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家领到补偿款那天,放了一挂三千响的鞭炮。

噼里啪啦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蹲在自家院墙根底下,一铆一铆地削一根槐木扁担,木花子落在脚边,白花花一片。

村支书薛德贵从我家门口那条土路走过来,笑呵呵地说,大山哪,你家那两亩半地,不在规划红线里头,没办法的事。

我嗯了一声,手心的汗把扁担头洇湿了。

他走后,我把扁担立在了门后面。

当天夜里,我绕着自家那三间砖瓦房走了七圈。

第二天一早,一块写了字的红木板子挂在了大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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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挂鞭炮响完,老于家院子里飘出来一股炖肉的香味。

我媳妇走得早,家里就我和儿子袁桂云两个人。

桂云在县城里跟人合伙开了个小门面,卖五金杂货,一个月回来一趟。

家里冷锅冷灶的,我也不觉得饿,蹲在墙根底下把那根槐木扁担削得溜光。

隔壁老于头隔着墙头喊我,大山,过来喝一盅!

我说不了,手上还有活。

老于头喝了两杯酒,嗓门大得很,隔着墙跟我念叨,说补偿款到账了,他打算给儿子在镇上付个首付,剩下的存起来养老。

我嘴上应着,好啊,好事。

心里却像被人塞了一团湿棉花,说不上来的堵。

我家那两亩半地,在村东头,挨着老于家的地。

三十年前分地的时候,老会计在册子上写了“东至沟渠”四个字。

后来村里修排水沟,把那条旧沟渠填平了,界石也挖没了。

这事搁了三十年,谁也没当回事。

谁知道省道扩建,从村东头过。那两亩半地,正好划进了征地区域。按地里的果树和青苗算,能拿八十来万。

薛德贵傍晚来的时候,我正在把那根扁担往起来立。

他站在院门口,双手抄在袖子里,脸上一团和气。

大山哪,他喊了一声,那个补偿的事,我帮你查了,你家那地,在册子上不属于征用范围,红线画到老于家墙根就拐了弯,你家那两亩半,不在里头。

我愣了一下,说,我那地的册子还在呢,上头写得好好的。

薛德贵摆摆手,那册子上的“东至沟渠”,沟渠早没了,县里按现在的实地测绘来。你那个地,现在划在集体机动地里头,不归你个人。

我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薛德贵站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大山,这事你也别多想,村里好几户都有类似情况,不是光你家一个。

他走了以后,我把柜子底部的那个铁盒子翻出来。

铁盒子里有一卷发黄的纸,用塑料布裹着,是当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上头写着我的名字,写着“东至沟渠”四个字,还盖着村委会的红章。

那红章的颜色已经发暗了,但还认得出。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堂屋里就一盏白炽灯,光晕黄黄的。

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是老会计的笔迹。

老会计走了七八年了,他当年画的那条线,如今没有人认了。

儿子桂云打电话来,问我补偿款的事进展怎么样。

我说,在办了。

桂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要不我回来一趟,陪你上趟县里?

我说不用,你忙你的。

挂了电话,我把那张合同重新卷好,放回铁盒子。又拿了一块干布,把那根槐木扁担擦了擦,立在了门后面。

那天夜里我躺下,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薛德贵那句话,“不在里头”。

明明是自家种了三十年的地,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呢?

翻到后半夜,我索性披了件衣服起来,绕着自家那三间砖瓦房走。月亮挺亮,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影子落在地上,黑黢黢的一团。

我走到第七圈的时候,脚步停住了。

院子地面是土的,有几次下雨洼了不少坑。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在村口,看见施工队的几辆渣土车在路边停着,司机蹲在车底下避太阳,抱怨没地方歇脚。

省道扩建,不光要修路,还要修桥涵、铺管网,那些工程车、渣土车,白天活儿干完了,晚上没处停。

我绕着院子又走了半圈。

地是平的,光栽了两棵泡桐树,靠墙角一个鸡笼一个猪圈。

院子不小,三间砖瓦房带一个大院,以前儿子在家的时候,院子里还停过拖拉机。

一个念头冒上来,压都压不下去。

我回到屋里,从抽屉里翻出二十块钱,揣在兜里。第二天天没亮,我就骑上三轮车去了镇上,买了两桶油漆,一桶红的,一桶白的。

回来后,我找来一块旧木板,拿砂纸打磨干净,用红漆在板子上写字。

“停车,五元起步。”

挂了牌子,我退后两步看了看,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认得出来。

老于头路过,看见那块牌子,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大山,你这是干啥?家里要开停车场?

