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的事儿,现在想起来,还跟昨儿个似的。

我叫李长顺,在镇上鼓捣个小卖部,满打满算也就巴掌大的地儿。前面卖点油盐酱醋,后面隔出个小屋,就是我吃饭睡觉的窝。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可也饿不着。街坊邻居都熟,谁家缺根葱少头蒜,都爱往我这儿跑。可人这一忙起来,就容易犯浑,浑到连自己姓啥都快忘了,更别提三十里外李家庄老屋里,那个快八十的老娘。

说起来不怕您笑话,我这人,忙得脚打后脑勺,恨不得把自个儿劈成八瓣使。上回见老娘,还是开春时候,眼瞅着都立秋了,愣是没回去过一趟。心里头不是不惦记,可总寻思着,再等等,等这阵子忙完就回。这“等等”,就跟那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把回家的路都给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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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秋上,正赶上我关了店门,想回后屋眯瞪一会儿。那天天黑得早,我拉灯绳的功夫,眼角的余光就扫见堂屋当间儿有个东西。我扭头一瞅,好家伙,浑身的血“嗡”地一下全涌脑门子上了。一条小胳膊粗的蛇,灰褐色的鳞片在昏黄的灯光底下泛着幽光,一米来长,像个草墩子似的盘在地上,脑袋微微抬着,俩黑豆似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这心里头,就跟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打小在村里长大,蛇不是没见过,可这么大大方方登堂入室,拿自个儿不当外人的主儿,还真是头一遭碰见。我当时腿肚子就有点转筋,手里头要是有一把铁锹,没准儿真就劈下去了。可临了,我想起我爹活着时候念叨过的一句老话:“蛇进家,莫打杀,那是家里的老主顾,是来报信的。”我当时还觉着老头儿迷信,可那会儿,手就是抬不起来。

我俩就那么僵着,大眼瞪小眼,估摸着得有好几分钟。那蛇倒沉得住气,不慌不忙的,最后慢悠悠地松开身子,顺着墙根儿,从后门缝底下溜走了。我靠在门框上,后脊梁的汗把褂子都溻湿了。那天夜里,我躺在炕上烙大饼,翻过来掉过去,脑子里全是那蛇的影子,还有我爹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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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心里头不踏实,就给老家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老半天,那头才传来我娘的声音,哑着嗓子,像是刚睡醒。我问她身子骨咋样,她说硬朗着呢,让我甭惦记。我把蛇进家的事儿跟她学了学,电话那头沉默了能有个五六秒钟,我娘忽然来了一句:“长顺啊,蛇不轻易进宅。它这是给你递话儿呢。”我一听就笑了:“娘,您这是老迷信。”我娘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不紧不慢地说:“傻小子,这不是迷信。老辈子传下来的理儿:蛇是家神,它上门,是家里头有牵挂,提醒你该瞅瞅了。你合计合计,你有多久没回来了?你爹坟头上的草,怕都长老高了吧?”

就这一句话,跟一把小锤子似的,不轻不重,正砸在我心窝子上。我攥着电话,半天没言语。

那天下午,我门一锁,摩托车一踹,顶着晌午的大日头就往李家庄赶。三十里的路,我骑了快一个钟头。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村东头盖了好几幢新瓦房,可我家那三间老屋还是老样子,院墙上的泥皮都掉了一块一块的,露出里头的黄泥坯。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院子里头静得吓人,老枣树落了一地的叶子,踩上去沙沙响。水缸里的水都见底了,缸沿上落着厚厚一层灰。我喊了声“娘”,没人应。心里咯噔一下,紧走几步推开堂屋门,就看见我娘蜷在那把老藤椅里,像是睡着了。她身上搭着条薄得透亮的旧毯子,脚边放着个簸箕,里头是半簸箕没剥完的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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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站在门口,借着那点昏暗的光端详她,心里头一阵一阵地发酸。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头发咋就白成这样了?脸上瘦得颧骨顶着一层皮,手上的青筋跟老树根似的盘着。我鼻子一酸,低声叫了句:“娘,我回来了。”

