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蒋介石5次请一人当省长，他才终于答应。
多年后，他辞官还乡，却路遇打劫，没想到开箱后众土匪竟然下跪送别他，这是为何？
投笔从戎
此人叫张难先，1874年出生于湖北一个书香世家。
家中祖父、父亲皆为饱学之士，对他寄予厚望，期他能考取功名，走出一条安稳的仕途。
张难先自幼聪慧，十五岁时便能熟背《左传》、《资治通鉴》，在县试中连连拔得头筹。
那时的中国，早已风雨飘摇：甲午战败、列强割地、民不聊生。
他曾亲眼见洋兵在汉口街头耀武扬威，见乡民被清兵乱刀砍杀、妻女遭污辱。
二十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原本有资格入京参加科举，但他毅然决然放弃功名，转而投身新式教育。
他加入由改良派创办的“科学补习所”，一边任教，一边暗中与会党、同盟会接触，悄然筹划武昌起义。
1907年，清廷加紧对革命党的搜捕，他被朝廷密探盯上。
有朋友劝他暂时避走日本，他却一口回绝：“你们走，我留下，此处同志众多，若我一走，势必群龙无首。”
随后，他便在汉口科学补习所密室中躲藏三日三夜，靠一壶清水、一卷兵法度日。
待风声稍缓，他第一时间与新军接洽，传递起义口令。
不久，张难先遭人举报，被清廷逮捕入狱，狱中黑暗潮湿，牢头百般羞辱，他却视若无睹。
每日清晨，他仍按时起身背书写诗，甚至在狱墙上题下《正气歌》与“铁窗亦可藏浩气”的誓言。
最传奇的一次，是在牢中听闻同窗叛变投敌，他怒不可遏，趁夜以笔杆为棍，将其当场击晕。
狱卒大惊，欲将他加刑，他却冷笑：“叛徒不杀，誓不为人！”
三个月后，因证据不足，他被释放，从此，他更坚定信念，走村串户传递革命思想，甚至在自家祖宅开辟密室，藏身起义武器与文书。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他负责策应任务，冒着生命危险，骑马深夜入汉口军营传达命令。
归途中被清兵围捕，他翻身跃马、纵横田野，身中两弹仍咬牙坚持，直至抵达安全屋。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头第一声枪响震撼华夏，张难先带着十几名学生冲进敌营。
他亲手打开科学补习所密室，将藏了三年的火枪和弹药交给起义军。
事成之后，他拒绝任何官职奖赏，只留下一个名字，继续隐入人海。
清廉自守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立，新旧交替之际，各方势力纷纷拉拢有声望的革命元老，张难先自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选。
蒋介石曾五次亲自致信，力邀他担任省长、省主席等要职，可他一一婉拒。
直到1926年，在众多同志的再三劝说下，他才答应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但他给自己的条件是：“不许大操大办，不设迎送队伍，不接收亲信推荐。”
他的政见与当时国民党上层格格不入，他痛恨裙带关系，厌恶逢迎拍马，一心只为民生疾苦。
刚上任，他便公布一纸“官员廉洁自律令”，明令禁止一切走后门、拉关系、亲属入仕等行为。
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住简陋公馆、乘旧车、不用随从、不收礼金。
白崇禧任广西军政要职，与他弟张家栋早年结识，私交颇深。
张家栋想借此机会谋个实职，便托人找哥哥张难先打招呼。
张难先听后勃然大怒：“若因我是你哥哥，你便有资格为官，那这浙江省，不如交给你当！”
随即下令取消其职位，并将推荐信当场撕毁，气得张家栋几天不敢回家。
不仅如此，白崇禧的一位心腹后来担任浙江某县县长，借水利工程之名贪污数十万银元，百姓苦不堪言。
张难先得知后，立刻组织审计调查，面对来自上层的巨大压力，他毫不退缩，毅然上书中央，请求罢免并追责此人。
白崇禧震怒，亲自打电话“提醒”他，“别太得罪人”，他却平静回道：“我若怕得罪人，便不配坐这个位子。”
这一事件震动朝野，他也因此成为党内许多大员的“眼中钉”，可他不以为意。
他最令人称道的一次“刚直”，是面对宋美龄的“亲临查账”。
那是1930年秋，宋美龄以慰问妇女工作为名，实则奉蒋介石之命前往浙江“考察”省务。
这其中，也不乏对张难先政绩清廉之说的怀疑，有人怀疑他装清高，实则暗中揽权敛财。
宋美龄到达杭州，素闻张难先“古怪”，想一探虚实，入府后，宋美龄寒暄几句，便绕入主题：
“张主席，坊间传言您政风清明，我甚是敬佩，不知府中可否一观？”
言下之意，便是要看他的账本与府邸安排，张难先点头不语，转身走入内室。
不多时，他亲自抬出一张灵位，正中写着：“清风两袖祭苍天，一念不忠遭报应。”
左右写着对子：“不纳贿、不近色；不欺民、不奉权。”
灵前三炷香烟袅袅升腾，他手持香，肃然立于灵前，一字一句道：
“我张某若有一钱不义之财，愿天打雷劈，不得善终，宋夫人若不信，便请查，若信，请退。”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宋美龄震惊不已，她轻声一笑，起身道：“张主席果然不负清名。”
