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3日，浙江海宁翁家埠附近的沪杭公路上，史量才乘坐的汽车突然遭到拦截。枪声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司机黄锦才、史量才的亲属邓祖询当场中弹，史量才在逃跑途中被追上，头部中弹身亡，终年54岁。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劫案。
史量才乘坐的是经过改装的防弹汽车，平日出行还有保镖随行。偏偏这一天，他从杭州秋水山庄返回上海，车上坐着家人和亲友，保镖没有同行。袭击者又选择了人烟稀少、便于撤离的路段，事后还更换车牌。种种细节叠加在一起，使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政治暗杀色彩。
史量才真正让蒋介石忌惮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私人武装，而是《申报》的影响力。
1912年，史量才出资收购濒临困境的《申报》。那时的报纸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大型传媒机构，经营风险很高，发行、印刷、邮递都受制于环境。史量才却把它一步步办成了民国时期发行量和社会影响力都极为突出的报纸。
他有一句常被后人引用的话：“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这句话未必能概括他全部的政治立场，却能说明他对报纸独立性的看重。报纸可以有立场，但不能沦为权力的传声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申报》的言论逐渐明显转向。它刊登时评，质问军政当局为何一再退让，也报道东北局势和各地抗日活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申报》对政府妥协政策的批评更加直接。
有意思的是，史量才并非共产党人，也不是单纯的反蒋政治家。他更像一个坚持报业自主的实业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批评才让南京方面格外难受：这些文章不是地下传单，而是每天摆在城市街头、机关案头的公开报纸。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就在这一天，《申报》以显著版面刊登时评，对蒋介石执政期间的失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几天后，宋庆龄发表《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不少报纸不敢刊登，史量才却决定在《申报》全文发表。
这两次行动，等于把政治冲突摆到了公众面前。
蒋介石重新掌权后，曾试图用职务和社会头衔拉拢史量才。史量才担任过一些社会职务，但这些并没有改变《申报》的基本方向。他不缺钱，也不太看重官场名位，真正不愿放手的是报纸的编辑权。
矛盾在中央大学风潮中进一步激化。1932年，围绕学校经费、校政和学生冲突，《申报》刊登了对教育界人士的批评文章，并涉及水灾捐款等问题。随后，国民党方面向蒋介石报告，要求限制《申报》。
蒋介石在批示中写下“申报禁止邮递”。此后，除上海租界等特殊区域外，《申报》在许多地方无法通过邮政发行，禁邮持续了35天。史量才只得改用私人递送、分散寄发等方式维持发行，同时通过社会关系进行交涉。
恢复邮递的条件包括改变反政府态度、解聘黄炎培和陶行知等报人，并接受国民党宣传部门派员进报社指导。前两项，史量才在压力下有所妥协；第三项，他拒绝接受。据记载，他曾表示，若报社必须由官方派员指导，宁可停刊。
这场较量没有赢家式的欢呼，却清楚显示出双方力量的不同。蒋介石可以控制邮政，可以动用行政机器；史量才手里没有军队，却有编辑部、印刷厂和数以万计的读者。两种力量相撞，后者未必能保住性命，却能让前者无法轻松取得道德上的胜利。
《申报》的《自由谈》栏目，曾邀请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作家撰稿。鲁迅在1933年至1934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文章锋利，常常直指现实。报纸的版面因此成了公共讨论的场所，也成了当局眼中的麻烦所在。
1934年，蒋介石在上海出席社会人士会议。据传，他曾以军力警告史量才：“我有百万雄师。”史量才回应：“我有百万读者。”这段对话的具体出处存在争议，不能简单当作逐字实录，但它之所以广泛流传，是因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关系：蒋介石依靠军政权力，史量才则依靠舆论影响。
同年夏秋之际，军统系统开始关注史量才的行踪。关于暗杀命令究竟由谁下达、执行环节如何安排，后来的回忆和研究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袭击使用的车辆、人员组织方式以及事后更换车牌等情况，都使外界长期把嫌疑指向军统特务。
11月13日，史量才遇害。蒋介石一面向家属致电慰问，一面要求浙江方面限期破案，并下令悬赏缉凶。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奉命调查，案件却迟迟没有结果。鲁涤平后来被免职，1935年3月15日又突然去世。关于他的死亡，民间长期流传与史量才案有关的说法，但具体原因和细节仍需以可靠档案互相印证，不能把传闻全部当作定论。
真正令人震动的，是案件之后形成的沉默。报纸可以报道枪案，却很难追问枪从哪里来；地方官员奉命查凶，却又受到更强力量的牵制。权力一旦同时掌握军队、警察、邮政和宣传，所谓“限期破案”便可能只剩下对外界的姿态。
史量才之死，未必能用一句“个人英雄”概括。他有商人的精明，也有报人的倔强；他并非没有退让，却始终不愿把《申报》完全交给政府。蒋介石拥有军队和行政机器，却始终无法在舆论上让史量才闭嘴。两人的高下，恰恰不在枪口之内。
章太炎为史量才撰写墓志铭，写道：“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与！”这几句文字，刻下的是一个报业老板的死亡，也留下了民国新闻史上最难回避的一道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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