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坟先拜祖父还是父亲?多数人都错了,难怪日子不顺

祭祖时先拜谁,村里老人说错了会招来晦气。十年前我爹坚持先拜祖父,爷爷气得摔了香炉。今年轮到我了,坟前两个牌位,我却握着三炷香迟迟不敢抬手——因为昨晚,我梦见他们打起来了。

老槐树只剩半截身子歪在村口,树皮皲裂得像爷爷手背上的老茧。我踩着满地黄叶往坟地走,裤脚很快就湿透了。十年没回这个村子,连路都变窄了,两旁的茅草能把我整个人吞进去。

远处传来鞭炮声,碎红纸屑被风卷起来,贴在墓碑上又落下。林家的坟头刚添过新土,大伯一家正在那里磕头。我爹的坟和林家祖坟隔着一道矮坡,过去每年清明,我爹都要绕个大圈先去祖父那边,再回来烧自己的纸。

“哥!”

我转过头,看见弟弟站在坡下面。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黑夹克,袖口短了一截,露出半截发红的手腕。十年不见,他眉眼越来越像爹了,尤其是眉心那道竖纹,大概是常年皱眉攒下的。

“回来就好。”他把手里的竹篮往上提了提,“妈让我带了供品,糯米糕,爹爱吃的。”

我没说话,接过篮子跟他一起往坡上走。风从北面灌过来,吹得篮子里的纸钱哗哗响。弟弟走在我前面半步,后脑勺上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片白头发,他才三十五。

祖父的坟在山坡顶端,青石墓碑被风雨磨得发亮,字迹还看得清。我爹的坟在下面二十步远的地方,土堆矮了一截,碑是普通的红砂岩,十年前立的时候还是新的,如今边角已经长出青苔。

弟弟把供品摆在祖父碑前,掏出一把香,递了三支给我。我接过来,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着,风太大了。青烟刚升起来就被吹散,往我爹坟头的方向飘。

“先拜谁?”弟弟忽然问。

我手一抖,香灰落在虎口上,烫出一小块红印。十年了,这个问题又来了。

“爹以前怎么说?”我反问。

弟弟把脸转开,盯着祖父的墓碑。“爹说先拜爷爷,可那年爷爷从坟里出来骂他了。”

“那是梦。”

“我听见了。”弟弟的声音很轻,被风一刮就散,“那年我十岁,躲在草垛后面。爹磕完头站起来,爷爷的声音从碑后面传出来,说你拜错人了,该先拜祖宗。”

我捏着香的手指发白。那年我十五岁,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亲眼看见爹铁青着脸下山。当天晚上爷爷就病了,三天后走的。村里人都说,是爹祭拜的顺序不对,冲撞了祖宗。

“爹后来怎么说?”我问。

“爹什么也没说。”弟弟终于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血丝,“从那以后,每年清明他都先拜爷爷,再拜自己的坟。可每年拜完回来,他都要在堂屋里坐一宿,不睡,也不说话。”

香快烧完了,火苗舔着我的指尖。弟弟默默递过来第二把。

“哥,”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咱们今天先拜爹,行吗?妈说爹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嘴里喊的是你。”

我看着他发红的眼眶,喉咙里像塞了团浸水的棉花。十年前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再没回来过。爹病重的消息是妈打电话说的,我到的时候灵堂都撤了。

“那年你为什么不回来?”弟弟的手在发抖。

我没回答。香灰落下来,烫穿了鞋面上的露水。远处林家又放了一挂鞭炮,碎屑飞过来,沾在弟弟的白头发上。

风突然停了。两座坟中间的枯草纹丝不动,像有什么东西屏住了呼吸。

我举起香,对着祖父的墓碑拜下去。

头还没磕完,身后传来一声闷响。弟弟的竹篮翻在地上,糯米糕滚出去老远,沾了一身泥。他跪在我爹坟前,肩膀一抽一抽的,哭不出声。

“爹说先拜爷爷。”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磨刀石。

弟弟猛地抬起头。“那爹呢?他等了十年,你连一炷香都不肯给他?”

香在我手里断了一根。断口齐整,像被什么咬断的。

我盯着那截断香,忽然想起十五岁那年,爹从坟地回来后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三炷点不燃的香。爷爷躺在床上咳嗽,一声比一声重。爹在黑暗里坐了一整夜,天亮时满头白发。

“哥,”弟弟从地上爬起来,把断香捡起来攥在手心,“你要是觉得爹错了,你就拜你的。我拜我的。”

他当真从篮子里又掏出一把香,对着爹的墓碑就跪了下去。我站在两座坟中间,左边是祖父的青石碑,右边是爹的红砂岩碑。风重新刮起来,把两个人的香灰搅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我忽然明白爹为什么每年都要坐一宿了。

他跪在祖父面前的时候,心里跪着的是自己的爹。等他跪到自己坟前的时候,身后站着的是自己的儿子。这两炷香永远没法同时点着,就像他这辈子,永远没法同时当好儿子和父亲。

弟弟的额头磕在泥土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一下,两下,三下。

我蹲下去,把断香插在祖父碑前的土里。又从篮子里摸出三支新的,对着爹的墓碑点燃。

“爹,”我说,“儿子回来了。”

青烟升起来,往祖父坟头的方向飘。两股烟在半空中缠在一起,拧成一股,散进灰蒙蒙的天里。

弟弟的哭声终于从喉咙里冲出来,像憋了十年的洪水。我伸手把他拽起来,他的额头蹭了我一肩膀泥。

“哥,你以后还走吗?”

我望着两座坟之间那条爹走了十年的小路,草已经长得比膝盖还高。“不走了。”我说,“明年清明,我带你认路。”

风又停了。供品上的糯米糕还沾着泥,可弟弟说,爹爱吃甜的。

我掰了一块塞进嘴里,土腥味混着甜腻的味道在舌尖化开。弟弟愣愣地看着我,忽然也笑了,笑得满脸是泪。

远处林家开始收拾东西下山了。鞭炮屑被风扫进沟里,明年这个时候,新草又会从坟头长出来。

我左手捏着给祖父的三炷香,右手握着给爹的三炷香。香火明明灭灭,照着两座墓碑上的字。祖父那碑上刻的是“先考”,爹这碑上刻的也是“先考”。

原来他们都当过儿子,也都当过爹。原来每个人都在两座坟中间站过,手里攥着同样的难题。

弟弟把断香接回去,重新点上,并排插在祖父碑前。“哥,”他拍拍手上的土,“明年咱们从坡下面开始拜,让爹走前面,爷爷在上头等着。一家人,总得有个先后。”

我点点头,把剩下的香全点了。几十支香插在两座坟前,火光连成一片,把墓碑上的字照得清清楚楚。

下山的时候我没回头。弟弟走在前面,后脑勺的白头发在风里飘。我踩着他的脚印往下走,就像十五岁那年跟着爹上山一样。

坡底下有人喊我们吃饭,是妈的声音,十年了还是那么洪亮。

弟弟跑起来,黑夹克兜着风鼓成一张帆。我慢慢走着,手里的断香一直没扔,断口处还带着温。

明年清明,我要从坡底下开始拜。让爹走前面,让爷爷在上头等着。

香火不断,人就不散。

妈站在灶房门口喊我们,围裙上沾着面粉,手在衣摆上擦了又擦。她比我记忆里矮了一大截,背弓起来,像一根被压弯的竹扁担。

弟弟跑过去接过她手里的碗,她没撒手,踮着脚往我这边望。她的眼睛浑浊了,可还是那么亮,像阴天里燃着的一点火星子。

“妈。”我喊了一声。

她点了点头,转身进灶房了。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传出来,噼噼啪啪的,和她骂爹的时候一模一样。弟弟推我一把,我跟着进了屋。