她猛地睁开眼,迷迷瞪瞪地看了我一会儿,等认出是我,那满脸的褶子就跟被水泡开的干菊花似的,一点点地舒展开了。“长顺?你咋回来了?吃饭了没?娘这就给你做去!”说着就要撑着扶手站起来。我赶紧上前两步扶住她:“娘,我不饿,您坐着,我来。”她哪肯听,硬是挣着身子往厨房挪。我跟在后头,一瞧那灶台,锅盖上一层灰,米缸快见底了,案板上搁着半块硬得能砸核桃的冷馒头,还有半碗看不出颜色的剩菜。我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那天晚上,我动手烧了顿饭。炒了两个鸡蛋,熬了锅稠乎乎的小米粥。我娘就坐在灶火前,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禾,一边跟我絮叨:“长顺啊,娘知道你在镇上忙。可钱哪有个挣够的时候?身子骨要紧,家里头那个老的,也总要人惦记不是?”她顿了顿,又说:“前儿个下大雨,我想把院子里晾的衣裳收回来,脚底下打了个滑,摔了一跤,腿磕青了一大块。你二婶子听见动静过来扶的我。其实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当时疼得厉害,心里头想着,要是你在跟前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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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话说得云淡风轻,跟聊别人家的事儿似的。我蹲在那儿择菜,眼泪就在眼眶子里打转。我使劲低着头,不敢让她看见。我这才知道,上个月她摔过一跤,而我,连个电话都没顾上打。

我在家踏踏实实住了三天。哪儿也没去,就在院子里陪她晒了三天太阳,听她讲村里谁家娃考上大学了,谁家老人半夜没了。她说话慢悠悠的,有时候一句话掰成两半说,可我头一回觉着,这声音比啥都好听。临走那天,我去村里王叔的小卖部,扛了两袋面,拎了一桶油,又塞给我娘一千块钱。王叔拉着我低声说:“长顺,你娘可不容易。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天天搬个小板凳坐门口,看着村口那条路,一看就是一下午。有一回下雨,她在院里滑倒,躺了半天才自己慢慢爬起来,愣是没给我们打电话,怕给你添麻烦。”我听得心里头像有把钝刀子在拉,提着东西一路跑回家,想问她为啥不告诉我。她还是那句话:“告诉你干啥,你又不能长翅膀飞回来。”

打那以后,我把店里的进货量减了一半,有些零碎活儿能推就推了。每个礼拜固定给家里打两次电话,雷打不动半个月回去一趟。人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贱,非得让什么东西狠狠扎一下,才知道疼。

日子过得快,转眼到了去年六月初。我娘的腿脚越发不利索了,我提了好几回接她来镇上,她就是不肯,说住不惯那鸽子笼,离了老家的院子,连觉都睡不踏实。我也没强求,就跟媳妇合计着,请了同村一个本家婶子,白天过去帮忙拾掇拾掇,做口热乎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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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第二次登门,是去年六月初十。头天我刚从老家回来,第二天傍晚,我关了店门,一进后屋,就看见一条差不多模样的蛇,贴着墙根,“嗖”地一下滑过去了,比我上次见的还快,跟道闪电似的,眨眼就钻出门缝不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种不祥的预感跟潮水似的,一下子就漫了上来。这回我连电话都没打,摩托车钥匙一拔,推着车就往外跑。

那天傍晚天阴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压得低低的,闷得人喘不过气。我骑到半路,豆大的雨点子就劈头盖脸砸下来了。雨衣也没顾上穿,浑身上下浇得透心凉。赶到村口的时候,雨势小了些,可天已经黑透了。村里静得出奇,只有远处几声狗叫。我推开院门,看见堂屋的灯亮着,昏黄的一团光晕,在雨夜里头显得格外单薄。我喊了声“娘”,没人应。推门进去的那一刹那,我脑子“嗡”地一声就炸了——我娘倒在冰凉的地上,那把老藤椅翻在旁边,她一只手还死死攥着那根磨得油光锃亮的枣木拐杖,脸色煞白,眼睛闭着,任凭我怎么喊都没反应。

我当时魂儿都吓飞了,扑过去把她抱起来,只觉得她浑身冰凉,只有心口那一点还有微弱的热气。我一边吼着打120,一边跌跌撞撞跑出去喊二婶。二婶跑过来一看也慌了神,说她傍晚还过来送了一碗饺子,我娘说有点头晕,想躺会儿,谁成想能摔成这样。