我说,试试看。

老于头摇摇头走了。又有几个村民路过,站在门口看了看牌子,有的笑两声,有的嘀咕几句。我听着,也没搭腔。

薛德贵在村委会门口跟人下棋,远远看了我一眼,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大山,你那是打算让牛进来歇脚吧?

旁边几个人哈哈大笑。

我没响,弯腰把院子里那两只跑散的母鸡赶回笼里,又把猪圈里的那头老母猪挪到了墙角,拿绳圈了一下地。

院子东边那片地,大概能并排停四五辆车。西边再腾一腾,还能多停几台三轮车。

我心里算着,五块钱起步,一夜二十,要是能停满,一天也有几十块进账。

不多,但比坐在家里干等着强。

那根扁担立在门后面,我每次进出都能看见它。它是用来挑水的,也是用来挑柴的。但要是有人想把它当棍子使,它也能当棍子。

傍晚,我坐在院子里喝水,三轮车的斗子里装着新买的锁链和一把铁锁。

我等着第一辆愿意停进来的车。

02

停车场挂了三天牌子,一辆车都没等来。

村里人路过顶多扫一眼,有的朝院子里喊一声,大山,你院里还有空位没?我听着,回一句,有。他们就笑一笑,走了。

第四天下午,我在院子里劈柴。

一把斧头抡起来,咔嚓一下,木头从中间裂开。

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我用袖子抹了一把。

门口有人按了一下喇叭,我没抬头。

又按了一下,我才放下斧头走过去。

一辆蓝色渣土车停在门口,车头蒙了一层灰。司机探出脑袋,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晒得黢黑。

师傅,你这儿能停车不?

我说能。一夜二十,包月三百。

司机跳下车,绕着院子看了一圈,又看了看地面。

土有点软,怕陷吗?

我说不陷,下面的土硬实,下过雨也不怕。

他蹲下来用手按了按地面,点了点头,问我,我这车以后天天来,能不能便宜点。

我说你叫你们工头来看看,要是多停几台,可以商量。

司机笑了一下,说行,我回去问问。

第二天上午,那辆渣土车又来了。

这回车上多了一个人,穿一件蓝灰工装,脸比司机白净些。

司机跳下车,朝院子里指了指,说,这就是我说的那家。

那人走进院子,四下看了看,里里外外走了一圈。地面平整,他问,你那猪圈能拆不?我叫袁大山。我说能拆。

他说,我工地上还有两台车。三台,包月,一个月八百一台,管看管照。行,我在这头看着。他笑了笑,说明天把车开过来。

走的时候,他递了根烟给我。我没接,说不抽烟。他又笑了一下,也不在意,自己点上,钻进车走了。

那天傍晚,我坐在堂屋里算了半宿账。三台车,一个月八百,一个月就是两千四。水电不用额外花钱,我就是多费点眼睛,夜里听着点动静。

我把算完的账压在地契下头,起身去门后面看了看那根扁担。

木头已经削得很光滑了,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没拿它,又让它回去了。

隔天上午,三台渣土车轰轰响着开进了我家院子。

村里不少人探头看。

三轮车停在门口,我拿铁锹把车轮子底下的土垫了垫。

第一回垫土的时候,薛德福开着一辆灰色面包车路过,在门口停了下来,从车窗里探出脑袋,问我,大山哥,车停你这儿怎么算?

