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广西南宁以北的昆仑关炮声骤然密集。第五军官兵冒着日军火力反复冲击，战斗持续多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这场战斗的指挥者杜聿明，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抗战时期最早统率集团军的黄埔将领之一。
“集团军总司令”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职位。抗战期间，国民革命军的战区、集团军和军级编制多次调整，同一名将领可能先后担任不同集团军主官。因此，所谓13位黄埔生，指的是曾在抗战时期出任或实际主持集团军指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并非13人同时在任。
杜聿明出身黄埔一期，长期受到蒋介石重视。昆仑关战役中，他指挥第五军与日军展开硬碰硬的争夺。第五军在攻坚、炮火协同和反突击方面表现突出，最终夺回昆仑关。杜聿明后来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成为国军中颇具代表性的机械化部队指挥官。
同为黄埔一期的关麟征，也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将领。他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徐州会战等战事，指挥风格强硬，部队执行命令果断。因作战凶猛，部下和对手都曾以“关铁拳”称之。抗战时期，他曾担任第九集团军等部队的高级指挥职务。
王敬久也是黄埔一期生。与杜聿明、关麟征相比，他的名声没有那么响亮，但经历的战事并不少。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以及鄂西、常德一线，都留下过他的指挥记录。战局艰难时，集团军主官不仅要考虑正面攻防，还要处理部队转进、补给和地方协同，王敬久承担的正是这类复杂任务。
黄杰同样毕业于黄埔一期，曾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兰封会战期间，他因擅自离开指挥岗位受到撤职处分，这段经历在其军旅生涯中颇受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又重新受到任用，参加滇西缅北反攻。1944年，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日军发动反攻，经过长期作战，逐步打通通往缅甸的交通线。
张雪中也是黄埔一期出身，长期在汤恩伯系统内任职，曾担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抗战期间，他先后参加多场战役，因作战表现获得三等云麾勋章、忠勤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等荣誉。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的自由勋章，也反映出当时中美军事合作背景下对部分中国将领的肯定。
黄埔三期的王耀武，是这13人中较早脱颖而出的将领之一。他后来担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能力和治军水平都得到较高评价。王耀武并非只靠资历晋升，而是在淞沪、武汉以及长沙、常德等战事中逐渐建立威望。尤其在第七十四军的发展过程中，他把部队训练、装备和战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较强战斗力。
李仙洲是黄埔一期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长期活动于华北、华中战场。他参加过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枣宜会战和豫中会战，后来担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与单一战场的突击将领不同，李仙洲面对的往往是大范围机动作战，部队调动频繁，战场环境变化很快。
李玉堂同样毕业于黄埔一期，曾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他所率部队是第九战区的重要主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承担了艰苦任务。由于部队作战顽强，逐渐有了“泰山军”的称呼。长沙会战并非简单的阵地硬守，诱敌、阻击、反击和追击相互配合，指挥官必须不断根据日军动向调整部署。
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抗战时期曾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他与胡宗南关系密切，长期在西北系部队中任职。战场上的集团军指挥，既要统筹下辖各军，也要接受战区统一调度，很多时候并不能按照个人意图自由行动。李铁军的经历，体现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与派系、战区之间的复杂关系。
王仲廉毕业于黄埔一期，曾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是汤恩伯系统中的重要将领。他经历过华北、豫中等地的多次作战。由于国军部队番号和指挥关系经常调整，王仲廉有时负责正面防御，有时又要承担战区机动作战任务，实际工作远比一个番号所显示的更加繁重。
黄埔一期中还有一位颇受关注的人物李默庵。他在军校时便有“能文能武”的评价，抗战时期曾担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熟悉参谋业务，也有带兵经验，能够处理作战计划、部队部署和后勤协调等事务。集团军司令并非只会冲锋陷阵，能否把各军拧成一股绳，同样决定着战役成败。
刘戡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曾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以作战勇猛著称，长期受到蒋介石重视。刘戡所处的部队，既要参加大规模会战，也要承担防区守备和机动作战任务。对这类将领而言，勇敢只是基础，如何在命令、地形和兵力限制之间作出判断，才是真正的考验。
董钊则是黄埔一期生，曾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抗战前期，他率部参加支援台儿庄方向的作战，后来又在大别山一带与日军周旋。大别山地区地形复杂，部队作战方式往往由正规战转为游击与袭扰相结合，董钊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敌军进攻，还有补给困难、交通不便和地方控制等问题。
这13名将领的经历并不完全相同，有人以攻坚成名，有人擅长整训部队，也有人在战区反复调动中承担守备和机动作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抗战时期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成长为集团军一级指挥官，所面对的也不只是一次战役的胜负，而是兵力、装备、交通和指挥体系同时承受压力的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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