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劳动经济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张丹丹教授在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丹丹教授大概没想到，自己看似“理性客观”的论述，会引发网友如此的反感。
完整听完她的话，第一感觉是她试图用学术框架“重新定义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然而，当这段对话脱离学术讨论语境、没有前提条件，直接面对社会公众时，难免令人错愕，更有一种令人不适的阶层断裂（如网友评论“何不食肉糜”）和学术话语失范。
张教授的“另一面”：社保改革的呼吁者
评论张教授此次论述之前，必须承认她过去的观点并非如此。2025年3月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她曾明确提出多项具有现实价值的政策建议：社保制度需突破传统模式，探索“非捆绑式”参保方案；要求平台与外包公司共同承担社保缴纳责任；推进社保与户籍脱钩；建议政府为灵活就业者提供阶梯式社保补贴。2026年6月的第一财经的专访中，她强调“一定要做好社保兜底”，并重点关注零工群体的过度工作问题。
这些观点显示，张教授对灵活就业者的真实困境并非一无所知。然而，这样一位曾呼吁社保改革的学者，在《聊一波》的访谈中却说出了截然相反的话语——把社保缺位合理化为“自主选择”的结果，把制度性缺失转换成个人偏好的选择。
这种明显的前后反差，是语境不同？受众不同？还是学术观点的变化？我们无法猜测，本文也不做分析。
首先，分析一下张教授话语背后的逻辑链条。
个人观点，这是一次典型的“越界”使用补偿性差异理论。
张教授的论述并非毫无学术理论依据，其核心理论来自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差异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者在选择工作时，会在货币收入、福利保障（指雇员福利/非工资福利，即区别于直接货币工资如每月到手现金、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加班费等，雇主向员工提供的各类间接报酬，属于广义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与非货币收益（如工作自由度、环境舒适度）之间进行权衡。
在此理论基础上，她构建出一条清晰的论证链条：
第一步，确定对照组：固定工“朝九晚五”，牺牲时间和自由，换取五险一金等社保保障；
第二步，定义灵活就业者的偏好：他们“要的就是灵活和自主管理”，追求自由度和自我管理的最大化；
第三步，建立交换关系：固定工用自由换保障，灵活就业者用保障换自由，二者是等价的自主权衡；
第四步，得出结论：既然灵活和自由是劳动者主动追求的，那么“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社保弱一些是这种选择的自然结果，“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什么好处都没有”。
从纯形式逻辑看，这个论证链条没有缺陷。问题在于，一个描述“为什么会发生”的理论，被偷换成了辩护“这样是对的”的论据。补偿性差异理论解释的是市场均衡下的个体选择，而非制度设计的道德正当性。当张教授用它来证明社保缺位的合理性时，学术理论就变成了掩盖制度缺陷的“化妆品”。
其次，张教授的论述中至少存在四个层面的常识与逻辑缺陷。
其一，“自愿选择”的假设并不成立。
张教授整个论述中必然存在一个隐含前提，就是灵活就业是理性主体在充分信息下的自愿选择。或许，她看到的是高技能灵活就业者（如独立设计师、咨询顾问），但在现实中，3.2亿灵活就业者中相当比例的人并不是主动追求“自由”，而是就业市场萎缩后被动退出。把“灵活”作为没有稳定工作的委婉说法，并将其定义为“福利”，无异于论证“失业是一种休闲”。
其二，社会保障的责任完全归于个体。
她说“自己管自己，为什么有单位/国家要为你支付社保”，这句话无疑是把社会保障的集体责任彻底归为个人事务。现代社保制度的核心是风险共担与社会救济，并非简单的“谁付费谁受益”的市场交易。工伤、失业、疾病等风险具有随机性和毁灭性，绝非个体“自我管理”所能化解。
其三，混淆“自由”与“不稳定”。
张教授描述的“自由”，比如自主安排时间、最大化个人收入，在平台算法控制下是一种“伪自由”。外卖骑手没有拒绝派单的自由，网约车司机没有定价的自由，家政工通常也没有议价的空间。这种“灵活”更接近于碎片化的不稳定，并非有尊严的自主。
其四，混淆现实存在的阶层差别。
张教授以“我们（固定工）”的语气说，“牺牲了自由换来社保”，她代表的“固定工”是体制内高稳定性、高社会地位、高福利保障的精英阶层。对于工厂流水线工人或基层服务从业者而言，“朝九晚五” 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奢侈品，“996”才是常态；对于底层灵活就业者，“自由”更意味着“不劳碌没饭吃”的生存焦虑。
不同阶层对“自由”的定价完全不同，把精英（体制内）的偏好普遍化，是一种认知上的暴力，也是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
她无法代表3.2亿人，这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张教授的观点与现实的反差，在三个维度上触目惊心。