堂屋里的陈设没怎么变,供桌上还是那三炷香,只是多了爹的黑白相片。相框是新的,边角包着锡纸,爹在里头抿着嘴笑,眉毛松开的,看着比活着的时候年轻。

相片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我伸手去抽,弟弟拦住我。“妈放的,每天换一张。”他声音压得很低,“爹走那年,她写了三百多张,每天在香炉底下压一张。后来不够用了,就隔几天写一张。”

我翻开香炉,底下果然压着一张叠成方块的纸。展开来,妈的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是描上去的,粗粗细细像虫爬。“建军今天吃了一大碗面条,他弟从城里带回来的挂面。”

建军是我。

“哥,妈不识字。”弟弟从灶房端了碗水出来,“这字是爹教的,爹走后她每天自己练,一张纸要写半个钟头。”

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头有点抖。纸是那种老式作业本撕下来的,格子印还在,妈的字嵌在格子里,挤得满满当当。

妈端了最后一碗菜出来,是一碟腌萝卜,切得薄薄的,码在盘子里像一朵花。爹最爱吃这个,每年秋天妈都要腌两大坛。

“吃饭。”妈坐下,拿起筷子却没夹菜,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瘦了。”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扒饭。米饭是陈米,带着一股淡淡的潮味,可嚼着嚼着就甜了。弟弟给我夹了一块腊肉,肥的,油汪汪地堆在碗尖上。小时候他总跟我抢肥肉吃,抢不着就哭,爹就拿筷子敲他脑门。

“你爹走那天,”妈忽然开口了,筷子搁在碗沿上,“念叨了一整天你的名字。”

我嚼饭的动作停住了。弟弟把脸别过去,看着门外那棵枣树。枣树是爹三十年前种的,如今枝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春天还没到,枝桠光秃秃地戳着天。

“他让我别给你打电话,”妈继续说,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说城里忙,别耽误你上班。可他自己从早念叨到晚,念叨着念叨着就没声了。”

我的眼泪掉进碗里,把米饭洇成一个个深色的点子。爹走那会儿我在干什么呢?我坐在出租屋里改方案,客户催得急,手机响了三次我按掉了三次。等再打回去,妈说已经送山上了。

“哥,”弟弟把一碗汤推到我面前,“爹不怪你。”

我不知道爹怪不怪我,我只知道这十年我没脸回来。每次想买票,脑子里就冒出爹坐在堂屋里一夜白头的样子。我怕回来面对两座坟,怕站在中间不知道先拜谁,怕选了这边就对不起那边。

可如今我坐在这张老桌子前,对面的妈在给我夹菜,旁边的弟弟在替我挡风。爹的相片挂在墙上,嘴角翘着,眉毛松开。

原来他等了我十年,等的不是一个答案。

他只是想看我回来吃一碗饭。

吃过饭弟弟去刷碗,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枣树。树根底下埋着爹的酒坛,每年枣子红了,爹就打一坛酒封在树下,说等我回来喝。十年了,坛子还在,里面的酒怕是早成了醋。

我蹲下去扒开浮土,露出坛口封的红布。布已经褪成粉白色,一碰就碎。酒坛拎出来沉甸甸的,拍了泥封,一股浓烈的枣香混着酒气冲出来,不酸,醇得很。

弟弟从灶房探出半个身子,看见坛子愣了一下。“爹每年都埋,每年都挖出来看看,再埋回去。”他走过来蹲在我旁边,“他说等你回来开坛那天,才算是真正酿好了。”

我倒了两碗酒,一碗放在爹相片前,一碗自己端着。酒液浑浊,碗底沉着几颗枣核。我喝了一口,辣得呛嗓子,可咽下去之后胸口暖烘烘的。

“爹,”我对着相片说,“酒我喝了。明年,后年,往后年年我都回来喝。”

相片上的爹没说话,笑意却好像深了一点。妈站在灶房门口看着我们,围裙上又沾了新面粉。她搓着手,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村里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从坡底下漫上来,照得院子里的枣树影子拉得老长。弟弟去收拾西屋的床铺,说那间房妈每天打扫,被褥都是新晒的。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的坟山变成一片模糊的黑影。祖父和爹的坟挨在一起,白天看是两堆土,晚上看是一个轮廓。风从那边吹过来,带着纸钱烧过的焦味和泥土的腥气。

妈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一把花生,剥一颗递一颗给我。她的手粗糙了,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面粉印子,关节肿大了两圈。

“你爹年轻的时候也问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妈忽然说,花生壳在她指间发出清脆的响声,“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每年清明都逼他先拜太爷。你爹不肯,说太爷的面都没见过,凭什么越过自己的爹。爷俩吵了一辈子。”

“后来呢?”

“后来你爷爷瘫在床上动不了,你爹天天给他擦身子喂饭。有一天你爷爷拉着他的手说,我不逼你了,你往后想先拜谁就拜谁吧。”妈把最后一颗花生塞进我手心,“你爹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可你爷爷走了以后,他还是每年先拜你爷爷。”

我攥着那颗花生,壳还是温的。

“你爹这辈子就输在太要强了。”妈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花生皮,“他明明想你想得要命,就是不肯开口叫你回来。你也是,明明想回来,非要等他开口。”

她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建军,”她说,没有回头,“你爹走的时候喊你名字,最后一口气咽下去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

我坐在门槛上,把那颗花生剥了吃了。花生米是今年的新货,又脆又香。远处坟山上有几点萤火,飘在两座坟中间,忽明忽灭的。

西屋的灯亮了,弟弟在里头喊我。我站起身,把酒碗里的残酒泼在地上,酒液渗进土里,很快就不见了。

明天我去镇上买几棵柏树苗,种在两座坟中间。等树长大了,枝叶连成一片,他们就能在树荫底下碰面了。

我给爹烧的那炷香应该还没燃尽,可风把它吹散了也好。吹散了,就飘到该去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清早,鸡叫第三遍的时候我就醒了。西屋的窗户纸糊得厚,透进来的光灰蒙蒙的,我躺着听了一会儿,灶房有柴火折断的声音,妈已经在烧水了。

我穿好衣服出门,院子里的枣树挂了一层薄霜。弟弟蹲在井台边上刷牙,嘴里含着一口水咕噜咕噜响。他看见我,吐了水,拿袖口擦擦嘴。

“哥,我跟你去镇上。”

我没问他为什么,他从门后推出那辆旧摩托,油箱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铁锈色的底。后座绑着一卷麻绳,是捆树苗用的。

摩托发动起来声音大得像打雷,突突突地沿着村道往下冲。风灌进领口,弟弟后背的骨头隔着夹克硌在我胸口上,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瘦。十年前他送我去县城坐车的时候,后座也是这么硌人,那时候他说哥你在外头好好混,家里有我。

镇上的集市还是老样子,一条街从头走到尾不过十分钟,两边的铺子卖什么的都有。卖树苗的在街尾,一个老头蹲在三轮车旁边,面前摆着一捆捆柏树苗,根上包着湿泥。

弟弟跳下车,蹲下去挑苗子。他挑得仔细,一棵一棵地看,捏捏树干看看根系。老头叼着烟嘴打量我半天,忽然眯起眼睛:“建军?是建军回来了吧?”

