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1月，北京城北的密云，肃顺在押解途中被清廷拿下。这个曾经替咸丰帝处理军国大事的宗室重臣，很快从顾命大臣变成了阶下囚。关于他拒绝下跪、一路怒骂的细节，主要见于清人笔记和后世记述，未必每一处都能与官方档案完全对应，但他的强硬性格，却确实给这场政变留下了极深印记。
肃顺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人物。他出生于嘉庆二十一年，也就是1816年，属于爱新觉罗宗室。咸丰帝即位后，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压力，朝廷需要能办事、敢担责的大臣。肃顺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受到重用，先后担任侍郎、军机大臣等职，逐渐进入清朝权力中枢。
他的办事风格很鲜明。
不绕弯子，不怕得罪人。
肃顺对贪墨和敷衍颇为厌恶，处理政务时敢于触碰满洲贵族和地方官僚的利益。咸丰帝身边的大臣，大多顾虑重重，肃顺却常常直陈利弊。咸丰帝对他既倚重又防备，这种复杂关系，后来成为肃顺权势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肃顺虽然能力突出，却并不是一个善于收敛锋芒的人。他与端华、载垣等宗室关系密切，在朝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圈子。朝臣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他敢任事，反对者则觉得他跋扈专断。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内部围绕对外妥协与强硬抵抗争论不休。肃顺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强硬态度，也因此获得部分官员支持。然而，强硬并不等于能够控制全局。清朝面对的财政、军务和外交压力，已经不是几名重臣凭个人能力便能扭转的。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肃顺随驾北上，继续参与军国事务。圆明园被焚、北京失守，使皇帝的威望受到沉重打击。此时的肃顺看似权力更大，实际上却被困在一座危机四伏的朝廷里。
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逝，年仅三十一岁。临终前，他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仅五岁的皇太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
这项安排表面上是为了稳定朝局，实际却埋下了冲突。
咸丰帝留下的八位顾命大臣掌握朝政，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太后，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则成为慈禧太后。按照传统礼制，两宫太后地位尊贵，但没有直接处理朝政的制度名分。肃顺等人希望依靠顾命大臣体系维持权力，慈禧却不能接受自己只能居于幕后。
她需要的不只是太后的名分。
还要有批阅奏折、召见大臣的实际权力。
慈禧并非单独行动。她与慈安太后形成合作，又通过恭亲王奕訢取得了北京方面的支持。奕訢当时留在京城，熟悉朝廷人事和军政情况；肃顺等人则陪同咸丰帝灵柩和幼帝准备返回北京，双方在信息、兵力和人脉上出现了明显差距。
10月下旬，慈禧等人先行回到北京。11月2日，辛酉政变发动，载垣、端华等人被捕，肃顺则在护送咸丰帝灵柩返回北京的途中，于密云附近被截获。所谓“宣召办事”的说法，更多是后世叙述；从政变过程看，这次行动早已经过周密安排，并非临时起意。
肃顺大概不会不知道自己已经败局难挽。只是对他而言，接受逮捕等于承认顾命体系彻底失败。关于他被捕后拒绝跪拜、辱骂押解人员的故事，流传很广。有记载称，押解者让他下跪，他厉声斥责：“我肃顺跪天跪地，岂跪尔等？”这类话是否逐字说过，无法完全确认，但符合他一贯的性格。
他没有像载垣、端华那样被赐自尽，而是被押回北京，依照“斩立决”处置。1861年11月8日，肃顺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载垣、端华此前已奉旨自尽。其他涉案人员或被革职，或遭到流放，顾命八大臣集团迅速瓦解。
慈禧夺取权力，并不是因为肃顺一个人犯了某个错误，而是因为热河朝廷与北京朝廷之间，出现了无法调和的权力竞争。肃顺掌握的是皇帝生前指定的辅政名义，慈禧依靠的则是两宫太后身份、幼帝生母地位，以及恭亲王在北京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肃顺的失败，也有他自身的因素。他重能力、轻妥协，习惯用命令推动政务，在日常行政中或许有效，放到宫廷斗争里却极其危险。更关键的是，他低估了慈禧对权力的判断，也没有及时处理与奕訢之间的关系。
26岁的慈禧由此获得了垂帘听政的机会。需要说明的是，按周岁计算，她当时是二十六岁；清代民间也常按虚岁称二十七岁。这个年轻寡妇从后宫走到朝廷前台，靠的并非单一力量，而是身份、联盟和时机共同作用。
肃顺被斩首后，清廷的权力中心从顾命大臣转向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后来慈安逐渐退居幕后，奕訢也几经起落，慈禧最终成为清朝晚期最具决定性的人物。密云的那次逮捕，改变的并不只是肃顺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同治初年的权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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