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31日晚9时，一位北方农村老太太被人杀死在天津市静海县（现为天津市静海区）家中。她叫赵王氏，八十五岁高龄，身材干瘦矮小，穿一件破旧的家做大襟青布棉袄，一双人为的畸形小脚是妇女们被摧残历史的见证。灰白色的头发稀疏零乱，露出紫铜色头皮。她孤身一人，是静海县府君庙黄家营的一位五保户。在壮劳力充实的农户也只能勉强糊口的年月，五保还能保出富足来吗？她住着祖辈沿袭下来的破旧得令人生畏的两间土坯房。
她是在和罪犯厮打纠缠中，被罪犯从炕上拖至地下，被人用钝器打击头部致昏后又搬回到炕上的。房梁上吊着一只灯泡，灯泡离地面两米来高，灯泡已被打碎，灯绳被拽断。凶残的罪犯用灯绳勒缠在老太太的脖颈上，老太太是被勒窒息死亡的。
一个由市公安局五处(刑事案件侦查处的称谓）王副处长率领的大案队，包括一名队长和数名技术侦查员、多名刑侦人员，再加上静海县公安局郭局长、主管副局长，多名县局刑警队队员，不下十五六名的专案队伍不分昼夜地工作了近十天，把府君庙黄家营村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一件有用的线索。无奈之下，根据现场提取的案犯指纹，决定采集全村的成年人指纹进行比对，就连到大港油田做搬运工的人都没放过。
工夫可谓下得不小，到头却是一场惘然。现场留下一根178厘米长、4厘米见方的木棍，是赵王氏家平日用来顶门用的顶门杠，上面粘有毛发和血迹。很显然，这是案犯就地取材，使用过的凶器。地面上有用这根顶门杠戳击时留下的多处凹形痕迹。
一位穷得叮当响、老得迎风掉渣的老太太没能自行耗到灯干油尽、寿终正寝，而是死于非命。可悲，可叹！
仇杀？纯属胡扯！奸杀，更是不着边际！图财害命？就凭床上那床破被?灶上那口旧锅？墙旮旯那半口袋粮食？况且，它们依然还在！
侦查员们聚集在生产队办公室里，望着那根木棍，议论一阵，抽一阵烟。队长还有治保主任已经搜肠刮肚地把有关赵王氏的身世、情况做了详尽到无法再详尽的说明。
老太太没有直系亲属，也没有往来过密的亲戚。有几房远亲基本没什么来往，逢年过节来看看，帮助老太太拾掇拾掇屋子，纯属道义驱使。老太太一辈子谈不上得罪过谁，更不要说仇人。队干部们出于传统美德没有忘记和抛弃她。逢年过节队里给她补助一二十元钱。说是救济，其实是救急。平日里也有好心人不断给她送口吃的。怜老惜幼之心，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侦查员们无法从中找出杀人动机，也就无法确定侦查方向，只有闷闷地吸烟。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死气沉沉，大眼瞪小眼。
一连十几天过去了，该做的都做了，依然是一筹莫展。收兵回营，显然是不成的。
县局郭局长中等个头，长方脸，浓眉大眼，人不仅长得英俊，心路也很精明。加之他是刑侦出身，侦破过不少案件，难免流露出一些傲气。按照分工，重大杀人案件是五处主管案件，十余天过去了，不见眉目。郭局长夹枪带棒、话中带刺地嘱咐静海县公安局的同志们：“好好向五处的老大哥们学习，看人家是怎么破案的！”
王副处长听着不是滋味，脸红一阵白一阵地苦笑。经研究，决定给总负责重大案件的贾三立副处长打个电话，请他来“会会诊”。
贾三立接到电话，驱车直奔府君庙黄家营。他走下车，“嘭”地将车门关上。他用力很猛，憋着一肚子火，脸阴沉沉的，像天空阴云密布。大家默不作声地将他迎进屋。队长忙从来送水的小社员刘云喜手中接过壶给贾处长斟上。
“怎么回事？”半天他才老大不高兴地问。他的目光审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面对他发火，谁也没吭声。因为面对这起杀人案，谁也拿不出办法来，眼睁睁没理。
“听说你们搞全村按指纹。胡闹！违反政策！不像话！”
“不是没有办法嘛！”不知谁咕哝了一句。
贾三立瞪了那人一眼，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见没人能说出是怎么回事，贾三立便翻阅起现场勘查材料。中间穿插提了一些问题：
“被害人被打伤几处？”
“五处，都在头部。”
“伤害程度？”
“皮肉创，没有骨折，更谈不上塌陷。”
“一处也没有？”
“一处也没有。”
“致命伤……”
“勒脖颈，窒息死亡。”
“走，到现场去看看！”
贾三立个头高，步幅大，人们在他身后紧追紧赶。