我愣了一下,没认出他来。老头把烟嘴拿下来,露出一口黄牙:“我是你刘叔,以前跟你爹一块儿在砖窑干活的。”

我赶紧叫了声刘叔。他摆摆手,从三轮车底下摸出一把剪子递给弟弟:“这两棵歪了,你别要。那边几棵直溜,挖的时候我多留了土,好活。”

弟弟接过来看了看,选了六棵,码在后座上用麻绳捆好。刘叔数钱的时候多找了我二十块,我塞回去他又推过来,说给建军买碗粉吃,你爹从前老念叨你。

摩托往回开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霜化干净,路面上留着湿漉漉的印子。到了村口弟弟把车熄了火推着走,我在后头跟着,六棵柏树苗在后座上晃来晃去,沾了我一肩膀泥。

“哥,”弟弟忽然开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他背对着我,声音闷在衣领里。“去年我在城里那个厂子倒了,欠了三个月工钱。回来之后在镇上找了个零工,糊口还行,可妈的眼要做手术,白内障,拖了两年了。”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多少钱?”

“八千。”弟弟转过身,风吹得他头发乱糟糟的,“我没想让你出。我就是想跟你说,你能不能在村里多待一阵子,我想去市里找个工地干两个月。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他把话说得很快,像怕我打断。我看着他那截露出来的手腕,红的,是冻的还是干活磨的,看不清。

“工地的事你先别急。”我说,“钱我想办法。”

弟弟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他推着摩托继续往前走,后脑勺那片白头发在太阳底下刺眼得很。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说我欠这个家十年了,不该再让我往外掏钱。可他说不出口,他这辈子都不太会开口求人,这一点像爹。

到家的时候妈正在院子里晾被单,花花绿绿的床单挂满了晾衣绳,风一吹像扯了一面面旗。她看着我们搬树苗进来,也没问,拿了把铁锹递给我。

“种在坟坡底下那片空地吧,两边都能看见。”

我和弟弟扛着铁锹和树苗往坟地走,路上碰见几个村里人,都停下来跟我打招呼。有人叫我的名字,有人只点点头,那眼神里我知道是什么——他们都在想,这孩子终于回来了。

坟坡底下那块空地是片缓坡,草长得不深,土也松。我挑了六个点,弟弟在后面挖坑,两锹一个,又快又稳。我把树苗放进去扶正,他填土踩实,两个人配合得还算默契。等我培第三棵的时候他忽然问:“哥,你那边工资多少?”

“万把块。”

他铲土的动作停了一下。“那要不……你把妈接到城里住?城里医院好,手术做了也方便照顾。”

我说好。弟弟没接话,把第四棵树的坑又挖深了两寸。我看着他低着的头,忽然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他不是真的想把妈送走,他是怕我又走了。他把妈推到城里,我就有了必须回来的理由。

“树还得人照看,”我拍了拍苗根的土,“前三年要浇水要剪枝,我得经常回来。”

弟弟抬起头,鼻尖上蹭了块泥。他笑了笑,露出牙,笑纹从眼角挤出来。“那你可得说话算话。”

六棵树苗种完的时候太阳快升到顶了,我直起腰来捶了捶后背,抬头看见祖父和爹的坟安安静静地坐在坡上,青石碑和红砂岩碑一前一后,被新栽的柏树围着。

弟弟把剩下的土拍平,转身对我说:“哥,其实我去年梦见爹了。”

“梦见什么?”

“梦见他在坡顶上站着,爷爷坐在旁边。爹手里攥着三炷香,怎么也点不着。爷爷就笑他,说你还是不会拜。”弟弟的声音很轻,“然后爹说,我不是不会拜,我是不知道给谁拜。爷爷就不笑了,伸手把香接过去点着了,说你先拜你自己,你也是爹。”

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弟弟低着头,用鞋尖碾着一块土坷垃。“醒来之后我哭了半宿,第二天去坟上给爹烧了纸,又给爷爷烧了纸。我从坡底下开始磕头,每三步磕一个,磕到爹坟前,又磕到爷爷坟前。那天日头大,我磕完满脑袋都是汗,可心里头松快了。”

风从柏树苗的枝叶间穿过去,细小的叶片沙沙响。六棵树排成一排,虽然现在才到人腰高,可根扎得稳,只要浇水施肥,几年就能长成一片绿荫。

弟弟把铁锹扛上肩,往回走了几步又停下。“哥,”他没有转过来,“你昨天回来那一下,我觉得爹就站在坡顶上看着呢。”

我跟着他往家走,回头看了一眼。两座坟之间的那条小路还在,草被我们踩倒了一片。新种的柏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像个还没长成的孩子。可过几年,等它们长高了,长密了,那两座坟就不再是孤零零的两堆土了。

它们会在树荫底下挨在一起。

那天下午我翻了翻手机,把存了十年的号码拨出去。客户那边是助理接的,我说我请假,两周,家里有事。助理顿了一下说好,您回来的时候补个手续。

挂了电话我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妈端了一碗红糖水出来放在我脚边,什么也没说又回去揉面了。弟弟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的时候吭哧吭哧的,节奏稳得像心跳。

枣树枝桠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几个嫩芽,绿得发亮。我看见爹的酒坛子空着搁在墙角,坛底还剩一层薄薄的酒渍。明年我该学着酿酒了,枣子红了就打一坛,埋在树底下等他回来喝。

不管他能不能喝得着,我总得把酒备上。

第二天一早我骑弟弟的摩托带妈去镇上卫生院。妈坐在后座上,两只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摆,指头捏得发白。她八十年代坐过爹的自行车去赶集,后来爹买了摩托她反而不敢坐了,说这东西太快,心慌。可今天她一声没吭就上了后座,大概是因为我骑得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

卫生院在镇子东头,一栋三层小楼,墙皮掉了好几块,露出里头灰扑扑的水泥。挂号窗口只有一个,排了七八个人,都是老人,佝偻着背拄着拐,慢悠悠往前挪。我让妈在候诊椅上坐着,自己去排队,排了二十分钟才到窗口,里面的大姐头也不抬地问我挂什么科,我说眼科。她撕了一张票扔出来,说上二楼左拐。

二楼的走廊比一楼暗,灯管坏了一根,明明灭灭地闪。眼科诊室的门开着,里头坐了个戴老花镜的医生,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两副眼镜,一副老花的叠在一副近视的外头。他把妈领到仪器前面让她下巴搁在托架上,拿光一照,啧了一声。

“拖了两年?”

妈嗯了一声,垂着眼睛没多解释。医生转过来看我,目光从镜片上方翻出来。“右眼晶体已经全混了,左眼还能看见点光。手术要做尽快做,再拖下去眼底神经萎缩,做了也没用了。”

“什么时候能做?”

