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坐在有线电话旁边，左手攥着话筒，右手一个键一个键地按，嘴里念念有词：小兰，小兰……我在厨房给他兑药。
药杯是浅蓝色塑料的，杯壁上一圈刻度，他非说是量酒的杯子，无论如何都不肯喝。我只好哄，说这是糖水，放了冰糖。他将信将疑抿一小口，眉头拧成一团，好像吃了多大的亏似的。
这是我的老伴老余，得这个病第三年了。
医生说是中期，往后认人会越来越差。
这不，他现在称呼我管叫大姐。早上递毛巾，他接过去说谢谢大姐；中午盛饭，他说大姐你也吃；到了晚上帮他脱衣裳，他红着脸往回缩，说大姐这不得行哦，要不得。
又好气又好笑。跟他过了四十多年，临老倒成了他家大姐。
可有一桩怪事。每天下午三点钟，他准会坐在座机前，拿起话筒，有时候拨号，有时候不拨号，然后清晰地，喊一声：小兰？
小兰是我。娘家姓李，大名秀兰，二十岁以前村里人都喊我小兰。嫁过来他喊我秀兰，后来有了娃儿，跟着娃喊妈。小兰这个名字，少说搁了四十多年，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了。
可他记得。
自从他得了这个病之后，照护的日子没法细说，说出来全是零碎，凑不成一句整话。
夜里他要起来三四回。有时真要上厕所，有时就是醒了，坐在床沿发呆，嘴里嘟囔着什么。我也得跟着醒，给他披件衣裳，陪他坐一会儿。有一回他拍了拍床沿，说小兰你坐嘛，老站着干啥，累。
我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白天更难。他无论如何都不肯穿纸尿裤，说那是娃娃用的，非要自己往厕所跑。跑不及就尿裤子，换下来的还藏——枕头底下塞过，衣柜顶上放过，洗衣机后面也掏出来过。每周大扫除都能翻出三四条，搓的时候手发僵，也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他还爱藏东西。药藏，钥匙藏，我切好的水果也要藏起来，说留给小兰下班回来吃。问他小兰在哪上班，他想半天，说纺织厂嘛，三班倒，辛苦得很。
纺织厂早拆了，盖成了商品房。我在那儿干了二十年，下岗那年他抱着我说，没事，有我呢。
如 今，这话该反过来我对他说了。
儿子在上海，一年回来两趟。每次蹲在他爸床边喊爸，老余盯着看半天，问你是哪个。儿子咧着嘴笑，说我是你儿啊。老余哦一声，转头问我，大姐，这小伙子人还不错，有对象没得。
儿子回上海那天，在楼下休闲亭坐了好一会儿。我在阳台上看着，接连抽了两根烟，抽得很急，烟圈一圈一圈地往外冒，没有停过。然后他给我发微信：妈，要不请个保姆，钱的事儿，我出。
我没回。请过一个，干了六天，说叔太难伺候，加钱也不干。第二个干了一个月，老余把人家当小偷，拎着拐杖追了半个小区。
女儿嫁得近，隔两周来一趟，买米买油，放下就走。她不进卧室，说看了心里堵。有一回我听见她在厨房哭，水龙头开得很大，想盖住声音。我没进去，就在客厅擦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
孩子们不是不孝顺，是这种事谁也插不上手。
下午三点的电话，是去年冬天开始的。
那天他把茶几上的座机电话擦了又擦，接线头拔了又插，插了又拔，折腾了半天。也许是什么都准备充分了，坐在沙发上拨号。我凑过去一看，按键声倒是响了，可显示屏上全是乱符号，根本没拨出去。可他对着话筒说，小兰，下班了没得，我在厂门口等你，带了烤红薯。
我站在他身后，手里的抹布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那是一九八三年。我们刚相处，我在纺织厂上中班，晚上十一点才下班。他每天骑自行车来接，车把上挂个烤红薯，用报纸裹着，递到我手里还烫手。他说天冷冻手，你先捂着。
四十多年，他什么都忘了，唯独记得这个。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三点——他把时间搞混了，下午当成了晚上——都要打这个电话。有时说烤红薯，有时说今天发了工资，给你扯了块布做件新衣裳。有时什么也不说，就喊一声小兰，然后安安静静听着，好像那头真有人在答话。
起先我站在旁边听，后来就躲进厨房。听了心里发酸，菜都炒不下去。
上周有一回，他打完电话，不知不觉来到厨房门口，傻傻地看着我。
他说，秀兰，你咋老了这么多。
我正在炒菜，锅铲停在锅里。
就那么几秒钟，他又糊涂了，回到沙发边，继续拿着话筒，嘟囔着小兰怎么还不接电话。
可那几秒钟我记下了。
看护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撑过来的。靠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些碎得不能再碎的片刻——他忽然喊对了名字，他把藏了半天的饼干塞到你手里，他半夜迷迷糊糊给你掖了掖被角。旁人看不见，也不算什么，可我觉得已足够了。
今天下午三点，他又拿起了电话。
我端着药站在门口，看他对着空电话喊小兰。喊了三声，声音越来越急，到后来带着点委屈。他说小兰你是不是生气了嘛，我昨天不该跟你吵架，我给你赔不是。
我不记得昨天吵过架。兴许是一九八七年，兴许是一九九五年，他从哪个年月里翻出来的。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他看我一眼，客客气气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地方。
我从他手里拿过话筒，举到自己耳边。
我说，喂。
他愣了一下，问，你是哪个？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是小兰。
他笑了。就在我对面，隔着半臂远，笑得像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眼角皱纹挤成一团，露出两颗不太整齐的门牙。
他说，小兰，你咋才接电话。
我说，路上堵车。
他说，哦，那你慢点，我在厂门口等你，带了烤红薯。
我说，好。
药凉了。我没催他。
就那么坐着，听他絮絮叨叨说一九八三年的事。纺织厂门口的路灯昏黄，烤红薯要趁热吃才甜，小兰你手咋这么凉，来揣我兜里。
窗外的太阳斜过来，照在他花白的头顶上。
我想，他没全忘。
他只是把我放回了最好的年纪，替我存着。
家里如果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别急，别嫌。他可能叫错你的名字，可能把你当陌生人，可能一天到晚重复同一句话。
可有些东西，他没忘。
他忘了我现在的样子，兴许是因为把我二十岁的模样攥得太紧了。
看护这条路很长，很累，常常看不到头。但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比病更重要，更值得珍惜。
他不是什么都忘了。他只是把最好的我，藏在了一个谁也拿不走的地方。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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