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云南省第一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四十一岁的民警杜培武正在写一封遗书。两年前，他因"杀害"妻子王晓湘和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判处死刑，虽经上诉改判死缓，但二十六个月的非人折磨已让他心灰意冷。
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落网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他绝不会想到，就在他写下这行字的时候，那个真正夺走两条人命、并让他蒙冤入狱的恶魔，正在昆明城郊的某个角落里，筹划着下一场杀戮。
这个恶魔名叫杨天勇，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将这个身高一米八、曾在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穿制服的铁路民警，与那个在三年间连夺十九条人命、将受害者肢解烹煮喂猪喂狗的"杀人魔王"联系起来。
杨天勇1959年出生于云南楚雄，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部队待了三年，练就了一手娴熟的枪法。退伍后，他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局公安分局东站派出所，成了一名铁路警察。然而这个本该守护一方平安的铁路警察，骨子里却藏着与制服极不相称的暴戾与贪婪。他在单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长期旷工，领导欲将他调去看守所，他顶着不去，单位最终将他辞退。
正是这次辞退，彻底撕开了他人性的遮羞布。
被开除后的杨天勇心生怨怼，他没有选择重新做人，而是决定与整个社会为敌。
他的犯罪之路，始于一个从东北逃回来的发小。1994年，杨天勇的小学同学肖林因在黑龙江佳木斯诈骗一百万元而潜逃回云南。肖林找到杨天勇，两人把酒言欢，肖林甚至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诈骗罪行，以此试探这位警察同学的底线。杨天勇听完，没有报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喝酒。
从那天起，两个"品性相投"的人便成天混在一起，开始了他们的罪恶勾连。1995年初，肖林在昆明空军医院住院期间，结识了老乡滕典东，当时肖林伪造了少校军官身份，与当过兵的滕典东一见如故，迅速将其拉入伙中。
1995年四五月份，杨天勇专程前往平远街非法购枪。1997年初，肖林陆续招揽了亲弟弟肖力、柴国利、左曙光，杨天勇叫上同乡杨明才，一个七人犯罪团伙正式成型，他们将抢劫机动车、杀人越货定为核心目标。
这个团伙有着极其严密的组织性和专业化特征，而这一切的核心，正是杨天勇那段短暂的从警经历。他把团伙称为"公司"，把杀人抢车称为"活动"，每次"活动"所得，扣除百分之二十作为"活动成本"，其余按档次分配。
1997年底，杨天勇、肖林召集全部成员在车站候车室召开秘密会议，开展心理洗脑、制定作案分工、规范犯罪流程。会后，杨天勇为成员配发制式警服、执勤袖标、武装带、手枪等全套装备，让成员穿戴整齐在公路上模拟执勤拦车，反复演练执法姿态。
因杨明才外貌粗糙、形象不符军警身份，专门负责窝点值守和后勤。经过反复训练，团伙成员拦车敬礼、盘问检查的姿态极度标准，足以以假乱真。为了让手下彻底泯灭人性，杨天勇还多次带他们前往昆明火化场，近距离观看遗体火化全过程，刻意锤炼众人的冷血心理。
他们的作案手段之残忍，在建国以来云南刑侦史上都极为罕见。团伙在昆明东郊和西郊租了三处养殖场，远离市区、人迹罕至，场内常年饲养着十余条狼犬和生猪，肖林还养了一群鸽子。
这三处"养殖场"实则是他们的"杀人炼狱"。
1999年3月6日深夜，杨天勇带领杨明才、滕典东、左曙光身着警服，携带七七式手枪和手铐，在昆明关上区域拦下一辆尼桑公爵王轿车，将车内男女吴峰、耿琼仙铐走。在昆明东郊阿拉乡大麻苴村的炸药仓库里，杨明才对耿琼仙实施了性侵，随后二人联手将两人杀害。次日清晨，杨天勇亲自持砍刀、斧头将两具尸体逐一肢解，杨明才负责将尸块放入锅中烹煮，处理后的残渣碎肉全部存入冰箱，分批投喂场内的猪犬，直至两周后才处理完毕。
在他们杀害的十九人中，有十一人惨遭如此毁尸灭迹，连骨头都没剩下。
杨天勇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职业癖好"——每次挟持人质后，他都会亲自开展讯问、制作规范的讯问笔录，甚至逼迫受害者签字确认。他窝点的保险柜中，整齐存放着一摞摞完整的讯问笔录。
被杨天勇亲自讯问并制作笔录后残忍杀害的受害者共有六人，其中包括新平县政府司机刀国兴、商人李双全、云南汇天装饰公司总经理李亚鹏、商人王春所、民警朱昆和退伍军人王元福。
在庭审中，杨天勇供述此举是为了伪造合规流程、规避警方打击；肖林则交代，真实目的是借机搜集公职人员和商人的信息，妄图掌控"社会情况"，为长期犯罪铺路。
1998年4月20日晚，这个团伙犯下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命案，也间接制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起标志性冤案。
当晚八时许，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三人身着警服，携带五四式手枪和两副手铐，驾车来到昆明海埂，发现一辆昌河面包车停在路边。
杨天勇用手电照了照车内，敲开车窗说："我们是公安局缉毒队的，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请你们出示证件接受检查。"