我说一夜二十,包月三百。

他说,那先停一晚上试试。

面包车开进院子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车是新的,牌照还没上,玻璃上贴着临时的标志。

薛德福是薛德贵的弟弟,在镇上跑点小生意,平时不怎么跟村里人来往。

他把车停好,锁了车门,走过来递给我二十块钱。我收了钱,开了一张手写收据。他拿在手里看了看,也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晚上我喂猪的时候,想了想薛德福白天来停车的那个态度。

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他这人一向眼高,平时在路上碰见,顶多点个头。

今天突然来停车,还是付了钱的,怎么想都觉得蹊跷。

第二天薛德福没来取车。

面包车安安静静地停在院子角落,落了一层薄灰。

中午我又看到薛德贵在村委会门口跟人下棋,远远地,他好像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我没多想。傍晚的时候把鸡笼挪了挪,给那辆面包车腾出多一点空隙。

第三天,薛德福还是没来取车。直到第四天,他才开着面包车走了,临走前加了一句,说车要停半个月,问能不能按包月的算。

我说行,到时候多退少补。

他走以后,我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烟。我不抽烟,但那天忽然想抽一根,从灶台上摸了一盒前几年剩的,点了一根,呛得直咳嗽。

薛德贵这是让人来试我底细的。我不怕他试。

我那地的事,他们压着不办。我要是去闹,正合他们的意。闹了,理亏的就是我。坐下来等,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抬头看了看院门口那块牌子,“停车,五元起步”。

字已经有点褪色了,但还看得清。

我打算等过了秋,再拿红漆描一遍。

到时候这牌子还会立着。

就像门后头那根扁担。

我等着看,到底是他们的主意长,还是我这院子的车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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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薛德福那辆面包车停了半个月,走的时候跟我结账,交了二百块钱。

他数钱的时候脸色淡淡的,没什么表情。

我找了五块钱给他,他没接,说不用找了。

我说该找就得找,账目要清。

他看了我一眼,把钱揣兜里,上车走了。

第二天,薛德贵来了。

他穿着那件灰色的夹克衫,跟平时在村委会门口下棋时的打扮一样。

他走进院子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给一台水泵换管子,满手的机油。

大山哪,他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水汽,湿乎乎的。

我直起腰,拿抹布擦了擦手。

他站定,打量了一圈院子,目光从三台渣土车上一一扫过。

生意不错嘛。他说。

混口饭吃。我应道。

薛德贵笑了一下,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走到堂屋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门后面那根槐木扁担立着,他目光在那上面停了一瞬,又移开了。

大山,你那地的事,我这些天又帮你问了。

他开口的口气听上去很诚恳。

县里的意思是,档案上写的是“东至沟渠”,沟渠填了,界址就没了。

这事真要扯起来,怕是要费不少功夫。

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目光不躲不闪,很坦然。

我下头呢,他说,你一个人在家,桂云在县里忙生意。

你要是真想往上面跑,不如我帮你递个材料?

看他说得这么热络,心里反而更明白了。

他帮我递材料?

那材料只会进了他自己的抽屉。

不用了。我说,我这停车场也忙,走不开。

薛德贵也没再坚持,笑着说了句,那你忙。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补了一句,大山,村里的地,各家各户的界址,多的少的,都是些陈年旧账。

该是你的,跑不了。

不该是你的,争也争不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出了院门,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走开。

那天下午,我坐在堂屋里,把那张土地承包合同又拿出来看了一遍。

“东至沟渠”四个字,墨水已经洇得有点模糊了,但笔划依然看得清。

我把它举到灯光下,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放回铁盒子里。

我心里有了计较。薛德贵主动来问,说明他心里挂记着这事。他越挂记,我越不能动。

傍晚,施工队的工头来了,是个姓王的山东人,说话嗓门大,人也直爽。

他看了看院子里的情况,说三台车挤了点,问能不能再腾个位置。

我说能,墙角那间堆杂物的小屋能拆。

他掏出手机算了算账,问我,袁老哥,你这地方到下个月还能不能续?

我们这工程,少说还得干小半年。

我说能续。

他说好,那到下个月,我再加两台车进来。

王工头走后,我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天渐渐黑下来,几颗星子挂在树梢顶上。

我盘算了一下,一月八百一台,四台就是三千二。

加上散客,一个月估摸着能落个四千出头。

顶得上以前种地的收入了。但那八十万的事,我没有忘。也不能忘。

夜里我去锁大门的时候,看到门后面那根扁担。

伸手握了握,木头被我削得光溜溜的,握着正趁手。

我没有拿它,只是摸了摸,又把门带上了。

薛德贵今天来这一趟,让我更确定了:他之所以来探话,就是心里不踏实。

他不踏实,我就更要稳住。

夜里我睡得比以前踏实了些。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找了把铁锹,把院子西边那块靠墙的地方翻了一遍土。