★保障维度，她说灵活就业社保“相对就弱”，现实中灵活就业者面临的几乎是保障的裸奔，工伤无赔付、生病无医保、养老无积累、失业无救济、生育无保障。有数据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率不足30%，这绝非“弱一些”，而是制度性的保障缺失。
★用工维度，她把灵活就业等同于“管理自己时间的企业家”的主动选择，现实中平台通过外包、众包、算法控制等手段，系统性地拆解了传统的用工关系，个体几乎承担了全部的成本与风险。媒体关于外卖骑手被算法困住、网约车司机时薪下降的报道，说明这不是“自主选择”，更像是一种结构性强制。
★制度维度，她的话中隐含了社保与自由的对立，仿佛二者不可兼得。在社会保障体系成熟的国家，灵活就业者同样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通过“第三类劳动者”的制度获得基本保障。中国的社保体系之所以与灵活就业者脱节，根源在于制度设计的滞后，而非劳动者“不想要”。
（注：多年前我国有学者对“第三类劳动者”的法律保护进行研究）
最讽刺的是，张教授在访谈中反问：“你自己管自己，我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我要为你支付你的社保？”这个反问中的“我”——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国家层面——表现了一种雇主本位的思维惯性，社保对企业而言是法定义务，对国家而言是制度责任，并非什么人的恩赐，劳动者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而不是成本（工具）。
学术话语不能成为制度的“化妆品”。
张丹丹教授的个案并非孤例。近年来，从“低收入群体可以把闲置房屋出租”到“年轻人不能单纯为了钱工作”，再到“过半灵活就业人员呈现金融脆弱性特征”，“专家学者”用学术术语将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位“学术合理化”的现象屡见不鲜。
首先，他们可能存在“价值中立”的幻觉。
不能否认，有不少的学者真诚地相信，自己只是在“客观理性分析”各种社会和经济现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用学术话语把结构性不平等转换为个体选择、将制度缺陷转换成市场均衡时，就已经在为现状提供学术层面的合法性论证。
劳动经济学的补偿性差异理论，在特定的前提下，这个前提至少包括社会有兜底、个人能够获得完全透明的信息、可以在雇佣就业和灵活就业之间自由切换，完全可以解释灵活就业的存在；当它被用来证明某种状况是一种合理存在的时候，就变成了 “学术越界”。
其次，不同阶层的真实体验不能混淆。
也不可否认，有些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底层劳动者彻底绝缘，他们的“常识”实质上是特定阶层的偏见。或许，在张教授的世界里，“自由”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奢侈品”；但在外卖骑手、滴滴司机、保姆保洁的世界里，“自由”往往意味着“没有保障”，“朝九晚五的稳定收入”才是他们的“奢侈品”。
这种认知上的鸿沟，使得貌似“客观理性”的学术分析沦为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再次，为平台经济的用工模式提供了学术层面的合法性论证。
平台资本需要一套基于理论的话语来规避劳动法下的雇主责任。“灵活就业”“零工经济”“自由职业”等术语的流行，本身就是资本与学术词汇共振的产物。当“专家学者”用“福利”“自由度”“自我管理”等词汇描述不稳定就业时，他们无意中为平台资本做了一次有效的辩护。
最后，学术界存在“回避政治”的思维惯性。
将所有不合理的问题归因为个体选择、市场均衡、效率最大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泛化。它拒绝追问，“为什么3.2亿人选择灵活就业？”“为什么社保制度无法覆盖新就业形态？”“为什么平台可以规避雇主责任？”
当学术讨论停止追问“为什么”，而是转向论证“现状合理”时，学术研究就不再是学术研究了。
必须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高技能者正在享受时间自主的红利，比如作家、画家、独立设计师、咨询顾问、专业主播等。
张丹丹教授或许看到了极少数高技能、高议价能力的灵活就业者，他们的“自由”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但她犯了“幸存者偏差”的错误，把极少数真实存在当成了全部真相。
“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真的很刺耳，尽管它来自某个经济学理论，却违背了一个基本常识，裸体仅仅是极少数人的时尚，绝不是所有人的选择；当3.2亿人被迫裸体时，我们需要的是衣服，而不是论证裸体的美学价值。
学者的职责，不是为皇帝的新衣撰写美学论文，而是指出他确实没穿衣服。本文评论张教授的观点，不是否定其学术研究，而是笔者认为，当3.2亿人的生存困境被一句“福利”轻轻带过时，学术研究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社会责任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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