车内的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说："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话音刚落，杨明才和滕典东便伸手要铐车内的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和王晓湘。王晓湘不让，要求杨天勇出示证件，并说要等打电话给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未等她拨出电话，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强行将二人铐在车上，抢了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杨天勇用刚抢来的枪将二人射倒，杨明才又持扳手朝二人头上各击两下，确认死亡后扬长而去。
案发后，昆明警方成立专案组侦破。由于现场线索缺失、凶手反侦察能力极强，案件陷入僵局。办案人员主观臆断，认定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怀疑妻子与王俊波存在不正当关系而心生怨恨、蓄意报复杀人。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杜培武坚决否认，当庭上诉，称自己从未参与杀人，有罪口供系刑讯逼供所得。1999年10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发现案件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撤销一审死刑量刑，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侥幸保全性命，含冤入狱，直到2000年6月杨天勇犯罪团伙落网，主动供述该起命案真相，这起尘封两年的冤案才得以昭雪。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
杨天勇团伙的覆灭，始于一部手机的意外"出声"。
2000年4月23日，昆明商人王春所驾车外出后神秘失踪，人和车再无音讯。警方对王春所失踪时携带的手机进行严密监控，尽管手机一直关机，但警方从未放松。
6月14日，这部沉寂多时的手机终于开机了，而且正在通话。警方迅速判明位置，紧急出动，在昆明一家典当行将正在出售手机的柴国利及其姘妇张卫华当场抓获。
柴国利初审时谎称手机是买的，但警方没有放弃，讯问人员分成两组，一组继续审问柴国利，一组带张卫华搜查其住处，最终搜出被害人的随车充电器等物品，以及写有"吴峰"名字的电话本，与之前的案件线索相关联。
柴国利最终交代出以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劫车犯罪团伙。
昆明市公安局当即成立专项指挥部，调集三百五十名警力组成五个抓捕小组，奔赴多地开展千里追逃。
抓捕杨天勇时，警方考虑到他手上有枪且心狠手辣，出动了上百警力，但抓捕极为顺利，杨天勇未作抵抗。他后来对同伙说："抵抗是没有用的，我当过警察，这个我知道。"
6月18日，昆明至北京的62次列车乘警接到通知，车上可能有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佳木斯人，名肖力，带妻儿及一名五岁男孩，有枪。
19日凌晨，乘警在7号车厢6号下铺发现肖力，中午以查票为名查验身份证后，两名乘警突然扑了上去。肖力未作任何反抗，平静地说："我和你们走，跟你们说。"
车快到昆明时，肖力的妻子上前用湿毛巾为其擦脸，肖力突然觉得伤感，止不住落下泪来。
历经五十九小时连续作战，七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2000年10月18日至2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旁听席上坐满了各界人士和受害者家属，一位老太太哽咽着说不出话，她爱人和儿子全部死于这个团伙。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长达十六页，一桩桩血案被揭开。当公诉机关出示从犯罪嫌疑人住处获得的各类枪支弹药，并展示肢解人体的现场情景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惊讶和憎恶的嘘声。
杨天勇从一开始就拒绝请律师，对所犯罪行从不辩护，多次公开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置。当公诉人问到案情细节时，他回答："太多了，记不得了。"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他说要对受害者亲属表示歉意，希望法庭"早判早了早上路"，到另一个世界去见那些被他害死的人。
2000年10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杨天勇、肖林、杨明才、滕典东、肖力、左曙光、柴国利七名主犯全部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杨天勇、肖林、滕典东、左曙光服从判决未上诉，杨明才、肖力、柴国利上诉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2000年11月17日上午，昆明市在昆明体育场举行公判大会，两万名市民参加。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场宣布，对七名主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现场两万名观众立即起立，对法院判决报以热烈的掌声。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悬在昆明人心头的一片乌云终于散去，而杜培武在狱中写下的那句悲怆的预言，也终于成为了历史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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