翻了有二尺深,把底下的小石子捡干净了,又垫了一层碎砖渣,拿夯子捶实了。

等王工头那两台新车来的时候,就有现成的地方停了。

04

日子一天天过,停车场慢慢有了些名气。

不光施工队的车来停,附近几户人家走亲戚,也偶尔把车搁在我这儿。

价钱公道,看管得也仔细,谁的车停进来,我给谁登记个牌子,写上几号位、几点进的。

走的时候收了钱,把牌子撤下来。

有回一台三轮车停了一夜,车主第二天来取,发现电瓶有点亏电。

我二话没说,拿了充电器给他充了俩小时。

他过意不去,多给了我五块钱。

我没推。

先干着,总归不会错。

桂云又打了一次电话,问我停车场的事。我说还好,有点收入。他在电话那头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后说,爸,你那个地的事……

我说,等我忙完这阵子再说。

他也没再催。我挂了电话,站在院子里发了会儿呆。儿子懂事,知道我不爱折腾,可他也知道,我这个当爹的,心里有苦闷。

那天傍晚,薛德福又来了。

这回他没开车,是走着来的。

他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喊了声大山哥。

我应了一声。

他走进来,蹲在屋檐底下,掏出烟盒递了一根过来。

我摆摆手说不抽。

他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两口,然后开口问了一句,大山哥,你要不跟我哥低个头?

我看着他。他说,你那个地的事,我哥不是不能办。你要是肯服个软,他那边我去说。

我说,德福,那地是我的,我怎么还要向谁服软呢?

薛德福捏着烟,沉默了好一阵。他叹了口气,说,大山哥,你不知道,我哥他……

他没说完,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踩灭了,站起来就走了。

他走以后我想了很久。

薛德福这句话,说得没头没尾。

我哥他……后面是什么,他没接上去。

但能让他当弟弟的都开口劝我了,说明薛德贵心里那根弦,绷得紧。

我没打算去找薛德贵低头。

那地是我承包的,合同还在我手里。

三十年了,我没少交过一分钱流转费。

春天播种,秋天收粮,那片地上的每一垄土,我都用脚丈量过。

我低头?那我对不起那两亩半地在三十年里吃的那些汗。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就着泡菜喝了。

屋里就我一个人,门后面那根扁担的影子映在墙上。

我看了它一眼,又看了一眼,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那根扁担,挑水挑了半辈子,现在不挑水了,改挑一口气了。

我没跟人说起过这句话。但自从那么想过以后,开关门的时候,我总会朝门后面看一眼。

那根扁担立在那里,不声不响。就像我这个人,不吵不闹的。但只要它还在,心里头就有落地的感觉。

我等着那一天,等一个正当其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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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那场雨下来之前,谁都没料到村口的路会封那么快。

省道施工进入第二阶段,管网铺设要从村口主干道底下穿过去。

施工队提前三天在村口立了牌子,说从下周一早上开始,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

那牌子立在路边,风吹日晒的,也没几个人当真。

周一早上,我还没起来,就听见村口方向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推土机把村口那段老柏油路掀开了,尘土扬了半边天。

我的院子正冲着村口方向,站在门口能看见那台黄色的推土机来来回回地推,把碎石子堆成一座小山。

到了中午,有人开始在村里骂了。

老于头的三轮车想出村买袋面,开到村口被挡了回来,骂骂咧咧的。

又过了一会儿,一辆白色小轿车也折回来了,司机摇下车窗,朝施工的路障吼了两嗓子。

没得办法,路确实断了。

傍晚时候,太阳快下山了,一台黑色桑塔纳停在村口,停了好一会儿。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认出那是薛德贵的车。

他在村口待了一阵,车子掉头,慢慢朝我这边开了过来。

路过我家门口时,他停下车,摇下车窗,看了我一眼。

我没说话。

他也没说话。

车窗又摇上去了,车子往前开出了十几米,拐进了旁边一条窄巷子里。

那条巷子尽头有几户人家,院门口都堆着柴火和杂物,没有空场子。我估计他在里面绕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拉开大门的时候,薛德贵那辆桑塔纳就停在门口。薛德贵站在车旁边,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看见我出来,脸上有点讪讪的。

大山。他喊了一声。

我看着他,没说话。

这……他顿住了,看了一眼自家的车,又看了一眼我的院子。

院子里已经停了三台渣土车,靠墙又挤着一台面包车和一台三轮车。

只剩下入口处一小块空档,勉强够一台小车倒进去。

我那车……他开口的时候嗓门实属有点低,要不搁你院子里停几天?

