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转自：环球人物杂志
·《欢迎来龙餐馆》剧照。（豆瓣电影）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很多人试图从陈宪忠身上寻找银幕人物的影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毕业后，以翻译身份随一家中资企业赴伊拉克。2000年前后，他离开公司开始单干，做中伊贸易；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在巴格达开了一家叫“宴龙湾”的中餐厅。
在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中，陈宪忠没有急着谈“龙餐馆”，也不愿把自己讲成传奇。他说，电影里“宴龙湾”的故事，只是自己40多年经历中最短、也最跌宕的一段。
三年前，影视方来找他签授权协议。他答应得很干脆：“随便拿去拍，怎么拍都可以。”但文字出书权，他留在了自己手里。
“这个书啊，我准备自己闲暇的时候，自己写一写过去的人生经历。”
“像样的中餐馆”
2003年，在朋友劝说下，陈宪忠在伊拉克国家大剧院附近开了一家中餐馆。“龙是中国的代表，因此餐厅就起名叫‘宴龙湾’。”
此前，巴格达没有“像样的中餐馆”，而陈宪忠的餐厅“只做正经中国菜”，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在这里能吃到正经的中餐。
“宴龙湾”主要做鲁菜，其中最让当地人着迷、点得最多的菜，是中国的豆腐。为了做出他认为正宗的口感，他从国内运来卤水，还找来磨豆、煮浆和点浆的设备，在餐厅自制豆腐。
陈宪忠好客的性格，也让不少当地人爱来“宴龙湾”。客人可以自带食材在餐厅烧烤，店里负责饮料。当地人来的多了，发现与伊拉克菜肴以肉类为主不同，中餐荤素搭配均衡，于是渐渐地把中餐视作“植物性饮食”。
后来，“宴龙湾”换了一个川菜师傅团队，做起了川菜，火辣辣、热热闹闹的日子被陈宪忠搭起来了。
但这样的日子很快被战争打断了。随着伊拉克国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餐馆营业受到很大影响。“每当大剧院里举办大型活动，周边就会频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陈宪忠记得一次爆炸过后，爆炸将人体碎片甩到餐馆屋顶，场面非常恐怖。
“生意亏了可以再做，但人不能出事。”客人一天天减少后，陈宪忠撤走了中国员工，餐馆也关门了。
在伊拉克多年，人的安全是他从不退让的底线，也把待人真诚放在首位。如今的他还是坚持这套原则。一次，一笔30万美元的货款出了问题，伊拉克的客户和朋友转而找到了陈宪忠。作为最初牵线的人，他把这笔钱垫上了。
“为了维护客户、维护朋友的关系，我自己愿意赔一点。”视频里，陈宪忠说得很平静。自己认可的朋友，哪怕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对方吃亏。
这是他在伊拉克待了42年后，慢慢摸索出的一套“算账法则”。
他用“幸运”形容自己
1953年，陈宪忠出生在吉林。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父亲在铁路系统工作。上世纪60年代末，他初中毕业后下乡。
“我也穷过”，离开家时，他的想法很朴素：“起码我这一张嘴带出去了。不用再吃家里的饭，也不再花家里的钱。”
知青点离城大约40公里，有班车，票价8毛。他舍不得坐，宁愿走。下乡第一年快过年时，其他知青陆续回家，他主动留在集体户看护粮食和物品。那年春节，他一个人守着集体户，只吃了一条猪尾巴。
三年后，他不想在农村再待下去。下工以后，他会爬上房顶看天。天很蓝，星星很亮，他却只觉得迷茫：“不能继续下去了。”
后来征兵恢复，他在1972年底入伍。在海军司令部警卫连，他给首长家站岗。夜里两小时，别人觉得最难熬，他却觉得最有用：他钻进首长家防空洞，读首长们看完后堆在地下室的书籍。“我那时基本上就是通过阅读，了解国际国内的一些大事。”
后来，他从站岗转到内部接待，部队推荐他到北京大学学阿拉伯语。这个名额原本并不属于他：前一个被推荐者没有通过，他和另一位班长重新成为候选人，最后连队决定让他去。
说起这段经历，他反复用“幸运”来形容自己。
·上世纪80年代，陈宪忠在伊拉克。