救护车呜哇呜哇地响着,在雨夜里头撕心裂肺的。县医院的急诊大夫说,是脑梗,幸亏送来得及时,再耽搁个把钟头,大罗神仙也难救。我站在抢救室门口,浑身湿漉漉地往下淌水,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泪。那一个多小时,我觉着比我过的五十一年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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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又转到普通病房住了半个月。我白天黑夜地守着,端屎端尿,喂水喂饭,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她醒过来那天,睁开眼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长顺,娘又给你添乱子了。”我攥着她瘦骨嶙峋的手,当着病房那么多人,愣是没忍住,哭得跟个三岁孩子似的。我说:“娘,是我混蛋,我该早点把您接过去。”她嘴角动了动,挤出一丝笑:“不怨你,你忙。”我哭得更凶了。我忙?我忙个屁!我那些所谓的忙,跟她的命比起来,连个屁都算不上。

我娘出院后,我没再跟她商量,直接在小卖部那排平房后头,又租了个带小院的一间半。小卖部的生意也盘出去了一大半,留了点够糊口的营生。这回我态度硬得很,不由分说就把她接了过来。她开始还嘟嘟囔囔,说住不惯。可没出三天,她就不念叨了。镇子上人多热闹,出门就是菜市口,每天下午都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巷口的大槐树底下打牌下棋。我娘很快就跟那几个老太太混熟了,今天这家送把豆角,明天那家端碗饺子,忙得不亦乐乎。

我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回家给她做饭,晚上关了店门,就陪她看会儿电视。她总撵我:“长顺,你该忙忙你的去,别老在我跟前晃悠,晃得我眼晕。”我就笑:“娘,我不忙,我就爱在您跟前儿晃悠。”她就撇撇嘴,可眼角的笑意却藏不住,那笑容,跟以前在老家大门口晒太阳时一模一样,暖洋洋的。

打那以后,蛇再也没进过我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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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夜深了,我一个人搬个小马扎坐院子里乘凉,就会想起那两条蛇。一条在秋天,不慌不忙地盘在堂屋中央;一条在夏天,匆匆忙忙地穿墙而过。它们来的时候悄无声息,走的时候也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跟两个不言不语的过路神仙似的。我娘说得对,蛇这东西,灵性大着呢。它不轻易登门,登了门,就是给你捎信儿来了。头一条蛇,是我娘派来叫我的;第二条蛇,是老天爷派来催我的。它知道我糊涂,知道我笨,知道我光顾着低头拉车,忘了抬头看路,更忘了回头看看那个在身后用一双昏花的老眼,一直巴巴望着我的人。它用那种吓人巴拉的招数,硬生生把我从那条只顾着往前奔、却丢了根的歪路上,拽了回来。

如今我娘八十一了,身子骨虽说比不上从前硬朗,可精神头旺着呢。她老跟邻居显摆:“我这条老命,是俺家长顺从阎王爷手里头硬抢回来的。”每次听她这么说,我都臊得慌。哪是我抢的?分明是那两条蛇递了信,是我娘自己命硬扛过了那一关,我不过是个跑腿的,被那俩“信使”给提溜回了家,正好赶上了罢了。

人这一辈子啊,总觉着日子还长着呢,往后有的是时间。可你回头瞅瞅,家里的老人,他们等得起吗?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头惦记,也不催你回来,就那么不言不语的,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从日出坐到日落,从春天坐到冬天。坐到枣花儿开了又谢,坐到院里的树叶绿了又黄,坐到自个儿连门槛都迈不动了,还在那儿坐着,眼巴巴地瞅着村口那条路。

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道理谁都懂,可真落到自个儿身上,怎么就总也醒不过来呢?要不是那两条蛇,我现在是不是还在镇上那个小卖部里,昏天黑地地忙,忙到连老娘最后一面都可能见不上?每当这么一想,我这后脊梁就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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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这世间万物,是不是都通着点人性?那蛇它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盘在那儿,或者匆匆地划过去,它图个啥?它不就是替我娘给我捎个话儿,让我别把根儿给忘了么。

那两条蛇教会我的,不光是回家看看,更是让我活明白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飞多高,心里头得拴着根线。线的那一头,是老家院子里的老枣树,是灶膛里噼啪作响的火苗,更是那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却总在灯下头等你的老娘。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时候,一条蛇,一场雨,一通电话,甚至就是一个猝不及防的跟头,就能让你明白,有些人,见一面就少一面了。所以啊,甭管多忙,都别忘了常回家瞅瞅。别等到那根线断了,你才满世界去找,那时候,可就啥都晚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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