我收他二十块钱一夜。

我开了张收据给他,写着日期和车牌号。

他接过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大好看。

他做了这么多年村支书,在村里说话向来说一不二的,今天居然要为自己的车跟人开口。

大山,他临走时站定,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听说你前些天去镇上问过土地合同的事。

嗯,我问了,说还在核实。

他点了点头,说,那就等着吧,回头我催催。

我没接话。

他走了以后,我蹲在院门口,看那辆桑塔纳停在我家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车身落了一层灰,映着傍晚的天光。

我心里浮上来一种安安稳稳的感觉。

全省道那么多征地户,就你们家补偿没下来。

我不闹,也不骂。

我就把车子一台一台地接进来停好,把钱一分一分地收到口袋里。

该来的人,自然会来。

该办的事,早晚能办。

刚想到这里,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儿站在门口,年纪跟桂云差不多大,有点局促地喊了一句,袁叔,你这儿还有位吗?

我爸的车明天想停过来……

我说,有,明天早点来就有。

那小伙儿如释重负地笑了一下,走了。

06

封路第三天,院子满了。

停车证发出去三十七张,每一张都是手写的,上面写着车牌号和日期。

后面来的车再也挤不进去,我都让他们登记了一个号码,说明天早上有车走了就空出位来,可以电话联系。

这消息传出去以后,我家那部老式座机开始响个不停。

都是附近村民打来的,问还有没有位置。

有的问能不能包月,有的问能不能便宜点。

我在电话里慢条斯理地答,不涨价,不搞特殊,先到先停。

薛德贵的桑塔纳在院子里停到第四天的时候,他来了。

他站在院门口看了看,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红票子递给我。

我找了他六十,说一天二十,停三天,收六十。

他看着那四十块钱找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走出去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大山,你这份心气,我佩服。

这话听着不对劲。像是夸我,又像是别的什么。

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心里反复嚼着“心气”两个字。

他佩服我的心气,但他的车照样停在我的院子里,钱照样一分不少地交。

这就说明,面子归面子,里子归里子。

他又过了几天,施工队王工头来找我续租。

他说下个月主路施工要进入桥墩浇筑阶段,车队不下工地,白天车也要停着,问我能不能把白天的时间也包出去。

我算了一笔账,白天加夜晚,一台车一个月收一千二。五台车,六千块。王工头没犹豫,当场拍板,行,就按这个来。

交了定金那天,我坐在堂屋里,把那沓钱数了一遍。

窗外下着小雨,雨点打在院子里的地面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我拿了一块干布,把那根槐木扁担从头到尾擦了一遍。

木头已经摸得起了包浆,握在手里温润光滑。

第二天,我去镇上,在一个旧货铺子买了一台监控摄像头。

也不是多高级的东西,线头接好,装在院门口房檐底下,对着整个院子。

我在屋里装了一个旧显示器,能看到院子的画面,凑合能用。

铺子老板说这个摄像头能存一个月,我说够了。

装好摄像头那天下午,薛德福来院子里提车。

他看到墙角的摄像头,愣了一下,问我,大山哥,你这是干啥?

我说,防丢东西。

他看着摄像头盯了一会儿,没再问什么,开着面包车走了。

晚上我坐在堂屋里,看着显示器上那个黑白画面的院子。

画面不算清晰,但能看清进出的人影和车牌号。

我盯着看了很久,心里盘算着。

真要到了那一步,这些记录就是证据。

墙角堆着一摞手写的登记单,从第一天到现在,每一张都在。上面写着每一台车的进出时间、车牌号、收费金额。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我拿了一个铁盒子,把这些登记单按日期理好放进去。铁盒子上把手上,我拿海绵垫了一圈,锁得紧紧的。放到柜子里的时候,心里又踏实了些。

桂云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他说,爸,我听村里人说你的停车场生意不错。

我说,还行。

他顿了顿,又说,爸,那你地的事呢?

