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有句古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放在何文鼎身上恐怕是最合适不过了。时间来到了1950年，此时可以说已经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收尾阶段，然而作为跟随者国民党第七兵团一起选择起义的副司令官何文鼎心中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起义是一件好事，但是作为第七兵团的司令官裴昌会受到了我军的热烈欢迎，然而作为第七兵团副司令官的何文鼎却在之后身陷囹圄，被移送到了功德林中进行改造。
不同的命运
说起来，裴昌会和何文鼎这两个人都是西北王胡宗南手中的将领，在解放战争进行到这最后阶段之时，二人也走到了人生的重要分水岭之上。
实际上，裴昌会和何文鼎二人之间是有很多不同的。
二者比较起来，裴昌会无疑在资历上更胜一筹。人家裴昌会可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何文鼎虽然出身于黄埔一期，但是老保定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说了，黄埔一期的身份让何文鼎的身上更加具有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影子，在此之前也可以说是意气风发。
裴昌会搭档何文鼎，老保定搭配黄埔学子，这里无形之中已经看出来蒋氏和胡宗南对于裴昌会是有点不大放心的。
早在1947年胡宗南还在大力进攻延安的时候，这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已经产生了。
当时的胡宗南手中握有重兵，可以说是财大气粗，然而那时的裴昌会，已经流露出少有的审慎。他虽官至绥署副主任，却不愿把事做绝，在前线指挥时总是谨记“势不可使尽”，能不伤民力便不动粗。
然而何文鼎则恰恰相反，他率领的整编第十七师作为急先锋，头一个闯进延安城。进城之后，何文鼎非但未加约束，反而任由部下焚烧窑洞，劫掠百姓，把一片红色圣地糟践得满目疮痍。
大路朝天
常言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当时就有人认为：“何师长这是一条道走到黑，非把事做过头不可。”
1949年冬，蒋家王朝的大厦已然轰然倒塌。第七兵团一路溃退到川西，裴昌会早已暗中派人同解放军接上了线，起义已经成为定局。
裴昌会此时在心里盘算的已经不再是如何突围，而是如何让德阳城免遭兵燹，如何让几万官兵全须全尾地回到百姓中去。
但是这个时候的何文鼎在干什么呢？他被裹挟在洪流之中难以自己，甚至在起义前夜他还长吁短叹，心底下翻来覆去还是那一句“总觉着对不起校长”。
当时我军对于起义将领自有政策，但那政策的尺子量起人来，非但要看你通电上的墨迹，还要掂掂你手上沾没沾过人民的血。
人家裴昌会不但保存了部队，还保住了地方元气，日后出任重庆市副市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可谓是善断者得其路。
那么何文鼎呢？当初在陕北的那一把火早就烧掉了他的退路，当地百姓的控诉也如同决堤之海滔滔不绝。
何文鼎起义立即后被送到西南军区学习不久，又接着被转进了功德林。古人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初何文鼎的横冲直撞，终究要自己来承担。
仔细想想当初，何文鼎也并非全无机会。若是在陕北能收敛几分骄悍，若是在德阳能多一分主动，他的后半生或许就不用在那高墙里边磨性子。
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拗，在瞬息万变的时局面前，实在是一根绊马的索子。刘禹锡有过沉郁的一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何文鼎就像那条沉舟，眼瞧着千帆竞发，自己却被钉在了旧时代的淤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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