赵王氏家的院门只有门框，没有门，进进出出很方便。案犯可以大摇大摆地进来，也可以偷偷摸摸地出去，畅通无阻。推开两扇虚掩的、满目疮痍的屋门，一股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虽然是大白天，由于天空浓云密布，加上窗上糊着黑糊糊的纸，屋内光线极差。贾三立进屋后瞪着两眼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一下，又让人把门窗全部敞开，才总算看清了屋内的情景：
右面一扇门后是锅灶，灶旁还堆放着烧剩下的玉米秸秆。锅上盖着高粱秆扎的锅盖，上面放着一把边口残缺的葫芦制的水瓢。左扇门后放了半袋玉米，还有一瓦罐玉米面。迎面顺墙放着一把原木原色、裂纹纵横的长条木凳。墙上挂着几束玉米穗和几串干豆角，还有几团乱麻绳。这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不曾被人动过。
“把里屋的窗户也打开。”随着贾三立的一声吩咐，一名侦查员忙钻进里屋去开窗户。另一名侦查员撩开挂在门口的棉门帘。贾三立不得不低着头弯着腰跨步走进里屋。右边是一铺土坯通炕，迎门靠墙是一个躺柜。柜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纸盒、玻璃瓶，还有一个权当梳妆盒的白碴木盒。炕对面有张古旧方桌，两旁各放一把式样古老的黑黢黢的木椅。
炕上有技术员勘查现场时依照赵王氏躺过的位置画的粉笔印。从所画的印迹轮廓，能判断出赵王氏是一位极瘦弱的老太太。
“你们说案犯是从炕上把老太太拖到地上打死的，有这个必要吗？在炕上打死还不是一样！”
“可是，痕迹告诉我们是这样的！”
“痕迹告诉你们是案犯主动往下拖她的吗？”
“这……”
“你们说找不到杀人动机，怎么会呢？”贾三立不满地说。
“眼睁睁……”别人不敢说话，王副处长冒出半句话被贾三立堵了回去：“眼睛都是一对对瞎窟窿！”贾三立不顾情面，挖苦说。他走到迎面躺柜前，小心翼翼地摆弄起那些玻璃瓶子、纸盒。最引起他注意和警觉的是那个梳妆盒，像通常一样，里面放着梳子、篦子。所不同的是，赵王氏的梳妆盒里还放着一些有用和没用的票据，还有几张毛票和几枚硬币。贾三立没回身，问了一句：“队长来了吗？”
大案队长以为叫自己，赶忙答道：“我在这儿。”
贾三立伸手把他拨拉开：“一边去！我问生产队长来了吗？”
生产队长趋步上前。“我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老太太平时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党有政策。她是五保户，按照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队里对她照顾，到时送米送面……”
“逢年过节，补助些钱吗？”
“补……春节前给她补了二十元救济款，还有一丈三尺布票。”
“年货呢？”
“给她足足弄了一份：鸡，鱼，肉……”
“这么说补助的钱她花不着。”
“老太太是个过细日子的人，从不乱花钱。”
“救济款和布票是队里派人送来的，还是她到队里领的？”
“她从队部门口过。是我把她叫进队部，顺便领回来的。”
“她取钱时有人看见或事后有人知道吗？”
“这？我记得当时只有我和会计在。”
“她领钱后，当时把钱放在什么地方了？”
“开始她在手里攥着。她走出队部屋门时，我在身后嘱咐了她一句：把钱放好，别丢了！我见她哆哆嗦嗦地撩开衣襟往口袋里放。”
“钱呢？你们勘查时，从衣袋里发现钱了吗？”
“任嘛儿没有！”
“找，找那二十元钱，还有布票！”
大家七手八脚地忙乱起来：炕席下，被褥下，瓶瓶罐罐，翻了个底朝天，连点影子都没有。
“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二十元钱和一丈三尺布票上！”贾三立摸着下巴说，“图财害命，这就是杀人动机。”
“为二十元钱，还有那点布票？”王副处长不理解，从口气上流露出对贾三立的推断不认可，不服气。
“你看不上那二十块钱，有人看得上。这就是案件的特殊情况所在：案犯事先知道赵王氏领了二十元救济金，而且熟悉老太太存放钱物的地方。案犯偷偷从这个梳妆盒里把钱和布票拿到手，悄悄溜出屋时，不料被正在睡觉的老太太发现。老太太没来得及起身就顺手抓住了那个人的衣服。那人肯定和老太太非常熟，怕被认出来，急着挣脱逃跑，无奈老太太很固执，死死拽着他衣服不撒手。这样，连拖带拽，老太太被拖下炕。案犯无法摆脱，顺手抄起了那根棍子，猛击老太太的头部……还用棍子戳，戳不准，戳在地上。你们勘查材料里说地上有棍子戳出的痕迹，就是这么来的。”贾三立说着，抬头看看吊在炕沿上方的那个破灯口。
“知道她领救济款的只有我和会计。难道我们会为二十元钱丧尽天良，抢她的钱，还把她打死？”队长显然沉不住气了，忙为自己辩解。