我说,我心里有数。

挂了电话,我把柜子里那个铁盒子又拿出来摸了摸。

我又不是要跟谁较劲,我只是要一个说法,一个公道。

那地是我种的,那合同是真的,那八十万,该是我的跑不掉。

夜里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凉丝丝的。

我把铁盒子放回柜子里,上了锁,又去门口看了一眼停车场的灯火通明的角落。

几台渣土车在月光下面,影子拉得很长。

这样过日子,踏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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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薛德贵的谣言,是在一个赶集日传开的。

那天镇上逢集,村里好几户人家都去赶集。

回来以后,有人在我门口走过来走过去,目光怪怪的。

开始我没在意,老于头向来跟我亲近,他趁天黑过来跟我扯了两句闲话,末了才吞吞吐吐地说,大山,外头有人传,说你停车场的收费收的是黑钱,不记账不报税,是个黑场子。

我听了没恼,问他:这话谁传的?

老于头搓着手,说,好像是薛德贵在集上跟人说话的时候提了一嘴,说你这停车场开了这么久,帐目见不得人,说不定还偷摸克扣施工队的油水。

我笑了一下。老于头看我笑了,反倒有点急了,说,大山,你别不当回事,这话传开了对你名声不好!

我说,名声这东西,不是别人几句话就能坏的。我的账目清白,每一笔进出都记着。他传他的,我记我的。

老于头叹了口气走了。他走以后,我关了院门,在堂屋里坐了一会儿。

我心里不是没有火气,只是知道这火不能乱发。

薛德贵传这话,不就是想让我慌了手脚,主动去找他论个公道?

我一去,就入了他的道。

他要是说“我帮你压压”,我就欠了他一个人情,地的事更要矮他一头。

我不去。我不但不去,我还要把账做得更细。

第二天,我去镇上买了一沓空白收据,又买了一盒印泥。

回来以后,每一笔收费,我都写两张,一张给车主,一张自己留着。

每张收据上盖了一个红章。

章是我自己去刻的,五个字:“大山停车场”。

那红章盖下去,纸上留下一个鲜红的印记。

打那以后,凡是进场停车的,我都坚持开收据。有的车主嫌麻烦,说不用开,我照样写了塞给他。我说,你拿着,以后有事也好对账。

又过了几天,去集上的人传回来的风声变了。

有人薛德贵又说,袁大山那停车场过两天就要被工商查了,因为无证经营。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面上没露出什么。

无证经营这事,确实是个由头,我没办过执照。

可我心里又算了一笔账:就算要查,也得有个程序,先上门通知,再限期整改。薛德贵这个话放出来,反而露了底,他急了。

他急着堵我的路,说明我这条路走对了。

我把铁盒子里的登记单、收据存根摊在桌上,一张一张清点了一遍。

从第一天开业到现在,一共八十七天。

进场车辆登记了四百六十二台次,收据存根全部对得上。

加上监控录像,我的账目清清白白。

我拿了一个布袋,把铁盒子装进去,又放进去那卷土地承包合同。

布袋扎好口子,放在床头柜上。

第二天一早,我给桂云打了个电话,说,你明天回来一趟。

桂云在电话那头问,爸,怎么了?

我说,陪我去趟县城,信访办递个材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桂云说,好,我明天一早就到。

08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桂云就开着面包车回来了。车停在门口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给一台渣土车挪位置。

爸。

他下车叫了一声。

我应了一声,把铁盒子从屋里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

桂云看了一眼铁盒子,又看了我一眼,没问装的是什么,只是问了一句,现在走?

我说,走。

县城不算远,开车四十几分钟。

一路上桂云没怎么说话,我也没怎么说话。

车窗外的行道树一棵一棵往后退,田野里麦子已经泛黄了,快要收割了。

行到半路,桂云忽然开口说,爸,其实我早想让你去县里反映情况了,怕你不同意,一直没敢开口。

我说,我知道。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过了一会儿说,你早该去的。

看着窗外,心里却在想,早去有用吗?