事后传遍政界，有人悄悄议论他“太轴”，也有人说他“不会变通”，可无论外界如何评说，他都不动如山。
在那个贪腐成风、权贵横行的年代，他如一股清流，洗尽污浊。
土匪跪送
1931年深秋，张难先执意辞官回乡，他不愿车马送行，更不让设宴告别。
一切从简，只带一名随从、一口旧木箱、一条棉被和几件换洗衣物，坐一艘小船，从杭州沿水路缓缓南归。
船至江西境内，正行至赣水狭窄处，突然一队持枪悍匪从两岸杀出，拦住去路。
张难先一行被五花大绑押上岸，木箱被粗暴地丢在地上，箱盖几乎被利刃撬断。
领头的匪首一边盘问姓名，一边笑道：“瞧这衣着打扮，不是富商就是‘肥官’，运气好，兄弟们今晚有肉吃了。”
随从吓得瑟瑟发抖，而张难先却不惊不惧，坐在树下饮尽一壶凉水，说道：“我是张难先，前任浙江省主席，如今告老还乡。”
匪首一听，先是怔住，旋即大笑：“张主席？那更好！我们兄弟们等的就是你这种大官！别说废话了，把箱子打开！”
木箱缓缓开启，众人围上来，眼中充满贪婪，但映入眼帘的不是黄金白银，也没有丝绸珠宝。
箱中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一双打了补丁的布鞋、一本账册和几封泛黄的书信，外加数十块银元整齐地用手绢包着。
那账册上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担任浙江主席期间的每一笔收入与支出，甚至连“某日得礼茶一盒”都被标注清楚。
一时间，匪首呆立原地，突然抬手示意众人后退，他慢慢跪下，将账册捧在手中，低声道：
“兄弟们，咱们今天差点犯大错了，这是‘张青天’啊。”
“张青天”这个名号，他们并不陌生，在赣鄂交界的山林中，许多流亡百姓口口相传，有一位清官在东南一带为民请命、不纳贿、不谋私，甚至亲自下乡巡访、赈济灾民。
当年江西水患，浙江第一批调拨的粮食和药品正是由张难先一手批复。
片刻之后，土匪们纷纷跪地，有人哽咽道：“张青天恕罪，我们本是受苦人，今日若真劫了您，怕是日后连山神都不容我们。”
张难先并未怒斥，反而将箱中仅有的十数块银元掏出递与他们：
“若你们真是为生计所迫，便拿这些钱去养家糊口，但请记住，从今往后，莫再为恶。”
那一夜，土匪搭起草棚为他遮风，又派人备了干粮，还亲自划船护送其一行人南行三十里。
临别时，匪首在船头跪地作揖：“先生若再为官，我等愿投身听命；若归隐山林，也请受我们一拜！”
自此之后，这件事迅速在江汉一带传开，有人将其编成快板书传唱；有人写入家谱，题名为“青天卸任”。
甚至连土匪出身的某地方干部，日后也曾感慨：“若早年都能有几个张难先，百姓何苦落草为寇？”
终身为民
张难先从浙江卸任归乡之后，并未像寻常高官一般颐养天年。
他在祖宅旁建起一间“耻庐”，意为“以耻为室、以耿为戒”。
这间屋子里只有几张木桌、一排书架，墙上悬着他亲笔写的两行字：“不为利动，不为权移。”
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也是送给来此求学、参访之人的告诫。
他捐出全部积蓄，创办中学，亲自担任校长，不收薪酬。
不仅育人，他还身体力行地救民，三十年代末，长江水患连年，张难先四处奔走，筹款赈灾。
他亲自划船深入重灾区，背米送药，那年冬天，他连续奔波三个月，冻伤双脚，却无一丝悔意。
他还设立“清寒基金”，资助本地贫苦子弟入学，甚至贴身裁缝也受他资助读完大学。
最让人敬仰的，是他在国家命运关头所展现的胸襟与担当。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武汉成为战略重地，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尚未完全撤离，社会动荡、人心惶惶。
张难先此时已七十高龄，却主动利用自己在地方的威望和与各方旧部的关系，多次奔走协调，劝说部分旧军官放下武器，保障学校、医院、粮仓安全过渡。
他还亲自站上街头，用武汉方言劝说群众“不抢、不跑、不乱”。
武汉和平解放那天，地下党送来一纸表彰，他未作停留，只说：“我能为这个国家多做一天事，就活得值得。”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邀请他赴京观礼，他登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眼含热泪。
此后，他婉拒一切官方职务，仅保留省政协顾问名义，继续回到乡间生活。
1968年，张难先在家中安然辞世，享年九十四岁，无哀乐，无仪仗，只求薄葬。
他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留下最难得的品质：信仰、骨气、正义、廉洁。
他不只是民国最后的青天，更是我们时代最该重温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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