“县医院能做,你得先过去做术前检查。费用嘛,”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单眼四千五,两只九千,医保能报一部分,剩下的你自己掂量。不过得提醒你,老太太年纪大了,术前评估得仔细,不是谁都能做。”

我点点头,把医生的嘱咐一条一条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妈坐在椅子上没动,手指绞着围巾的流苏,那围巾是枣红色的,毛线起了球,是爹早年给她买的。

从卫生院出来妈说她想在镇上转转,我陪她沿着老街走。镇子比我记忆里冷清了不少,以前逢五逢十赶集的日子人挤人,如今街面上开着的铺子关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门可罗雀。妈在一家卖布鞋的店门口停下来,盯着橱窗里摆的一双黑绒面棉鞋看了半天。

“你爹从前就穿这种鞋。”她说,“脚大,四十三码的,镇上不好买,每次都要去县城才有。”

老板从店里探出头来,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看见妈就笑了。“婶子来了?那双鞋给你留着呢,你上回说想要,我特意进了一双四十码的。”

妈摆摆手说不买了,那个胖老板已经把鞋装好递出来。“拿着吧,不要钱,去年你送我那坛枣子酒还没喝完呢。”

我赶紧掏钱,胖老板死活不收,推来推去最后塞了一包花生糖给我,说给孩子吃。我拎着那包糖走在妈后面,阳光晒得老街的青石板发烫,妈的影子缩在脚底下,短短的一团。

“建军,”妈忽然停住脚步,“你爹走之前,给我买了一双这种鞋。”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脚上穿的是双旧解放鞋,鞋头磨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袜子。“他托你刘叔从镇上带回来的,四十码,我穿着大了一指。他说等你回来让你带我去换,你认得路。”

我没有接话。阳光晃得眼睛疼,我抬手挡了挡,手背蹭过眼角的时候湿漉漉的。那双鞋爹买了三年了,妈还留着没穿。她大概一直等着有人陪她去换,又怕换了之后那个人就再也不回来了。

回村的路上下起了毛毛雨,摩托开不快,妈把围巾解下来罩在我头上,枣红色的流苏垂在我耳朵旁边,软绵绵的。雨丝落在妈的白头发上,凝成一粒粒细小的水珠,她也没躲,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改成搂着我的腰,温热的,隔着夹克透过来。

到家的时候弟弟在院子里搭棚子,用竹竿和塑料布把枣树罩起来了。他说天气预报说夜里降温,枣树刚冒芽怕冻。我停了车把妈扶下来,她的腿有点僵,走了两步才缓过来。

晚上我坐在西屋算钱,手机银行里余额不多,不到两万。九千的手术费加上后续的药费复查费,再算上妈在城里住的开销,撑不了多久。我翻了翻工作群,里面有一条通知说下个月部门调整,可能要裁员。我把手机扣过去,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

门被推开一条缝,弟弟端了碗姜汤进来放在床头。他也没问我在发什么愁,只在门口站了站,说哥我明天去镇上问问工地的活,你陪妈在家。

“等等。”我叫住他,“我明天回一趟城里,收拾些东西,把假批长一点。你陪妈先去县医院做检查,钱我转你。”

弟弟张了张嘴,我看见他喉结动了一下。“你回城还回来吗?”

“回来。树刚种下,得浇水。”

他没再说什么,把门带上了。我听见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灶房的门响了一声,妈问了几句什么,他答得很低,听不清楚。

第二天我坐最早那班大巴回城。车晃晃悠悠上了国道,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和一块块水田,秧苗刚插下去,嫩绿的一片一片铺开。我看着窗外,脑子里却总是两个画面来回晃,一个是爹坐在堂屋里白发苍苍的样子,一个是妈坐在摩托后座搂着我的腰,手指攥得发白。

到了城里出租屋已经下午了,我推开门,桌上还摊着走之前没合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做了一半的方案。屋子里一股闷了两天的味道,我开了窗,冷风灌进来,卷起桌角的几张发票。

我翻出存折看了看,又把那张八千块的手术费单据从手机里调出来读了一遍。想了想,给房东发了条消息说下个月不续租了。消息发出去,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发了会儿呆。

这间屋子我住了六年,窗户外面是另一栋楼的防盗网,从来看不见天。衣柜里几件冬装叠得整整齐齐,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是十年前离家那天在村口拍的,爹站在枣树底下,弟弟蹲在摩托旁边,妈围裙都没来得及解。

我摸了摸相框玻璃上的灰,把它装进背包里。其他的东西打包了两个纸箱,写着地址让快递发回村里。剩下的锅碗瓢盆送给楼下收废品的大爷,他乐呵呵地接过去,问我是不是要搬家了。我说是,搬回老家。

回程大巴上我靠着窗户睡着了,梦里看见爹站在坟坡底下那排柏树旁边,树苗已经长到他肩膀高了。他伸手摸了摸叶片,转过来冲我笑,嘴唇动了动,说什么我没听清。可我知道他说的什么。

他说回来了就好。

车到镇上的时候天快黑了,弟弟骑着摩托在车站门口等我,车灯开着,打出一道昏黄的光。他看见我下车就跑过来,说哥,妈的检查约在后天,我带她去过县医院了,医生说能做。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瘦削的肩膀在我手心里硌得慌。“往后不走了,”我说,“咱们把妈的手术做了,过完年我在镇上看看能不能找点事。”

弟弟愣了愣,眼里的光晃了一下,然后他说好,伸手接过我的背包甩上后座。摩托发动起来,突突突地穿过暮色中的镇子往村里去。路两边的油菜花开了,金灿灿的一大片,在将黑未黑的天色里亮得像一地碎金子。

远远地看见村口那棵半截的老槐树了,我妈站在树下等我,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枣红色的,在暮色里飘成一面旗。

第二天上午我陪妈去县医院做术前检查。弟弟骑摩托送我们到镇上的车站,自己又折回去,说工地那边来电话让他去一趟,有个短活能干两天。

县医院比镇卫生院大了好几倍,大厅里人挨着人,挂号窗口前弯弯曲曲排了十几米。我让妈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等着,自己去排队。排了将近四十分钟才轮到我,挂号、缴费、拿单子,上三楼做检查。眼科在三楼最里头,走廊里坐着七八个等检查的老人,跟镇卫生院差不多,都是白发苍苍,有的还戴着纱布。

妈测了眼压、做了眼底照相、又抽了血。等结果的时候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我坐在旁边翻手机里村里镇上的招聘信息,翻了好几页,大多是什么操作工、搬运工、工地小工之类的,工资两三千,还不包吃。

“建军。”妈没睁眼,“你是不是回城里辞了工作了?”