我没有后台,没有关系,去了也只是把材料往那儿一放。

没人看,没人管,料就走个过场。

现在我手里有东西了。

到了县信访办,时间刚刚好。

一个年轻人在服务台值班,问我办什么事。

我把铁盒子放在台面上,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土地承包合同、停车场的登记单、收据存根、几沓用夹子夹好的监控截图。

最后,我把一本写得整整齐齐的情况说明放在最上面。

我说,我反映一个事。

我说话声音不大,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

省道征地,同溪村其他户都拿到了补偿款,唯独我家因为三十年前的地籍登记有争议,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交承包费,地一直是我在种。

这是合同。

我又指着那堆登记单说,这是我的停车场三个月来的全部收费记录,每一笔都对得上账。

年轻人翻了翻材料,看了一眼合同,又看了看登记单。

他问我,叔,你这些材料都带齐了?

我说,带齐了。

他说好,那我先登记一下,材料我会转给相关科室。

我给你一个回执。

他写了一张回执给我,留下联系方式,让我等消息。

我把铁盒子收好,朝他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然后我把烟头在鞋底碾灭了,大步走出信访办。

外面的阳光白花花地照在台阶上,我眯着眼站了一会儿,桂云从后面跟出来,问我,爸,这样就行了?

我说,行了。该交的交了,剩下的是他们的事了。

回村的路上,桂云开车间隙看了我好几回。他不说话,我从反光镜里看了一眼他那张脸,知道我儿子在想什么。

过了两天,县里来人了。

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村委会门口,车上下来三个人,夹着公文包,直奔村部。

有人认出其中一个挂了工作牌,上面写着“国土局”。

消息传得快,不到半天,全村都知道县国土局派了人来调查组。

薛德贵这天没出现在村委会门口下棋。

有人看见他上午从村部出来,脸色不太好,直接钻进那辆桑塔纳,沿着村里小路开出了村。

桑塔纳在村口被拦住了,该绕还得绕。

我在院里给一台车换轮胎,听着村口那边传来的动静,手上的动作没有停。

薛德贵把车停在路边,又熄火坐了一会儿。然后他把车掉了个头,慢慢朝我家门口那条路开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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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桑塔纳停在我家门口,薛德贵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

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修一台三轮车的挡泥板,满手油污。

他喊了一声大山,我抬起头,看见他脸上挂着那副熟悉的笑。

进来坐。我起身,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他进了院子,把红塑料袋放在堂屋的桌子上。

我瞥了一眼,里面是一箱牛奶、一桶食用油。

他没坐下,站在堂屋里,环顾了一圈,目光落在门后面那根扁担上,顿了一顿。

大山,他说,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那地的事。

我没说话,搬了把椅子,自己先坐下了。

他还站着,停了一会儿,又开口:那地的事,我回头翻了翻老底子,确实是我之前没搞仔细,老会计当年的手写册子上,东至沟渠那条线,划的是你家地没错。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提了一下,但脸上没露出什么。

我问他,那补偿款呢?

薛德贵搓了搓手,说,县里说,只要有原始凭证,可以重新核实,你那份补偿款……

他顿住了,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深吸一口气,说,你那份补偿款,按程序重新申报。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柜子边,打开,拿出那个铁盒子。

我没把铁盒子打开,只是把它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

我说,薛支书,这盒子里有一份联名请愿书。

村里签了字的,一共有四十七户。

薛德贵脸上的笑凝固了。

他的目光落在铁盒子上,没有伸手去碰。

手都搁在桌面上了,他问我,你这是……

我说,我本来打算把这份请愿书跟信访材料一起递上去的。

但后来县里来人调查了,我就没递。

我把它留在这儿,想着你要是来找我,我就让你看一眼。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要拿它来威胁你。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闹,不代表没人愿意替我说话。

薛德贵站在桌子对面,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

他看了我很久,没有话,最后叹了口气,说,大山,你赢了。

薛德贵没拿那箱牛奶,也没拿那桶油,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说,我明天去县里,帮你去催那个复核表。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堂屋里,盯着桌面上那个铁盒子看了很久。

那里面其实没有什么联名请愿书。

那只是我在停车场开业第二天,找村里几个老伙计喝茶的时候,随口在一张信纸上写下的几句话,大意是请大家有空来坐坐。

当时没当回事,后来也一直没用上。

但薛德贵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怕了。他以为那些签过字的停车登记单上,每一张都是一个愿意替我说话的人。

