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得越多，越会反思历史学本身|世纪|历史学家|反思历史学|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

许多人最初读历史，是为了知道发生过什么。

但历史读得越多，就会开始追问：为什么某些事被写进历史，而另一些事被遗忘？为什么同一段过去，在不同历史学家笔下会呈现出不同面貌？历史书里的“事实”，究竟是原样摆在那里，还是经过了选择、组织和解释？

历史究竟是什么？真相是否可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曾在《历史是什么？》中指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息的对话”，这一观点至今仍振聋发聩。

E. H. 卡尔及《历史是什么？》1962年美国初版

在这本书出版四十年后，来自七大学术领域的九位历史学家接续他的思考，追问历史研究面貌的深刻变化，由大卫·康纳丁主编成《反思历史学》。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迎来新作《反思历史学》

这本书适合已经读过不少历史书、开始对历史叙述本身感到好奇的读者。它会让人意识到：历史真正吸引人的不只是过去本身，还有我们理解过去的方式。

九位历史学家，七大学术领域，一场关于史学现在与未来的深度对话。

卡尔之后，

历史学不再只有一种写法

卡尔写作《历史是什么？》时，最有号召力的是一种偏向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学家应当关注经济结构、社会力量、阶级形成、工业化、革命和制度变迁；他们要寻找原因，解释趋势，甚至帮助人们理解当下、影响未来。

这样的历史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有魅力，也激励了社会史、经济史、量化史等方向的发展。历史仿佛可以变成一门更科学、更有公共使命感的学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与量化方法进入历史研究，历史学一度显得更接近社会科学。

可是，后来历史学的发展并没有停在这里。量化方法和宏大解释并没有兑现全部承诺，社会史也不再自信地宣称自己能取代所有历史写法。与此同时，政治史、宗教史、帝国史、妇女史、性别史、文化史纷纷改造自身。

历史学的兴趣从单纯追问“原因”转向追问“意义”，从宏大的结构转向具体的人、经验、身份、信仰与表达。《反思历史学》展示的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一幅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声部的地图。

历史学家的位置，

也必须被我们看见

卡尔曾说，读历史作品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这并不是要我们怀疑一切，而是要明白：任何历史写作都来自特定的人、特定时代、特定问题意识。历史学家不是透明的容器，不是把过去原封不动倒给读者；他们总会带着自己的关注、方法、语言和判断进入材料。

在序言中，理查德·埃文斯一方面承认，历史研究必须以事实核查、材料考证和证据约束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强调，事实并不会自动组成历史。一个事件成为“历史事实”，往往是因为历史学家把它放进某个论证里，使它承担解释功能。换句话说，历史并不等于材料堆积，而是材料、问题和解释之间的持续互动。

理查德·J. 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长期研究德国近现代史，尤其以纳粹德国史研究著称。

而这正是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首倡，历史学家并非仅仅是“空容器”，将关于过去的真相从文献传达给读者，而是带着自己的特定观点和预设从事工作的个体。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怪念头，如果你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听不到那种嗡嗡声，那么要么是他们出了问题，要么是你出了问题。

这种嗡嗡声不仅仅是由历史学家的个人怪癖引起的，它也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群体思维”的产物，即特定时代和语境下历史学家的集体话语，而这反过来又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卡尔从未完全解决他思想中的张力——现实主义地接受“现实”，与乌托邦式地希望事情本可以完全不同的期待之间的张力。但是卡尔的影响，说服了许多历史学家反思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之见，阐明他们写作的目的，并向读者揭示其作品赖以建立的假设。

每一代人都以为

自己找到了历史的钥匙

卡尔重视宏大力量，重视经济、社会、阶级和制度的长期趋势，这曾经极大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但到 20 世纪后期，历史学家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只盯着大结构，许多具体的人、日常经验和边缘声音，仍会从历史中消失。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知识的怀疑，并没有摧毁历史学，却深刻改变了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它动摇了20世纪70、80年代仍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决定论，也削弱了宏大叙事和目的论的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史的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更多关注身份、意识、心态、信仰和记忆，重新书写那些卑微的、普通的、失败的、旁观的人。