我嗯了一声,把手机锁屏塞进口袋。妈的手摸过来,准确无误地落在我的手背上,粗糙的指腹蹭着我的指节。“你爹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你考出去了。你要是回来了,他心里反倒不踏实。”

“城里那点工钱,交完房租也没剩多少。”我反手握住她的手,“回来还能省一份房租,咱们一块儿过。”

妈没再说话。她闭着眼睛,嘴角慢慢翘起来,像爹相片上那个笑。

检查结果下午才出全,医生说符合条件的,安排下周三手术,让提前一天来办住院。我扶着妈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大,晒得街面上的柏油路软乎乎的,踩上去黏鞋底。妈说饿了,我带她去对面巷子里吃馄饨。一碗馄饨六块钱,妈吃了半碗就推给我,说吃不下了,你吃。我把剩下半碗吃了,碗底沉着几颗葱花和虾皮,嚼起来咸滋滋的。

回家的时候天擦黑,弟弟居然已经在院子里了。他蹲在枣树底下给树根培土,听见开门声抬起头,脸上蹭了块灰。“工地那个活黄了,”他说,拍了拍手上的泥,“老板说临时改了主意不要人了。”

他嘴上说得很轻松,可我看见他手背上有两道新鲜的血印子,指关节蹭破了皮,渗出来的血已经干了结成一串褐色的痂。他没有多解释,我也没问。那个工地上发生了什么大概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又碰了壁,又空着手回来了。

晚上三个人挤在堂屋里吃饭,妈炒了一盘鸡蛋一盘青菜,锅里还炖了半只鸡。弟弟吃得很慢,筷子夹了块鸡肉搁在碗边,半天没咬。我给他碗里又夹了一块,他看了看我,低头把两块肉都塞进嘴里,嚼着嚼着眼眶就红了。

“哥,”他含糊地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我放下筷子。“你比我强。我跑了十年,你守了十年。咱俩换换位置,我不如你。”

他端着碗愣了一下,眼泪掉进米饭里,砸出一个个小坑。他拿袖口蹭了一下,埋头扒饭,扒了两口又抬头,冲我咧了咧嘴,笑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妈在旁边拿筷子敲他脑门,轻飘飘的,一下,两下。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看枣树。月亮缺了一角,光线不算亮,可把枣树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在院墙上。枝桠上新冒的嫩芽比前两天又大了一圈,在夜风里微微颤着。我忽然想爹了,想他每年秋天打枣子的时候站在树底下,拿竹竿一敲,红艳艳的枣子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弟弟在底下拿盆接,接不住就满地追着捡。

爹从来不打骂我们,弟弟淘气或者我顶嘴,他最多就是坐在门槛上闷头抽烟,抽完了站起来干活去。他这辈子有脾气都咽在肚子里,也难怪最后把头发咽白了。

第二天一早弟弟去镇上找活,我在家劈柴。妈在灶房里熬粥,锅盖噗噗地响。柴火垛在院墙角堆了大半人高,劈好的一截一截码得整整齐齐,那是弟弟攒下的。他的力气活儿干得仔细,每根柴都劈得匀称,长短差不了多少。

我抡起斧头劈了两下就喘了,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妈从灶房探出头看了一眼,没笑我,只说了一句你跟你爹一样,下力气的活儿不灵光。我说他灵光吗?她说你爹连个钉子都钉不直,可他会写文章,年轻的时候给县里报纸投过稿。

我愣住了。爹写字我是知道的,每年春联都是他自己写,毛笔字端正有力。可他写文章的事从来没提过。

妈回灶房端了碗粥出来放在台阶上,自己坐在旁边。晨光从枣树枝叶间漏下来,细细碎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爹十七岁高中毕业那会儿,县里的报纸登过他一篇散文,写咱们村的清明祭祖。那时候你爷爷看了高兴,拿着报纸在村里走了一圈,见人就显摆。”

我端粥的手顿住了。爹写过清明祭祖?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妈摇摇头说记不清了,报纸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她又想了想,说你爹那篇文章里写了一句我记得,他说香火不是拜给死人看的,是烧给活人看的。活人手里点着香,就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我端着粥碗半天没动,粥面上一层米油慢慢凝住了。爹这辈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他只会坐在堂屋里一夜一夜地熬,把那些话都熬成了白头发。

下午弟弟回来了,一脸灰。他说镇上有个建材店招搬运工,一个月两千六,中午管一顿饭。他蹲在井台边上洗脸,水哗哗地泼在脸上又抹了一把。“我想去,”他说,“先把妈的药费凑上。”

我说你别去了,等妈做完手术,我在镇上找点事干。我已经辞了城里的工作,回来就得待住。弟弟拧毛巾的手停了下来,水珠顺着他的下巴滴在胸前。“哥,你那份工作能赚万把块,别为了……”

“为了什么?”我打断他,“为了回来给你们添堵?那我还不如不回来。”

他张了张嘴没声了,毛巾攥在手里拧成一股麻花。妈在灶房里喊我们吃饭,那声音洪亮得不像个快做手术的老人。我跟弟弟对视一眼,他嘴角动了动,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又去给柏树浇水。六棵树苗种了五天,叶片已经舒展开来,绿油油地挺着。两座坟安安静静地立在坡上,月光把墓碑照得发白。我拎着桶从坡底下一棵一棵地浇过去,浇到最后一棵的时候忽然看见祖父的碑前有一截燃尽的香梗,是新的。

我蹲下去看了看,香灰还带着余温,旁边放着一小碟糯米糕,没被动过。谁会深更半夜来上香?我站起来环顾四周,山坡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风吹着柏树苗的枝叶沙沙响。

回到家我进门的时候弟弟屋的灯亮着,他趴在桌上写什么。我走过去敲了敲门框,他猛地抬头把本子合上了。我扫了一眼,封面上是田字格,跟他小时候的作业本一样。

“写啥呢?”

“没写啥。”他把本子塞进抽屉里,“记账。”

我没拆穿他,转身回了西屋。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想着那截香梗和那碟糯米糕,想着它摆在祖父碑前而不是爹碑前。是谁拜的?为什么只拜爷爷不拜爹?翻来覆去地想不清楚,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灶房的灯已经亮了,我走过去推开门想帮妈烧火,却看见弟弟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手里摊着那个田字格本子,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灶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明灭之间照着他抿紧的嘴唇和认真的眉眼。

“写日记?”我靠着门框问。

他吓了一跳,本子差点掉进灶膛里。捞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纸面上那些字了,歪歪扭扭的,可每一个都写得用力。第一行是“今天建军哥回来了”,第二行是“他说往后不走了”。

我收回目光假装没看清楚,转身去拿柴火。灶膛里的火噼啪响着,天还没大亮,院墙外面的鸡就开始打鸣了。妈还睡着,灶房里的热气慢慢升起来,白蒙蒙的一片,把弟弟低着的头笼得有些模糊。

他的字写得不好看,比妈好不了多少。可他也在写了。这个家里所有人都在试着把话写下来,埋进香炉底下也好,藏进抽屉里也好,总有一天会被看见的。

走廊里的时间被拉得格外长。我盯着那扇不锈钢门看了一会儿,眼睛酸了就坐到旁边的塑料椅上。椅子是硬邦邦的绿色联排椅,靠背的弧度刚好卡在腰上,坐久了骨头疼。我站起来走几步,又坐下,反反复复。

旁边坐了一个老头,戴着灰布帽子,手肘撑在膝盖上,大拇指来回搓着虎口。他老伴在隔壁做胆囊手术,他说已经进去一个钟头了。我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他说他是下面乡里的,儿子在外地回不来,就他一个人来陪。我说我也是乡里的,我弟弟在家看门。

聊着聊着手术室门开了,一个医生探出头来喊了我妈的名字。我蹭地站起来,膝盖磕在椅子腿上疼得钻心,顾不上去揉。医生说手术顺利,晶体植进去了,现在在缝合,再等四十分钟就能出来。

我靠着墙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后背的汗把衬衫洇湿了一片。灰帽子的老头说好,好,顺就好。他羡慕地看着我,说他老伴那个医生还什么消息都没给呢。

四十分钟后妈被推出来了。她右眼蒙着一块纱布,另一只眼睛睁着,看见我就眨了一下。护士说麻醉还没全退,人有点晕,回病房躺两个小时就能喝水。我推着床往病房走,妈的手从被单底下伸出来摸索了几下,我握住她的手,她攥了攥我的大拇指,力气不大,可够紧的。

