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济南党家庄的开山上，一架邮政飞机撞进了山崖，机身起火。机上那位唯一的乘客，是三十五岁的徐志摩。

消息传到浙江海宁，传到袁花镇查家那座叫"赫山房"的老宅里时，七岁的查良镛正在书房里翻书。他还太小，小到对这位大自己二十七岁的表兄，印象更多是父亲查枢卿挂在嘴边的那句"你大了也去剑桥念书，念个学位"。父母总拿这位表哥来激励他，说他表兄如何了得，如何名满天下。孩子嘛，被拿来比较，心里难免有点不自在，加上长辈们私下里对徐志摩抛妻再娶的那些风月事颇有微词，所以这位表兄在他心里，更多是大人世界里一个响亮但遥远的名字。

可亲缘摆在那里，礼数不能不到。

查家接到讣告，面临一个微妙的问题。查良镛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堂妹，也就是说，徐申如是查良镛的舅舅。而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辈分又比徐志摩高一辈。这下麻烦了——查枢卿要是亲自去吊唁，论辈分他是长辈，可徐家有钱有势，这么一去，外人看来倒像是查家在巴结。不去吧，又于礼不合。

查家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派家里年纪最小的查良镛去。一来孩子小，辈分那层尴尬自然就消了；二来徐家总不至于跟个孩子计较。

第二年春天，徐志摩的灵柩从济南运回海宁硖石安葬。查良镛跟着家里的长工，乘船沿着水路，来到了硖石镇上那座赫赫有名的徐家大院。

他踏进徐家大门的那一刻，一个七岁孩子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徐家不是普通的富。徐申如老先生是硖石商会会长，手里握着酱园、钱庄、丝绸庄，在硖石当地号称"徐半城"，是实打实的硖石首富。徐志摩的葬礼，徐家办得极尽体面，灵堂里烛火摇曳，宾客络绎不绝，蔡元培等文坛名流都亲临硖石参加葬礼。

查良镛在灵位前规规矩矩跪下磕头。按礼数，徐申如朝他郑重一揖答谢，徐志摩的儿子则跪在地上磕头回礼。一个七岁的孩子，被这样一番郑重其事地对待，心里既新鲜又有些惶然。

接下来的那一幕，深深烙进了他的记忆。

丧礼过后开席，徐家竟然给这个查家派来的小小孩童，单独开了一桌酒席。他一个人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佳肴，菜肴的规格和别的宾客毫无二致。两个男仆分立两侧，一个斟酒，一个布菜。查良镛不会喝酒，只敢象征性地抿一口，杯子转眼又被斟满。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人独享一整桌酒席。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下当时的感受："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

吃完饭，徐申如亲自把他送到大门外，吩咐用徐家自己的大船——在江南水乡，自家有船就如同别人家有汽车一样，是实打实财力象征——连船夫带男仆，一路把他送回二十七里外的袁花镇查家，还向查良镛的父母呈上礼物道谢。

查良镛回到家，撂下一句话："徐家真是大户人家！"

这句话，从一个七岁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稚气，却又精准得惊人。

很多年后，当查良镛已经成为名满天下的金庸，回想起这一次徐家之行，他用了更沉稳的语气总结："我妈妈是他的姑母，他父亲比我妈妈年纪大很多，是我的老舅舅。我的父亲是他的长辈，但是他家里有钱有势。"末了，他补了一句："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

一句"到此为止"，说得轻巧，却藏着那个七岁孩子在徐家大船上悟出的道理：这世上的体面，是要靠真金白银撑起来的。徐家能让一个来吊丧的孩童独享一桌酒席，能让男仆斟酒布菜，能用自家大船送客二十七里水路，这不是做作，是几代人攒下的底气，是"大户人家"四个字最朴素的注脚。

有意思的是，查家其实也不是小门小户。海宁查家，"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康熙亲口夸过"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到金庸父亲查枢卿这一辈，仍有良田三千六百多亩，镇上还有钱庄、米行、酱园。可查家是书香门第，讲究的是"诗礼传家"；徐家是商贾巨富，信奉的是"银钱铺路"。两种体面，两种气派。

七岁的查良镛或许还不懂这些门道，但他那双眼睛，把徐家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灵堂的烛火、宾客的阵容、那一桌热气腾腾的酒席、男仆斟酒的动作、大船破浪而行时溅起的水花。所有这些画面，连同"大户人家"这四个字，一起被他存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几十年后，当金庸提笔写《书剑恩仇录》，写《天龙八部》，写那些钟鸣鼎食的武林世家、那些谈笑间挥金如土的江湖豪客时，他笔下的大户气象，那份从容，那份排场，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体面——很难说，没有当年那个七岁孩童在徐家大船上领略过的风光。

徐志摩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诗人最后的浪漫。而他那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表弟，在徐家的酒席前坐了一个时辰，吃掉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桌菜。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在于：真正记住这场葬礼排场的，不是那些文坛巨擘，而是一个七岁的孩子。也正是这个孩子，日后用笔下的江湖，让"大户人家"这四个字，在另一种语境里，活了一回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