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父亲去省人民医院那天,正好是我升任省委书记的第十七天。那天早上,我特意换了件旧夹克,戴了顶灰扑扑的棒球帽,又给父亲套了件藏蓝色的棉袄,领子磨得发白。我跟他说:“爸,到了医院,咱不说别的,就按普通老百姓看一回病。”父亲坐在副驾驶上,浑浊的眼睛望着车窗外,半晌说:“我晓得,你刚上来,得注意影响。”我笑了笑,心里却有点发酸。我当再大的官,在他面前,永远是那个从村里走出来的孩子。他病了,我就得陪他。可父亲又说:“不过,我这胸疼,怕是等不得。”我握紧方向盘,说:“今天一定让您看上。”
父亲今年七十八,一辈子在老家种地。我当县委书记那年,接他来城里住过一阵,他待不住,又回了乡下。我工作忙,这些年陪他的时间少得可怜。前些天,老家的堂弟打电话来,说大伯胸口疼,有时候夜里疼得睡不着,去县医院查,怀疑是心绞病,建议到省城大医院做个冠脉造影。我听了,心里一沉。正好刚履新,事情千头万绪,可再忙,也得先顾着父亲。于是我跟省委办公厅请了一天假,没让秘书跟着,自己开车带父亲来医院。
省人民医院人多得吓人。挂号大厅里乌压压一片,排队的人从窗口一直排到门口。我没有用关系,就让父亲坐在椅子上等着,我去排队。排了将近四十分钟,挂上了心内科专家号。专家号十九块五。我拿着号,搀着父亲上到三楼。走廊里更是水泄不通,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味和人的汗味。父亲走几步就喘,我让他在候诊区坐下。我抬头看了看叫号屏,前面还有二十三个人。
从上午九点等到中午十二点,终于叫到我们。我搀着父亲进了诊室。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专家,姓孙,胸牌上写着“心内科主任医师”。她正低头看手机,见我们进来,没抬头,只说了句:“坐。”我扶父亲坐下,把县医院的检查单和病历递过去。孙专家翻了翻,皱起眉头:“你这个情况,得做冠脉造影。但我们医院的造影排到两个月以后了。你先把押金交了,回去等通知。”父亲一听,急着说:“医生,我胸口疼得厉害,夜里睡不着,等不得啊。”孙专家眼皮都没抬:“那你去别的医院看看。我们这里病人太多,不能插队。”我站在旁边,说:“医生,我父亲年纪大了,能不能加个号?或者先开点药缓解一下?”孙专家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旧夹克和棒球帽上扫了扫,嘴角往下撇了撇:“加号?都加号,医院不乱套了?药可以开,但造影必须排队。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总觉得自己特殊。”父亲被她说得脸上一红,低下头去,像做了错事。我压着火,说:“我们不是要特殊,是确实病情急。您看能不能先给做个心电图?”孙专家不耐烦地摆摆手:“心电图做不做都行,关键是造影。没床位就是没床位。你嫌慢,去别家。”说完,她冲门外喊:“下一个!”
我站在那里,胸口像被人打了一拳。父亲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说:“算了,我们回去吧。我吃两片止痛片,能扛。”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心里又痛又愧。我陈建国干到省委书记,管着几千万人的事,却让老父亲在专家面前低头挨训。我不怪父亲,我只怪自己。我忽然觉得,再大的官,在有些冷脸面前,也是空的。
我正想再争取一句,诊室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急匆匆走进来,额头上全是汗,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脸上。他愣了一秒,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脚跟一软,差点没站稳。他张了张嘴,声音发抖:“陈……陈书记?您怎么在这儿?”我看了他一眼,不认识。他赶紧自我介绍:“我是省人民医院院长刘广志。刚才在楼下,看见您从车里下来,我不敢确定,又调了监控。真是您!”他说话时,手在裤缝上搓来搓去。那位孙专家已经站了起来,手里的笔掉在地上,脸白得像纸。
刘院长转过身,压着嗓子对孙专家说:“这是省委陈书记。你怎么跟书记讲话的?”孙专家嘴唇哆嗦,眼泪都快下来了:“院长,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摆摆手:“别怪她。是我没亮身份。我今天就是陪父亲来看病。这位孙医生按规矩办事,说造影要排队。只是我父亲病急,等不了两个月。你们看看,能不能按正常流程,给安排一个床位?”刘院长连声说:“能,能!马上安排!我们特需病房还有床,我亲自协调。”我说:“不用特需。普通病房就行。按规矩来,该办什么手续就办什么。”刘院长擦着汗:“是是,我这就安排。您和老爷子先到我办公室歇会儿。”我转头对孙专家说:“孙医生,刚才你说得对,不能都加号。但对待老年病人,是不是能稍微多一点耐心?谁家的老人都有不舒服的时候。”孙专家红着眼,连连点头。
刘院长一路小跑着安排。他执意要请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我谢绝了,只坐在候诊区等。父亲坐在我旁边,小声说:“建儿,你刚才那样,是不是把人家院长吓着了?”我笑了笑:“吓不着,他那是紧张。”父亲叹了口气:“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让你来了。你刚当那么大的官,陪我来看病,传出去像什么。”我拍拍他干枯的手背:“爸,我是您儿子。儿子陪老子看病,天经地义。再说了,当官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看病不再这么难吗?今天要不是您来,我还不知道,省里最好的医院,专家对病人是这个态度。”父亲没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后,刘院长亲自来请。他告诉我们,床位已经协调好了,心内科现在就去办住院。我说:“刘院长,别因为我坏了规矩。前面还有人排队,你们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刘院长忙说:“陈书记,您放心,床位是刚腾出来的,不是挤占别人的。我按正常流程走的住院手续。”我点点头,扶着父亲去了病房。普通病房,四人间,条件一般,但收拾得干净。父亲躺下后,护士来量血压、做心电图。我站在床边,看着父亲松弛的皮肤和凸起的青筋,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我陈建国这些年,从乡镇一路走到省委,管过的事不少,可自己的父亲,却在老家胸口疼了半个月,没人带他好好看一次病。我算什么儿子?