回病房之后妈很快就睡着了,呼吸绵长均匀。我坐在床边看她,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她蒙着纱布的那半边脸上。纱布底下透出一点淡淡的红印,是手术留下的痕迹。妈这辈子没吃过什么大苦头,年轻时候跟着爹种地,后来爹在砖窑干活她在家带孩子做饭,手指头上那些疤都是切菜割的,没挨过刀。这是头一回。

弟弟下午赶来了,骑摩托骑了四十分钟,鼻尖冻得通红。他轻手轻脚地推门进来,看见妈睡着就缩在墙角站着,也不敢出声。我冲他招招手让他过来坐,他搬了个凳子坐在床尾,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小时候等着挨训的样子。

妈睡到傍晚醒了,第一句话就是饿。弟弟赶紧去食堂买粥,跑着去的跑着回来的,粥端到妈面前还冒着滚烫的热气。妈拿勺子舀了一口,因为右眼蒙着看不准方向,粥舀到嘴边蹭了一下下巴才送进去。弟弟伸手想接过来喂,妈把他手拍开了,说我自己能行。

她慢慢喝完了一整碗粥,喝完擦了擦嘴,冲我们俩笑了笑。"我这只眼睛明天拆了纱布,就能看清楚了是吧?"我说是。她点了点头,摸着床头的桌沿把碗放稳,动作比平时慢了一倍,可稳稳当当的。

晚上弟弟非要留下来陪床,让我回去歇。我说你骑摩托来回跑累,还是我留下。两个人争了几句,妈听烦了说你们俩都走,我自己能行,护士不是在这儿呢吗。弟弟犟不过她,我们就一起出了医院。走廊上他走在我前面半步,忽然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哥,昨晚我去给爷爷上香了。"

我脚步顿了一下。原来那截香梗是他插的。

"为什么只拜爷爷不拜爹?"

他低着头看脚下地砖的接缝,一格一格地数着走。"爹说他拜了一辈子爷爷,到死都在纠结这个事。我想试试,要是只拜爷爷,爹会不会不高兴。要是只拜爹,爷爷会不会怪罪。"

"试出结果了?"

他停在走廊尽头那扇窗前,窗外的县城亮起几盏路灯,昏黄的一粒一粒缀在夜色里。"没试出来。"他转过脸看我,"我蹲在爷爷坟前磕了头,又去爹坟前磕了头。香烧到一半的时候起风了,两股烟卷在一起分不开。我忽然觉得,他俩谁也没生气。"

他说完就笑了,笑得挺轻,像是卸掉了什么担子。我拍了拍他的后脑勺,他躲了一下,缩着脖子往楼下跑。摩托发动的声音在夜色里响起来,突突突的,慢慢远去了。

第二天拆纱布的时候弟弟又来了,这回他骑着摩托带了一篮子鸡蛋,是家里那几只芦花鸡下的,用稻草垫着怕碰碎。护士把纱布一层一层揭开的时候妈闭着眼不敢睁开,医生说睁开吧,试试。她慢慢掀开眼皮,眯了眯又睁大,眼珠转了一圈看着天花板,然后忽然哭了。

"建军,"她看着我的方向,眼睛亮晶晶的,水光在里头打转,"建军你白头发长了。"

我蹲下去让她看仔细些,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鬓角,指尖凉凉的。"比你爹的少多了,"她说,眼泪掉下来砸在枕头上,"你看他走那年,一头全白了。"

弟弟在旁边偏过头去抹了一把脸,转回来的时候鼻头红红的。妈又转过去看他,看了好一会儿,说老二你也瘦了,颧骨都突出来了。弟弟嗯了一声,把鸡蛋篮子捧到妈跟前说这是咱家鸡下的,你回去每天吃一个。妈摸着篮子里的稻草说好,好,吃,天天吃。

出院那天医生嘱咐了一堆注意事项,不能揉眼睛不能提重物不能见强光,开了三四种眼药水,说滴满一个月来复查。我把药瓶一样一样收好,弟弟去办出院手续,我在病房帮妈换衣服。她换回那件蓝布褂子的时候忽然停了一下,从衣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边角都磨毛了。我展开来,是一张泛黄的报纸剪报,日期是三十多年前的,标题印着"清明祭祖"四个大字,下面署名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名字。

"你爹的笔名。"妈把扣子一颗一颗扣好,"搬家的时候从箱子底翻出来的。你看看他写的什么。"

我拿着那张剪报没敢细看,攥在手心里。纸太老了,折痕的地方脆得快要断开,我怕一用力就碎了。妈穿好衣服站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摸了摸眼睛,说真清楚啊,你看镜子里的我,连脸上那道疤都看见了。她那道疤是生弟弟那年被柴火划的,我从小到大都没见她说起过。

回家路上弟弟骑得慢,妈坐在后座搂着他的腰,围巾飘起来在风里荡。我跟在后面走了一段,忍不住掏出那张剪报展开来看。爹的字印在铅字里头,笔画被简化得整整齐齐,可读着读着我好像能听见他的声音。

他写祭祖那天山坡上站满了人,香火连成一片白烟。他写人死了就变成土里的根,活人站在地面上,顺着根往上看,看不见下面盘了多深。他还写那句话,妈记了三十年的那句:香火不是拜给死人看的,是烧给活人看的。

最后一段他写自己站在祖父和父亲的坟中间,手里握着三炷香。"我拜完了祖父拜父亲,拜完了父亲又回头拜祖父。到最后香也烧尽了,膝盖也跪麻了,才明白过来,两座坟之间这二十步路,我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完。"

我把剪报叠好重新揣进兜里。前面的摩托拐了个弯,后座的围巾飘得更高了,枣红色的一长条在风里猎猎响着。妈好像在跟弟弟说什么,风把她的笑声送过来,脆生生的,像年轻时候一样。

坡底下的柏树长高了,才几天功夫就蹿了一截。弟弟把摩托停在路边,扶着妈慢慢走到两座坟前面。六棵柏树围成一圈,叶片在午后的阳光里油绿油绿的。

妈站在爹的碑前摸了摸碑面,那块红砂岩的边角已经被风磨圆了。她没哭,就站着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到祖父碑前也站了站。回来的时候她伸手把我们两个拽到她身边,一左一右。

"你爹那篇文章里头有一句写得不对,"妈拍了拍手上的土,"他说那二十步路走了一辈子没走完。其实走完了。这不,你俩回来替他把剩下的走完了。"

那天傍晚回到家,弟弟去灶房烧火做饭。我坐在堂屋里又把爹那篇剪报读了一遍,读到结尾那段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起身去了弟弟房间。他的抽屉没锁,我拉开的时候那个田字格本子就躺在最上头。

我翻开第一页,看清了那些字。

我坐在弟弟床沿上翻开那个田字格本子。纸页是那种小学生用的廉价作业本,格子印得不够清晰,有些格线印歪了,像是便宜机器压出来的。第一页写了两行字,铅笔的,笔画歪斜但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今天建军哥回来了。"

"他说往后不走了。"

我翻到第二页,写的是"妈今天多吃了半碗饭,她心情好。"第三页是"枣树冒芽了,比去年早了十天。"第四页开始换成了钢笔,蓝墨水的,字稍微稳了一点。"镇上有活干,搬水泥,一天八十。我能干。"