学完阿拉伯语后，他被借调到水电公司。上世纪80年代，他随公司第一次到伊拉克当翻译。他把那两年多当作“留学”：钱多钱少不重要，先把口语练出来。白天，他和项目上的工程师、门卫聊天；晚上没事，就去附近大货车司机聚集的地方和他们闲聊。
他后来总结，这两年多让他真正熟悉了当地的语言和生活。
200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
在陈宪忠的记忆里，伊拉克的生活很鲜活、马路很热闹。
2000年时，巴格达的印度大街只有短短一公里的路，夜里开车有时要堵一个小时，是当时巴格达最繁华、最富有的地段。
他回忆说，虽然当时体制内条件不错，但看到伊拉克繁华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应该有更大的舞台”。于是工作了13年后，他离开了公司。
2000年，他开始单干。当时伊拉克仍受制裁，在当地做贸易的中国个体户很少。他有语言优势，也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觉得自己能行。一开始，陈宪忠做面料供应，有了第一桶金后，开了商场、宾馆、餐馆和工厂，也参与过军需品供应链中的中间业务。
生意做得最顺的时候，恰好也是伊拉克最乱的时候。陈宪忠回忆，2003年至2010年，各方势力交错，物资缺口和信息差都很大。他承认，那几年是自己“生意转变最大”的阶段。
他曾在伊拉克投资一座工厂，投入约200万美元。后来，工厂被一位已成为民兵准将的人低价拿走。对方的家族势力就在工厂周边，陈宪忠不愿拿命去赌，只象征性拿回20万美元。“你不能跟民兵组织有任何纠葛，否则的话，人活不到明天。”
后来，他又在巴比伦省拿下一块地，投资许可、规划和设计都已完成，准备建商业设施。然而，由于当地种种阻碍因素，他最终还是选择退出。前期投入，损失了几十万美元。
他对这类损失并非无动于衷，只是早已习惯看淡得失。
“眼睛被黏糊糊的血迷住了”
2003年以后，随着美军的到来，街上针对富人的犯罪越来越多，原先热闹的街区慢慢冷下来。
2004年，陈宪忠也曾遭遇了一次绑架。当时，一伙绑匪用枪抵着陈宪忠的脑袋，把他拽进汽车。害怕自己被塞进汽车有去无回，陈宪忠与绑匪殊死搏斗，头部被枪托狠狠砸了一下，整个脑袋都是血，“眼睛都被黏糊糊的血给迷住了，睁不开”。
由于殊死反抗，陈宪忠没被塞进汽车，绑匪急于离开现场，开车就走，陈宪忠被拖行了很远。后来，人们将陈宪忠搀扶到路边，用矿泉水给他洗脑袋，他这才能看清周围。接着，有人开车把他送到卫生所包扎。
讲到这里，环球人物记者请陈宪忠露出伤口，他挽起袖口，露出至今依然泛白的伤痕。
当时有记者想报道这件事，他拒绝了。彼时正有十几名中国项目人员准备登机到伊拉克，他担心报道一出，人就不来了。
“我和伊拉克朋友之间，靠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关系好’。”他说，“我们的信任是建立在同甘共苦之上的，是一件一件事做出来的。”
2017年至2018年，陈宪忠原本已经决定离开伊拉克。他觉得自己在伊拉克的人生，该画句号了。“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我都赚到了。”
回国后，他住在北京郊区，种菜、养鱼。他说，自己在国内住了这么久，连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太无聊”，所以还是时不时地回伊拉克，“还是想回去”。
现在的他，一半时间住在国内、一半时间待在伊拉克。他把自己定位为“服务性的、咨询性的”，也不断有人通过朋友找来办事：有人想在伊拉克注册公司，有人要租地、建仓、办商场，有人问项目该怎样落地……
他不愿再像年轻时那样奔波，但只要有人来咨询，他仍会坐下来聊，甚至有人半夜12点登门，他也照样接待。
他说，环球人物记者发来的采访提纲，让他回忆了不少事，把许多旧事又“翻出来了”。谈起伊拉克的重建和机会时，他补上一句，自己认为好，不等于对别人就一定好，“任何事情都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的”。
采访临近结束，记者请他用阿拉伯语说一句话。他想了一会儿，说道：“对人要真诚，事情要公平；无论面对伊拉克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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