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

微观史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卡尔大概不会赞同这种转向，他也不会赞同历史学家转向对非理性、古怪和离奇事物的研究，恶魔学家、磨坊主的宇宙观、异端群体的精神生活，或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恐惧，未必有助于理解当下政策和社会未来。但文化史相信，理解这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信仰和生活，也能丰富我们对人类处境的认识。

不过康纳丁也提醒我们：每一代历史学家都会有人宣称，自己找到了一把打开过去的新钥匙。今天许多学者相信，阐明过去的“意义”是历史学家的关键任务；但二十年后，下一代人回头看我们这一代，也许同样会惊讶于这种确信。

此外，历史学并不是从一种方法走向最终答案，而是像一张不断重写的羊皮纸：旧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仍在，新兴的文化史、性别史、帝国史也在。不同写法层层叠加，彼此竞争、修正，也共同改变着我们理解过去的方式。

历史学在今天是什么？

一张当代历史学地图

《反思历史学》的九位作者视野广阔，基本涵盖了重要的分支领域，提供了对当代史学的全景式概览。

社会史一章回望了它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雄心到后来的自我收缩：社会史曾经几乎想把“整个社会”作为历史对象，但后来变得更谦抑，不再宣称取代其他写法，而是转向研究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

政治史一章则说明，政治史并没有被社会史和文化史淘汰，它只是不能再满足于制度、领袖和高层决策，而必须把政治理解为更广泛的权力关系、语言实践和公共文化。

例如，苏珊·佩德森分析英国福利国家时指出，若放到比较视野中看，它并不只是进步的社会政策，也长期维持着“男性养家者”的家庭模型。政治史也没有消失，而是“政治”的边界扩大了。

图｜英剧《养育者》第一季剧照

宗教史则挑战了“现代化必然导致宗教退场”的线性叙事。奥尔文·赫夫顿提醒我们，宗教不能只被理解为教义和教会制度。比如有些教区妇女会刮取圣石粉末煮成饮品以求受孕，这个细节说明，信仰进入身体、生育、家庭焦虑和日常实践；人的行动不能永远还原为物质利益，信仰本身也可能构成真实的历史动机。

而当宗教跨越文化边界时，它也并不是被原样接受。利玛窦带到中国的宗教图像就呈现出这种复杂性：“捕鱼得人”和“以马忤斯晚餐”较容易被理解，圣母子图像却可能让中国士人困惑，十字架受难像更难被接受，因为在中国语境中，钉刑意味着最卑贱的惩罚。这个例子说明，宗教传播不是教义的单向输出，而是一场充满翻译、错位和重新解释的文化相遇。

“天主”图，选自《程氏墨苑》

文化史代表了从“原因”到“意义”、从“解释”到“理解”的转向：历史学家不只问某事为什么发生，也问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如何通过符号、语言、记忆和仪式赋予世界以意义。比如“初夜权”概念，在19世纪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封建特权的想象，但其实它一开始只是16世纪法学家们开的一个玩笑；“食人”习俗与之类似，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发明了这个词。

妇女史与性别史一章则提醒我们，性别不是给既有历史补充一些“女性材料”，而是历史分析本身不可或缺的范畴。比如在美国西进的“内部殖民化”中，性别也参与了帝国叙事。边疆常被想象成“无女性”的空间，白人男性则被塑造成以文明对抗野蛮的开拓者。这种男性气质既遮蔽了印第安、墨西哥与白人女性的存在，也为征服、采矿和政治扩张提供了合理性。

思想史一章则进一步说明，观念并不是脱离语境漂浮的抽象命题，而是在特定语言、制度、争论和行动中产生意义。

帝国史一章尤其能体现本书的时代感。过去的帝国史常常围绕宗主国、殖民政策和海外扩张展开，如今则更多关注帝国如何同时改变殖民地与本土，如何塑造种族、性别、身份、知识和全球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