一页一页翻过去,每一页都是些琐碎的记录。什么鸡下了几个蛋,谁家来借了把锄头,昨夜的雨大不大,柏树新叶又长了几片。全是他不在我身边的日子里,这个院子发生的细微变化。

翻到中间的时候字迹忽然密集起来,一整页写满了。"昨晚做梦又梦见爹了。爹在坟坡上站着跟我说话,说的什么我醒了就忘了。我坐起来想了想,只记得爹在笑。他笑起来眉毛是松开的,跟我小时候看见的一样。以前每次他坐在堂屋里不睡的那天晚上,眉毛是拧着的。"

再翻几页,我看到一段让我停住了手指。"今天去镇上看见一个背影很像哥。穿黑夹克的,背有点弓,走路脚步重。我跟了两条街,那个人转过来的时候不是他。我在路边站了好一会儿,脚底发麻。回来之后我给爹烧了一炷香,我说爹你让哥回来看看行不行,就看一眼。香烧得特别快,一根烟工夫就烧完了。我想这大概是答应了。"

我的眼眶发热,手指捏着纸页的边缘微微发抖。弟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做过这些。他也没跟妈说过。他把这些话全写在这个本子里,藏进抽屉,一个人慢慢消化。就像爹当年坐在堂屋里一夜一夜地熬,把话全熬成白头发。

翻到最后一页,字迹是新的,墨水颜色最深,应该是前几天写的。"哥回来了。他去给爹烧了香,也给爷爷烧了香。妈说一家人总得有个先后,我想了想觉得不对。不是前后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从坡底下往上走,先是爹的坟,再是爷爷的坟。爹在底下,爷爷在上头。可爹也是爷爷的儿子,他也是从底下走上来的。所以顺序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他往上走了。"

"往后我也往上走。"

我合上本子放回抽屉的时候手指头还是抖的。弟弟在灶房里喊吃饭,声音隔着墙传过来有点闷。我把抽屉轻轻推回去,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有点软,扶着桌角站了一会儿才出门。

晚饭桌上三个人围着那张老木桌,煤油灯换了白炽灯泡,光线亮堂堂地照在每个人脸上。弟弟往我碗里夹了一块烧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炖得烂乎乎的,入口就化。妈的眼药水摆在桌角,她吃饭的时候时不时看一眼,像确认那东西还在。

"老二,"我嚼着肉含含糊糊地开口,"你那个本子我看了。"

弟弟的筷子停在半空,夹着的那块肉掉回碗里,溅了一点汤在桌面上。他脸腾地红了,从耳根红到脖子根,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好奇地看看他又看看我,问什么本子。

"他自己写日记,"我说,把肉咽下去,"写了好几年了。比我强,我什么也不写。"

弟弟垂下眼扒饭,耳朵尖还是红的。他扒了两口忽然抬起头来,冲我说了一句:"那你以后也写。咱俩一块儿写。"

我愣了一下,笑了。妈在旁边搞不清状况,拿筷子在我们俩头上各敲了一下,说你们兄弟俩说啥暗号呢。弟弟捂着脑袋躲,笑着往妈碗里夹了块肉说没啥,说哥要学写字呢。

那天晚上我坐在西屋找了张纸,翻出抽屉里一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圆珠笔,笔帽都裂了,用胶带缠着。我对着那张白纸想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写什么。最后写了日期,又写"今天妈出院了,能看清楚了。"停了一下又添了一句"弟弟说让我也写,我试试。"

字很难看,比弟弟的还不如。我把它折好放进床头柜里,想着等攒多了,也拿去压在香炉底下。

第二天早上我去坟地浇水,远远看见一个背影蹲在坡底下。走近了才认出是刘叔,嘴里叼着那根烟嘴,手里攥着一把香。他回头看见我,把烟嘴拿下来冲我点了点。

"昨夜里梦着你爹了,"他说,眯着眼睛看那排新种的柏树,"他让我替他来看看。"

我蹲在他旁边,两个人对着两座坟沉默了一会儿。刘叔把香分了六根给我,我接过来点上,插在爹碑前的土里。青烟升起来往坡上飘,越过祖父的墓碑散进风里。香灰落了我一手背,我没去拍。

"建军,"刘叔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嘴在鞋底磕了磕,"你爹那年写文章的事你还记得不?"

我说知道了,我妈给我看了剪报。刘叔点点头,站起身拍了拍膝头的土。"他后来还写过一篇,投出去没登,压在砖窑办公室的抽屉里。去年砖窑拆了,人家清理东西问我要不要,我拿回来了。就在我车上,你去拿。"

我跟他走到停在路边的三轮车前头,他从工具箱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纸面泛黄发脆。信封上用钢笔写着"再祭"两个字,墨迹有些洇开了,可笔力还是爹那股子劲。

我握着信封没有当场打开,跟刘叔道了谢往回走。走到两座坟中间那块空地上我停下来,把信封拆开,抽出一张格子稿纸。爹的字比剪报上印出来的更鲜活,笔画带着轻重急缓,有些地方写得太快,墨水拖出一道细尾巴。

"上坟先拜祖父还是父亲?这个问了我半辈子。如今黄土埋到下巴,才觉出这问题问得不妥当。祖父是我的来处,父亲是我的去处。来处要敬,去处要爱。敬和爱之间没有先后,只有起落。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这两条线之间荡着,荡得越远,回来的路就越长。可只要线还在,就荡不丢。"

我站在两座坟中间把这篇稿子读完。风从坡顶上灌下来,吹得柏树叶子哗哗响。太阳升到半空,把墓碑的影子投在我脚面上,一长一短两道,叠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

我蹲下去把爹那篇稿子叠好装回信封,又把刘叔给的香也点上插在祖父碑前。六棵柏树的影子连成一片,刚好罩住两座坟之间的空地。明年这时候树应该能长到人高了,等枝桠舒展开来,坐在底下乘凉读书应该很舒服。

回头的时候弟弟站在坡底下等我,手里拎着两碗米粉,热气从碗口往上冒。他看见我站起来就冲我笑,笑得眉眼都弯了。我走下山坡接过一碗米粉蹲在路边吃,他也蹲在旁边,两个人就着晨光吸溜吸溜地吃粉。

"哥,"他咬着粉含糊地说,"明年的香我来准备。"

我说好,你准备香,我准备酒。那坛枣子酒等枣红了就能酿新的了,封在树底下,等清明的时候挖出来。

坡上的柏树在风里摇了摇,细碎的叶片沙沙响着。我端着米粉碗抬头看了一眼,日光穿过枝丫落在墓碑上,把"先考"那两个字镀了一层金边。

那个夏天过得格外慢,又格外快。

慢的是日子,每天浇树、劈柴、陪妈在院子里晒太阳,一成不变地重复着,像枣树底下的影子从西移到东,又从东移到西。快的是树,那六棵柏树在雨水丰沛的夏天里疯长,六月蹿了半尺,七月又蹿了半尺,到八月的时候最高的那棵已经快够到我肩膀了。

弟弟在镇上那个建材店干了一个月零工后辞了,老板嫌他话少不活络。他回来那天也没垂头丧气,蹲在院子里劈了一下午柴,劈完码好又去挑了六担水浇树。傍晚我蹲在井台边搓衣服,他在旁边坐着啃黄瓜,嘎嘣嘎嘣的。

"哥,"他嚼着黄瓜含含糊糊地说,"咱俩合伙干点啥吧。"

我把衣服拧干抖开晾上绳子,水珠溅在他脚面上。他缩了缩脚,又咬了一口黄瓜。"镇上缺个修东西的铺子,什么家电农具都修的。我会点电工活,砖窑那几年跟老师傅学的。你会算账,你管店我干活。"

我拎着空盆想了想。这个活路倒是真的,镇上原来有个修收音机电视的老李头去年走了,铺子关了之后村里人修个电饭锅都要往县城跑。我和弟弟要是在镇上开个小铺子,本钱不大,一台旧摩托来回跑也够用了。

"你那个建材店的工资攒了多少?"

