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底，南京总统府内，蒋介石正为徐州战场寻找一名能够统筹全局的将领，白崇禧从武汉飞抵南京，成为这场密谈中的关键人物。
当时，淮海战役尚未正式打响，但中原战局的危险已经十分明显。东北战场的失败，使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开始向徐州、宿县一带集中，徐州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则分属不同系统，彼此之间并不真正服从。
徐州“剿总”由刘峙负责，华中“剿总”由白崇禧主持。蒋介石希望把两大集团的兵力交给白崇禧统一调度，并在蚌埠设立指挥机构，由白崇禧负责中原战事。
这个安排看似重用，实质却很复杂。
白崇禧是桂系核心人物，长期与蒋介石既合作又争斗。蒋介石让黄维、宋希濂等嫡系将领归入华中“剿总”序列，表面上扩大了白崇禧的指挥范围，实际上也在他的身边放进了牵制力量。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并不是看不出其中的政治意味。徐州战场上的将领大多属于中央军系统，许多人只听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即便名义上由他统一指挥，真正调动起来也未必顺畅。
更棘手的是，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摆出的防御态势缺乏弹性。几个兵团分散在不同地区，援军之间相距较远，一旦某处被突破，就可能出现各自救援、相互拖累的局面。
白崇禧抵达南京后，曾对调动部队表示过一定程度的配合，甚至讨论过让黄维兵团向豫皖边境行动。但经过一天左右的观察，他改变了态度，不愿正式接过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的统一指挥权，随后返回武汉。
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谈指挥关系，背后却有两层考虑。一层是军事判断，他认为徐州战场已经极其危险，临时更换指挥系统，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兵力部署和战略决策上的缺陷。
另一层是派系自保。倘若战役失败，蒋介石完全可能把责任推给负责统一指挥的白崇禧，桂系既要承担战败责任，又可能失去手中的部队。接下这个职位，意味着权力更大，也意味着风险更集中。
白崇禧曾对身边人感慨，徐州方面的将领“非蒋的手令不行”。这不是一句牢骚，而是当时国民党军内部派系关系的真实写照。
军令不一，往往比兵力不足更危险。
淮海战役开始后，蒋介石不断要求华中方面抽调部队增援徐州。黄维第十二兵团向东推进，最终在双堆集地区陷入重围。白崇禧对这支中央军部队难以长期扣留，也没有能力完全阻止其行动。
但涉及桂系部队时，态度便完全不同。
张淦所部是桂系重要力量，白崇禧不愿轻易将其投入徐州战场。他认为武汉是华中枢纽，一旦抽空周边兵力，武汉防务便会出现漏洞。蒋介石则认为，淮海战场一旦失败，武汉同样难以保全，援救徐州才是当务之急。
双方争执不断。白崇禧有时以武汉安全为由拖延，有时改调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替代桂系精锐。蒋介石甚至亲自催促，白崇禧仍不完全接受。
一次通话中，蒋介石强调服从命令，白崇禧则回应：“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我不能接受。”
这句话很能说明他的处境。他不是没有军事判断，也不是不知道徐州的重要性，而是不愿用桂系的根本力量去填补中央军指挥失误留下的缺口。
从桂系利益看，这种选择相当谨慎。白崇禧没有把自己绑在一场胜算极低的战役上，也避免了战败后被蒋介石彻底清算。白先勇后来评价父亲时，称没有指挥淮海战役是白崇禧一生中最睿智的选择，主要便是从这一层意义出发。
不过，军事上的精明，并不等于政治上的成功。
白崇禧看出了徐州战局难以挽回，却没有把这种判断转化为对整个国民党军队的统一安排。他力保桂系兵力，阻止部分援军东调，客观上使徐州战场更加孤立。黄维兵团被围，杜聿明集团随后陷入困境，外围援军始终无法形成有效合力。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约五十五万余人被歼灭或改编，徐州集团基本瓦解。1949年1月10日，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战略屏障被彻底打破。
战役尚未结束时，白崇禧已经开始谋划战后局势。他判断蒋介石威望大跌，便推动和谈，主张保存中南、西南的力量，争取喘息时间。他还与李宗仁等桂系人物共同施压，要求蒋介石退居幕后。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白崇禧掌握国民党在华中的军事大权。可是，徐州战败造成的整体崩溃，并没有因为权力更替而停止。
白崇禧保住了桂系的部分实力，却没有保住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体系；他避开了淮海战役的总指挥责任，也失去了左右战局的机会。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防线迅速瓦解，桂系控制的区域也相继失守。 title所说的“睿智”，更多是白崇禧个人和桂系的风险判断，而不是挽救国民党败局的军事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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