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4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8月18日刊登题为《关于“中国冲击”的错误看法》的文章，作者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文章摘编如下：

在公共舆论场，鲜有议题不引发争议。但有一种叙事却几乎成为共识：美国在精英阶层考量的推动下决定与中国开展贸易，导致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和去工业化。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主流媒体、各种阵营的评论员，甚至经济学家，都在坚持、宣扬并捍卫这一叙事。然而，该叙事的每一个部分都站不住脚。

岗位流失无关对华贸易

2000年美国作出对华贸易关系永久性正常化的决定，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美国对华贸易的增长是否导致了制造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经济学家戴维·奥特、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在2013年的论文中发现，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进口产品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大与美国制造业净流失150万个就业岗位有关。在与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和布伦丹·普赖斯的合作研究中，他们发现，截至2011年，来自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导致多达240万个岗位流失。

要评估这些流失岗位的数字是否庞大，需要将其置于更大层面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动态变化中来看。2000年到2007年间，一个月内可有多达500万名工人——其中包括约42.5万名制造业工人——不再受雇于他们的雇主。那个时期并无特别之处。

此外，就贸易自由化而言，进口竞争只讲出了部分事实。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华贸易以及更大层面的全球化进程为美国出口商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经济理论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美国的总体就业应该影响甚微，因为进口竞争造成的岗位流失可以被出口密集型行业的岗位增加所抵消。经济学家罗伯特·芬斯特拉及其合著者试图对这个账本的正反两面进行解释。

在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发现，1991年至2011年间，美国的岗位流失更多地来自全球进口产品的竞争。他们还发现，出口的增长带来了大致相当数量的岗位增加。

我们还应考虑到，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业在美国总就业中的占比一直呈现相对平滑的下行趋势。就业的下行比所谓“中国冲击”现象早了数十年。2000年或2001年，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占比并没有呈现明显的趋势断点。这与以下观点是一致的：从长期看，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行趋势主要受生产率增长的驱动，而非贸易竞争。

贸易自由是繁荣驱动力

此外，美国对华贸易正常化的决策过程并不像我今天早上决定喝第三杯咖啡那样简单。这一决定绝不仅仅只有一个理由。

是的，2000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每年都在延续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20年里，美国对华贸易已经快速增长。据我计算，中国占美国总进口的份额在1989年达到2.5%，到1993年达到5.4%，1999年达到8%。

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仍在持续。中国占美国总进口的份额再次翻番，从2000年的8.2%增至2007年的16.4%。但即便如此，这也高估了美国政策在促成所谓“中国冲击”中的作用。中国出口持续增长，部分原因是美国消除了2000年之前对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包括降低自身的关税税率。

美国对华贸易正常化的决定也并非由神秘的精英群体作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是数百万个个体决策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一趋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得以延续。

把“中国冲击”拿来当作证据，以此证明贸易自由化损害了工人阶级，或是声称有一股势力强大、居心叵测的精英群体正在刻意做出若干伤害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决策，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应当汲取的教训是：工人要从经济机会不断萎缩的行业转向机会持续增加的行业，其难度超过了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此前的预想。此外，相较于过去，劳动者不太愿意离开机会不断减少的地区而迁居别处，更谈不上以能够促成整体劳动力市场达成新均衡的速度进行流动。

这两个教训具有广泛的启示，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政策制定者应将这两点牢记于心。他们应当对新政策持开放态度。例如，为受经济冲击严重地区的工人提供公共搬迁补助，还可以考虑提供大额的收入补贴，以帮助处于转型期的工人。

但政策制定者不应筑起壁垒，也不应试图放慢技术变革的步伐。他们应以乐观而非恐惧的心态看待未来，摒弃那种把经济活力与经济自由主义视作长期繁荣的阻碍而非驱动力的错误观念。（编译/涂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