贾三立瞧了瞧体壮如牛的队长，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不要着急，没人怀疑你伤天害理。”
“可是，会计也不会干！”队长又为会计辩解。
“那可不一定，如果他是个少年，而且缺条胳膊的话。”贾三立说。
“这怎么会呢！我们队的会计是个比我还棒的小伙子。”
“案犯是个少年，而且是个残疾人，少只胳膊。”贾三立断言说。
“唏，笑话。”王副处长冷笑一声，“一只胳膊，怎么把老太太搬上炕？一只胳膊就肯定是一只手，怎么把绳子勒缠在老太太脖子上？还系了个死扣！”
贾三立不屑地瞅了王副处长一眼，拿起那根顶门杠，用一只手攥住，把一端夹在腋下，举在空中往下砸。当顶门杠下落到一定高度时，因夹在腋下的一端被绊住，顶门杠下落速度减慢且无力。
演示到此，贾三立环视了大家一眼，最后把目光停在不服气的王副处长脸上，说：“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太太，头部多处遭棍击，却没有一处骨碎骨折形成，这不符合常情，因为老年人骨质中石膏质沉积多，稍遇撞击，就难免碎裂。可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说明案犯操棍力量不大，再加操棍姿势——杠杆作用，支点受到胳肢窝的限制，所以我判断是一个独臂人干的！”
大家像听故事一样敛声屏气的听着，有的颔首称许，也有的默默摇头不太认可。县局郭局长不动声色。
王副处长带领众人不分昼夜在村里滚了十余天，毫无头绪。怎么着?贾三立一来，分析出个缺胳膊的残疾人？不服，不可信！他摇着头说：“一只胳膊，怎么把老太太搬上炕？”
贾三立针对王副处长的问题说：“把一个不足35公斤的干瘦老太太搬上炕，费不了多大劲……”说着，一只手作从地上提物状，一条腿往炕上拱。“这不很容易解决的事吗！”
“一只手，那老太太脖子上的绳扣怎么系的？”王副处长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贾三立对这个问题像是早有准备，他让一名侦查员找来一根绳子，顺手拿过一个替代物，权当是老太太的脖颈。用牙咬住绳子一端，一只手拽住绳子另一端往替代物上缠，最后栓了一个扣。贾三立抖动着用牙咬住过的那段绳子头对技术员说：“你拍照的现场照片我反复看过，勒在老太太脖子上的绳子扣一头长，一头短。长的一头是用牙咬住的一头，嘴离脖子远形成的。”点头的不再点头，摇头的不再摇头，在场的人都听愣了神。
“村里有这样一个人吗，缺一条胳膊的？”贾三立问队长。
“有。就是刚才在队部给我们送水的人。”
“他平日里嘴馋手懒对不对？”
“可不，学，不愿上；活，不愿干。”
“他常去队部吗？”
“有时送送水。我们也支使他干些杂活。”
“他很可能知道赵王氏领救济金的事。”
“太有可能了。这种事又不保密。”
“对他重点审查！”
大家对贾处长的分析判断无不佩服，但还是有点想不明白。
大家随他在屋里院里又查看了一遍，终于有人忍不住问：“贾副处长，您能不能谈谈您判断案犯是个少年的依据是什么？”
“案犯没拿走粮食、衣物等生活用品，甚至连那些东西动都没动，看也没看，说明案犯是个不当家、不主事，只是手中缺钱花，可是嘴又馋的顽劣少年。”
大家无话可说了。这时，侦查队伍观点统一起来了，一起去审查那位独臂少年。
刘云喜，十六岁，村里唯一的独臂少年。当初，考虑他年岁小，又是个残疾人，根本没把他纳入视线，也没必要提取他的指纹。
“这小子别看岁数小，坏心眼可不少，爱贪小便宜。”队长评价说。
“赵奶奶家他去过。队长你怎么忘了，春节前两天他还到赵奶奶家偷过吃的。”会计提醒说。
没有人能证明发案时刘云喜在什么地方。
也有人说风凉话：“公安局真有意思：逮不着大人逮小孩，找不出囫囵个儿的，找缺胳膊少腿的！”
风凉话归风凉话，刘云喜时常穿在身上的绿褂子和劳动布裤子发案后没人见他再穿过。
传讯和搜查是同时进行的。很快找到了刘云喜藏起来的绿褂子和劳动布裤子，上面沾满了赵王氏的血迹。
刘云喜坐在审讯人员面前，梗着脖子，脑袋歪向一边。那只空袖筒毫无生气地耷拉在身子一侧。
他小小年纪，抢劫杀人，胆大包天。罪行一旦暴露，也和成年罪犯一样，懂得顽抗。他陵睁着眼，连瞅都不瞅审讯人员一眼。他装聋作哑，缄口不语，薄薄的嘴唇抿得很紧很死。
“把鞋脱下来！”审讯人员命令他。
他身子微微抖了一下，但没动身。
一位侦查员上前扒下他的鞋，鞋窠里藏着被他踩得皱皱巴巴的二十元钱，还有一丈三尺布票。
等刘云喜情绪稳定下来，负责审讯的侦查员让他重复一下作案过程。结果和贾三立推断演示的作案过程分毫不差。
不久后，独臂少年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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