冠脉造影安排在了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假,一直在医院陪着。做造影前,孙专家来到病房,眼睛红红地,想要跟我道歉。我让她坐。她站在那儿,小声说:“陈书记,昨天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那个态度。有些病人确实等得太久,我脾气急了。”我说:“孙医生,你不用为昨天的事道歉。我理解你们的辛苦。但你要知道,来你们医院的,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他们没有省委书记陪着,没人替他们说话。他们要是遇到你那个态度,心里该多委屈?医疗资源紧张,不是你们对病人冷脸的理由。我希望,以后你对我父亲是什么态度,对别的老人就是什么态度。”孙专家咬了咬嘴唇,点头:“我记住了。”
造影结果很快出来。父亲的冠状动脉有一支堵塞了百分之八十五,需要放支架。刘院长又来了,说已经请了全院最好的心内科主任亲自主刀。我点头,没再提任何要求。手术那天,我站在导管室外面,像所有病人家属一样,抬头看那盏亮着的灯。走廊里,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他们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走动,有的双手合十。那一刻,我不是什么省委书记,就是一个担心父亲的儿子。我忽然觉得,这间走廊,才是人间最真实的地方。在这里,权力再大,也不能替你父亲疼。
手术很顺利。一个支架放进去,父亲胸口松快了许多。他回到病房,拉着我的手,说:“建儿,这下好了,不疼了。你忙你的去吧,别耽误了工作。”我鼻子一酸,说:“爸,您好好养着。我下午再走。”我在病房陪到下午三点,跟医生护士一一道谢。刘院长非要送我,我摆摆手:“不用送。你回吧。我父亲在这里,还要麻烦你们多费心。”刘院长说:“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照顾好老爷子。”我看了他一眼,说:“刘院长,我给你提个醒。今天的事,不要搞特殊。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病人。他的住院费、手术费,一分钱不能少。还有,从明天起,你亲自去门诊体验一天。你告诉我,老百姓看病到底难不难。”刘院长脸色一凛,连连点头。
从医院出来,我坐在车里,半天没发动引擎。我望着医院门口进出的人群,他们脸上写满了焦急、疲惫、期盼。我忽然想起父亲在诊室里低着头的样子,想起孙专家那句“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我陈建国一路走来,自问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百姓。可今天,我差点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不是我没能力帮他,而是我太想低调,太想不搞特殊,反而让他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受了本不该受的委屈。好在,一切还不晚。
第二天,我回到省委。我没有提医院的事。但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了一条:领导干部要定期以普通群众身份,去体验一次看病、上学、办事。我告诉他们,不要提前打招呼,不要带随从。只有你把自己放低了,你才能看见高高在上时看不见的东西。会场上,有人若有所思,有人低头记录。我知道,改变不容易。但总得有人先走一步。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每天傍晚给他打电话,问他吃得好不好,胸口还疼不疼。他说:“好得很,护士天天来问。同屋的病友都说,我有个孝顺儿子。”我笑:“那您就多住几天,把身体养利索。”父亲说:“不住了,不住了,医院的床,哪有家里的炕舒服。等我好了,还要回老家种菜。”我拿着手机,心里又暖又涩。我知道,父亲永远都是那个在黄土里刨食的农民。他不需要我给他特权,他只需要我偶尔能像今天这样,陪他看一次病。
半个月后,我派人去了解省人民医院的门诊整改情况。听说刘院长真去门诊坐了一天诊,回来把门诊流程改了几条,增设了老年患者绿色通道,还在候诊区加了饮水机和轮椅。我不知道这些能坚持多久,但至少是个开始。那位孙专家,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把那天的事讲给了同事听,大家都沉默了很久。她还说,她现在看病人,会尽量把语速放慢一点,多问一句。我回信只有八个字:医者仁心,常怀敬畏。
这件事,我没有跟太多人讲过。但今天写出来,是想告诉看到这个故事的人:我们这一生,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来处。我当再大的官,也是我父亲的儿子。而我的父亲,和所有普通人的父亲一样,会在某个清晨,因为胸口疼得受不了,而被儿子搀进医院。如果那天,我没有陪他去,他会不会一直等到两个月后?我不敢想。人老了,等不得。而我们做儿女的,更不能等。
窗外的梧桐又发芽了。父亲打电话来,说老家的菜地绿了一片。我握着电话,忽然觉得,这世上的事,不管多复杂,都该像这春天一样,该发芽时发芽,该长叶时长叶。我陈建国,当官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更多的父亲,能在这片土地上,安安心心地老去。而我的父亲,我会陪着他,像他当年牵着我一样,一步一步,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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