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战报，有时候比千军万马的冲锋更能击垮一个人的意志。
1938年8月9日，驻扎九江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里，气氛压抑得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
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这个被誉为“中国通”的男人，正死死盯着一份刚从前线送来的伤亡统计。
那份文件很薄，拿在手上却感觉有千斤重。
上面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数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
从7月27日在姑塘登陆开始，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手里的第106师团在南浔线金官桥一带就快被打残了。
基层军官的伤亡名单长得吓人，两个联队长没了，六个大队长也报销了。
这些人都是帝国陆军的中坚，是撑起一支部队骨架的梁柱。
现在，这些梁柱一根根地断了。
冈村宁次握着笔的手，第一次感觉到了控制不住的颤抖。
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反复回荡着一个念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份悔恨，像毒藤一样缠绕着他，让他想起了那个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却又不得不倚仗的师团长——松浦淳六郎。
正是因为对这个人的处理上的一次犹豫，一次妥协，才把部队带进了眼前的死胡同，也为之后那场让整个日本陆军蒙羞的万家岭之战，挖下了第一个坟坑。
第106师团，在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里，本来应该是一把尖刀。
这支部队的兵员，大多是熊本县人，那地方出来的人，在日本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性格强悍。
可问题是，这把刀看着锋利，内里却有裂痕。
它是一支“特设师团”，这个“特设”两个字，在战时就意味着很多看不见的麻烦。
跟那些由常备役军人组成的精锐师团不一样，“特设师团”里头，从中队长往下，大部分军官都是从预备役里临时抽调上来的。
这些人平时在国内可能是个教书先生，也可能是个杂货店老板，早就脱离军队好几年了。
战场上的那套东西，生疏得很。
日本陆军的作战手册写得明明白白，冲锋的时候，中队长必须第一个冲出去，用手势和哨子指挥士兵。
可这些半路出家的“老板中队长”们，自己保命都费劲，哪里还顾得上指挥。
战场上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中队长指望不上，那担子自然就落到了他们上司——大队长的肩上。
这些由现役精英军官担任的大队长们，没办法，只能越过中队长，自己跑到最前面去指挥。
这么一来，他们就成了中国军队机枪手和狙击手最显眼的目标。
一个大队长倒下去，一个营的指挥就可能陷入混乱。
这就是为什么106师团的军官伤亡率高得如此离谱的根本原因，问题出在了根子上。
一个有毛病的部队，偏偏还配上了一个更有毛病的指挥官。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按军校毕业的辈分算，还是冈村宁次的前辈。
但在冈村宁次这种讲究现代战术协同的将领眼里，松浦的脑子还停留在日俄战争那会儿。
他的战术字典里，好像只有“冲锋”和“玉碎”这两个词，打起仗来就是一根筋地往前猛冲，完全不懂什么叫迂回，什么叫配合。
冈村宁次不是没察觉到这个问题。
早在打下彭泽县城后，他曾经冒着风险，亲自坐飞机到前线去视察。
在那儿，他见到了松浦。
跟另一个指挥着波田支队的波田重一少将比起来，松浦给他的感觉就是虚有其表。
嘴里喊着“武士道”震天响，一问具体的战术部署，就说得颠三倒四。
冈村宁次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这个人不行，得换掉。
这个念头，最终也只是个念头。
冈村宁次虽然是军司令官，手握数万人的生杀大权，但在日本陆军那个等级森严、人情复杂的小圈子里，他想动一个和自己同级别的师团长，比登天还难。
这不光是制度上的事。
撤换一个师团长，得层层上报，先到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最后还得东京的大本营点头。
这个流程走下来，黄花菜都凉了，而且极容易得罪人，牵扯出背后盘根错杂的派系关系。
或许是觉得程序太麻烦，也或许是骨子里那份“中国通”的自信在作祟，冈村宁次觉得，凭自己的本事，应该还能驾驭住松浦这头犟驴。
他选择了息事宁人，放过了那个撤换松浦的最好机会。
他当时根本想不到，就是这个决定，会让他付出多大的代价。
命运似乎还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就在他飞抵彭泽机场前半个小时，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其实就潜伏在机场边的草丛里。
他自己这种逞英雄的行为，差一点就让他提前见了天皇。
这个危险的信号，他并没有读懂。
金官桥一仗打下来，106师团的进攻能力基本被打废了。
冈村宁次原先设想的，由106师团作为主力，一举拿下南昌的计划，彻底成了泡影。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调整部署。
一个规模更大的“三路并进”方案被摆上了桌面。
东路，调上第101师团，去攻打星子，想从德安的侧后方捅上一刀。
西路，则用上了他的王牌，中岛今朝吾的第9师团，主攻瑞昌，从另一个方向形成夹击。
至于被打残的第106师团，就留在中路，负责在正面战场上牵制中国军队。
这个计划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完美，三把尖刀同时插向一个目标。
可到了战场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东路的101师团一头扎进了庐山的山沟里，被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死死地卡住了。
打了一个多月，愣是只往前挪了不到三公里，自己的师团长伊东政喜都挂了彩，部队伤亡比106师团还惨。
三路合击，实际上已经黄了两路。
就在这个时候，顶头上司畑俊六的压力来了。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看着第11军迟迟打不开局面，心里也急。
8月22日，一道命令下来：暂时取消攻占南昌的任务，但是协同进攻武汉的总攻时间，可以给你们多宽限一个月。
这道命令在冈村宁次听来，简直就是指着鼻子骂他无能。
言下之意就是，你冈村宁次的第11军，连个南昌都啃不下来。
巨大的羞辱感，让冈村宁次彻底失去了冷静。
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西路和中路，给第9师团和第106师团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必须给我凿穿南浔线。
他急了，可他对面的那个人，却冷静得很。
负责指挥这片战区防御的，是中国军队里号称“老虎”的薛岳。
薛岳早就看穿了日军的意图，他知道南昌不光是个地理位置重要的地方，更是拖住日军西进脚步的一个大棋子。
他在这里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挖好了无数的工事。
其中有一种工事，让日本人吃了大亏。
这是一种得到苏联军事顾问指点后修建的“陶罐式掩体”，看着不起眼，就是些埋在地下的陶土罐子和交通壕，但连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张怎么也打不穿的交叉火力网。
日军的重炮轰过来，大部分威力都被松软的土地和巧妙的结构给卸掉了。
直到战后，日军一个叫石割平造的工兵少佐，亲自去勘察了阵地，才弄明白其中的奥妙。
这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跟他们打的，已经不是一支只会拿身体硬扛的军队了。
金官桥的阵地最后还是被日本人拿下了，但106师团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冈村宁次没办法，只能把这支残破的部队拉到马回岭去休整。
他一边从国内催调补充兵员，一边从军部里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佐级军官，塞进106师团，想把这个烂摊子重新收拾起来。
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再动过换掉松浦淳六郎的念头。
或者说，战事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魄力去动了。
冈村宁次做的这些补救，都太晚了。
他亲手把一支刚刚挨了重刀，士气低落，指挥官又是他最不信任的人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然后又亲手把它推进了万家岭那个即将吞噬一切的血肉磨坊。
不久之后，松浦淳六郎带着他这支刚刚拼凑起来的第106师团，在一次孤军冒进中，一头扎进了薛岳为他准备好的巨大口袋。
那片后来被称为“万家岭”的山谷，成了这支部队的葬身之地。
当第106师团几乎全军覆没的电报送到冈村宁次手里时，他只是沉默地坐了很久。
他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愤怒和颤抖，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结局，在那个夏日的午后，在他看着第一份伤亡报告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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