我没有骗他。

我只是没有把那句话说完,四十七个车牌号,四十七份停车登记单,四十七个经常来我这儿喝茶的人。

他们不知道那份“请愿书”是什么,我也没提过。

但薛德贵做贼心虚,他自己替我把这份“请愿书”写好了。

我把铁盒子重新锁好,放回柜子里。那根扁担立在门后面,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窗外有风吹过来,院子里的树叶哗啦啦地响了一阵。

桂云打电话来,说县国土局那边有消息了,让下周一把原始合同带过去核对。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院门口,看最后一缕天光从老槐树顶上慢慢收走。

村里的炊烟升起来了,狗在远处叫了两声。

我心里头一片平静。

10

补偿款到账那天,是个晴天。

短信来了以后,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一串数字,不多不少,四舍五入算下来比邻居们拿的少了差不多两成,因为地界争议最终还是按七成折算的。

我没去争那三成。闹来闹去,耗进去的时间也是钱。我把手机锁屏,揣回兜里,继续给院子里一台面包车挪车位。

桂云的电话紧跟着就来了。

爸,他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发紧,钱到了?

我说,到了。

他说,你早该去闹的,你偏不去,白等了快半年。

我说,正道上能办的事,不用闹。

他没再说什么,挂电话的时候好像笑了一声。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省道已经铺了一半沥青了,远远地能闻到那股热腾腾的气味,从村口那边飘过来。

王工头的车队撤了两台,还剩三台在收尾。

每台收五百,说好干到下个月底,到时候路面就全部完工了。

我蹲下来,把院里角落那块压实的碎砖地面又看了看。

停车场的牌子还挂着,字迹有点褪色了,但好好描一描,还能用很久。

说来也怪,补偿款拿到了,我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

心里更多的是一块石头落地的踏实感。

那地我种了三十年,那是我应得的数。

不亏心,不亏理,也不亏人。

下午,薛德福来取车。

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蹲在屋檐底下,掏出烟盒递了一根给我,我摆摆手。

他就自己点上,吸了两口,然后开口说,大山哥,我哥那个事……你听说了吧?

他的村支书撤了,说是滥用职权,记了个过。

他又吸了一口烟,把烟雾长长地吐出来,说,他以前不是那样的。

早几年村里选举,他为了修那段水渠,自己垫了两万块钱进去。

这两年,不知怎么的,就变了。

薛德福没有等我回答。他把烟头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大山哥,你那地的事,我哥确实亏了心。我替他说声对不起。

我说,德福,你犯不着替他道歉。他做的事,他自己担着。薛德福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开了面包车走了。

傍晚,我坐在院子里的塑料凳上,泡了一壶茶,谁也没喊,自己斟自己喝。

晚风里带着沥青和泥土的味道。

远处新修的省道在夕阳底下泛着暗灰色的光,笔直地伸向远处。

那根槐木扁担还立在堂屋门后面。我进进出出的时候,总会看它一眼。它身上那些刀痕已经很淡了,木头被磨得油亮油亮的。

我没有把它收起来。

也没打算用它。

但留它在门后面,心里总有个落处。

这年头,有些东西用不上,但得有。

日子照常过,停车场的牌子没摘。

省道通车以后,路过的车少了些,但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有来走亲戚的,有三轮车坏了临时搁一晚上的,还是习惯往我这儿开。

我搭的那个遮阳棚底下,又多摆了两把塑料凳。

有时候停车的司机闲着,坐下来喝口茶,问问老家是哪儿的,跑车累不累。

有人聊得高兴了,下一回路过,还专门拐进来打个招呼。

老于头有天傍晚端了碗面过来串门,蹲在我院子里呼噜呼噜吃完,抹了抹嘴说,大山,你这日子,过得比以前有活气了。我说,还行吧。

他看了看我堂屋门后那根扁担,说,你还留着它干啥?

又用不上了。

我说,用不用得上的,放着也不碍事。

老于头笑了一声,没再说什么,端着碗走了。

天彻底黑下来,我起身把院门锁好。头顶那盏灯还亮着,照着院子中央那块平坦的水泥地面。远处省道上的路灯已经亮了,连成一条淡淡的线。

明天还有一台车要来停,说是镇上送化肥的,一个月来两趟。堂屋里那盒铁皮夹子装着登记单,已经换了一个更大的纸箱子。

我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喝了口晾凉的白开水。水过喉头,清甜,凉得快,热得也快。

日子嘛,往前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