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民权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民国翁柽修，宋联奎（聚五）纂，为一部断代性质的地方志书，记述史实自清之嘉庆迄于宣统三年。
刊行之际，时任陕省主席邵力子亲为之序，并将其与久负盛名的宋宋敏求《长安志》相提并论，且有合聚五与敏求称“前后二宋”，赞其“足以羽翼乙部而昭来许”，推崇备至，亦宜非尽属虚语。
然而客观讲来，此志成书于万般艰难之中，佳固足嘉，瑕疵亦并非没有，董健桥先生校点本前言，就已明确指出其卷二《地理考下·长安》关于毕原的记载，存在误判误引；其卷七《祠祀考》关于资圣寺和鹿传霖、焦云龙两氏的记载，误记了资圣寺的地望和两人的任职时间；其十二、十三卷的《金石考》记载金石遗存，也有记错年代甚至朝代的错误等。
本人有晚上就寝之前阅读的习惯，近期每天翻看此志几页，也竟断续发现有数处疑误存焉，遂思录以奉览如次：
一、其卷二《职官表》咸宁光绪三十年甲辰知县栏记载：“刘德全 湖北谷城县人，进士。三月调任。”长安光绪三十一年乙巳知县栏记载：“曾士刚 河南光山县人，举人。署任。”尽管均系援诸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五《职官》六之记载，惜焉并皆可疑甚至有误。因恰有新城李连源先生近日所示府学巷狄家所藏《调署咸宁县事洵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记大功一次刘、赏戴花翎钦加同知衔特授盩厔县调署长安县〖事〗曾谕》称：
生员狄致良知悉:案据知县高毓崧等以翰林院待诏晁寿图操守廉洁，取与不苟，堪以充当留养局总绅等情，公举到县。又查该生员狄致良人尚公正，办事认真，堪以接充该局副绅，为此合行谕饬。谕到，该生等刻即入局，将附生李保华、增生王元勋经手一切账项、事务，刻即接收清楚，和衷共济，认真妥为办理，毋得始勤终怠，致负委任。是为至要，切切特谕。
其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四日”，可见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谕令发布之时，刘、曾二人已分别为咸、长之“调署”知县，至光绪三十年三月，前者已由调署而变为实授；及光绪三十一年，后者已调署长安两年矣。表中所载虽与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并不相左，却明显与此谕令存在着较大的出入，极可能并不准确。
二、其卷七《祠祀考》长安《节义祠》条，于节孝祠下录载数页节烈妇女之后，又复出现烈女、节妇、烈妇、节烈、军功、敕旌烈妇、咸宁烈妇等细目和名单，感觉乱无章法，校点本将各细目均按一级字体字号标示后，更觉乱甚，颇使人疑其本属卷十五《烈女传》之素材而未能或来不及处理者。而其长安之下，复竟将“咸宁烈妇”植入，尤使人疑其有些细目，或许当属咸宁而不慎羼入长安，种谷子走入糜子地了。
三、其卷七《祠祀考》前述长安《节义祠》之《烈女》细目，开首“刘象牙、张炜昭之妻李氏”的记载 ，令人生疑吃惊不已。依彼今民俗和人所共知的伦理道德，试问刘、张二人焉能共拥一妻？倘然李氏为刘、张二人共有之妻，那还有资格称得上烈女么？疑其极有可能是“刘象牙”之后漏刻了“之妻×氏”等字，否则便不仅不通，简直就是个笑话。
四、其卷七《祠祀考》之咸宁《南五台》条记载：“按 南五台为秦岭以北最高处峰，”“峰”字疑为衍字。因其下文所谓：“开辟于隋，盛于唐，毁于五代，宋元复兴，至于明清堑崖砌石，始得拾级直登，”明白乃是指“处”而言，所谓“宜其楼阁巍然，今香火犹盛也。”细绎也是指“处”而言，“处”“峰”并存固然读着别扭，去“处”留“峰”也实在意思不通。疑其或许是南五台也是秦岭的一座山峰，起稿时用“处”用“峰”尚难决断，定稿时未能及时删去“峰”字所致。
五、其卷九《学校考》咸、长两县末，均附有学制、教科、经费、风俗诸内容，却分别以与各学校并列之细目出之，后面还缀以《风俗》一目，颇显不伦，有失章法，经校点本按一级字体字号标示后，更显其乱也，感觉编者对于这些内容，尚未找到更好的处理办法。
六、其卷十四《良吏传》杨调元传记载：“有清之亡，秦中州县官之以死殉者，三原德锐、兴平杨宜瀚与调元三人而已。”而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五《职官》卷六记载，德锐任三原知县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光绪二十九年”三原知县已是倪度担任；杨宜瀚“光绪二十四年” 任兴平知县，“宣统元年八月由宝鸡县知县署任”长安知县，“宣统三年四月” 调署华州知州；杨调元“光绪十九年由调补西乡县知县”调任长安知县，“（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调署华阴县知县，此后再未任过长安知县。
可见辛亥陕西起义之际，此三人者，德锐并不在三原知县任上、杨宜瀚不在兴平知县任上，杨调元也不在长安知县任上，疑其如此记载，不仅不符史实，亦且有误导读者之嫌，确乎难以奉为信史。
以上所陈，的属管见，是否中肯，未便臆断，极想听听各位的高见。倘有不慎误会前贤和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谅解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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