，这世上的官员，无论走多远，都不该忘记自己吃过的第一碗饭。那碗饭里，有最朴素的人情，最深的恩义。我不过一个普通干部，没什么大能耐。可我至少能守着这一点。守着那个在食堂里，为你多舀一勺菜的人。她是我此生的故人。也是我此生的明月。我抬头，窗外的天很蓝。我低下头，继续批文件。文件很多，可我心里，从没像现在这样清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