弟弟伸出四根手指头。"四千。加上你剩的那点,够租个铺面的。"

那天晚上我把爹那篇《再祭》又读了一遍,读到那句"祖父是我的来处,父亲是我的去处"的时候忽然觉得心口踏实。来处和去处都在这个村子里,中间的这条路无论走多远,最终还是要走回来。我和弟弟现在都走回来了,剩下的事就是在这条路边上扎下根,修修补补地过日子。

八月底枣树挂果了,青溜溜的小圆疙瘩密密匝匝地缀在枝头。妈每天拿竹竿敲几颗下来尝尝,说还酸着呢再等等。弟弟把铺子的事跑了一遍,在镇子老街拐角看中了一间空门面,原来是个卖化肥的,搬走之后空了半年,墙上还印着农药广告。房东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听说我爹是谁之后房租少要了两百,说从前你爹帮我家修过房顶。

我和弟弟把铺面打扫了三天,刷了墙修了门,把弟弟攒的那些工具摆出来。妈缝了一块蓝布门帘挂上,上面用红线绣了"修理"两个字,针脚粗粗拉拉的,可远远一望就看见了。

铺子开了半个月生意不算多,三天两头有人拿个坏了的电扇或者锄头断了的柄来修。弟弟修东西的时候话少手快,拆开壳子看一眼就知道哪儿坏了,三下五除二弄好,收费也便宜。我在柜台后面记账,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地写,写完了拿给弟弟看,他假装认真地瞄一眼说嗯不错,比我的字强。

到了九月中枣子红了。满树的果子沉甸甸地压下来,枝条弯得快挨着地。我和弟弟拿了竹竿和床单铺在树底下,一竿子敲下去噼里啪啦地往下砸,红的砸在手背上脆生生的,有些弹起来蹦出去老远。妈坐在屋檐底下捡落到脚边的,一颗一颗码进笸箩里,偶尔捡一颗擦擦递进嘴里,说甜,甜透了。

打了小半筐枣子,红的紫的都有,颜色深得像浸透了秋天的光。弟弟把那些碰裂了的挑出来,圆的完好的留下。他说酿酒要用完好的,裂纹的容易发酸。我蹲在旁边看他选枣子,他一粒一粒地拿起来捏捏看看,专注的神情像他修东西的时候。

那天傍晚我们开始酿酒。弟弟把去年那个空坛子刷洗干净晾干,我把选好的枣子一个一个往坛子里码。一层枣子一层冰糖,码到坛口的时候冰糖已经用了三包。妈从灶房端出爹从前用的那个漏斗,铁皮的,边角有点锈了,递给弟弟说用这个装酒。

酒是镇上打的散白,五十度的,装在一个大塑料壶里。弟弟攥着壶往漏斗里倒,酒液顺着枣子的缝隙渗下去,冰糖在酒里慢慢溶解,一点点变成琥珀色。坛口封上保鲜膜又盖了一层红布,用麻绳扎紧。我捧起坛子摇了摇,里头的枣子在酒里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

"埋哪儿?"弟弟问。

我看了看院子,又看了看坟坡的方向。"还是埋枣树底下吧。爹从前就埋那儿,他认识路。"

弟弟拿了铁锹在枣树根旁边挖了个坑,我小心地把坛子放进去,扶正了让他填土。土一点一点盖上去,坛口的红布在土面下露了最后一点红色,然后被土彻底盖住了。弟弟把土拍平,上面又撒了一层干草做记号。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坐在枣树底下歇气,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妈靠着树干闭着眼,手里的笸箩搁在膝头,里面还剩半笸箩枣子。弟弟的额头上沁了层薄汗,拿袖子蹭了蹭。我把手按在埋酒坛的那片土上,土还是温的,带着白天的余热。

"明年清明正好开封。"弟弟说。

我说嗯。明年清明开封,一坛给爹,一坛给爷爷。他们喝不喝得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酿了,我埋了,我挖出来的时候他们还认得这是枣树根底下的味道。

九月底那天铺子里来了个人,是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说是县文化馆的,姓周。他手里拿着那份剪报的复印件,问这是不是我爹写的。我和弟弟对看了一眼,弟弟点头说是,那是我爹年轻时候投稿的。

姓周的坐下来聊了大半个钟头,说县里要编一本本地民俗文集,收集老一辈的散文随笔,问我爹还有没有其他存稿。我从里屋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他翻着那篇《再祭》读了半天,眼睛慢慢亮起来。

"这篇比当年那篇还好,"他说,"能收进去吗?"

我点了点头。他又问能不能给我爹拍张照片放在作者简介里。我说人已经不在了,照片家里有。弟弟跑去堂屋把爹的相框取下来,姓周的捧着相框端详了一会儿,说眉目之间有文气,一看就是写东西的人。

他走的时候留了两百块钱说是稿费。弟弟捏着那两张票子愣了半天,递给我说哥你收着。我没收,让他放进铺子的钱匣子里。两百块不算多,可那是爹的字换来的,放在铺子里当个镇店的物件也好。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爹了。他坐在枣树底下喝酒,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是年轻时候的照片上那件。他冲我举了举碗,碗里的酒是琥珀色的,跟坛子里刚酿出来的一样。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想说点什么可他摆了摆手。他指着远处的坟坡,柏树已经长到他胸口那么高了。他指了指树,又指了指我,然后端着酒碗站起来往坡上走。

我醒过来的时候窗外月光正好,照在枣树的枝桠上映出一地碎影。我摸了摸枕边,又摸出一张白纸和那支缠了胶带的圆珠笔,在纸上写了几句:"梦见爹了,他穿白衬衫。酒坛子埋下去二十三天了。"

写完叠好,放进床头柜里跟之前那张摞在一起。不知不觉已经攒了十来张了,薄薄的一沓。等攒够了也去找个订书机钉起来,像弟弟那样写成一个本子。

秋天越来越深的时候柏树的叶子从绿转成墨绿,颜色沉下去了,可枝条硬朗地伸展开来。我每天去坟坡的路上都会停下来看看它们,最高的那棵已经有我肩膀高了。我伸手摸了摸顶端的嫩尖,它从指缝里窜出来,凉丝丝的。

弟弟在铺子里修了一台老式收音机,修好之后调出了县里的广播台。里面播音员的声音清清朗朗地传出来,念了一篇关于秋收的短文。我和弟弟在柜台后面听着,窗外的梧桐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堆在门前的石阶上。

妈那天从家里端了腌萝卜来铺子里,分装了几个小玻璃瓶摆在柜台上,说谁修东西送一瓶。一个来修电饭锅的大婶接过去尝了一片,说婶子这萝卜腌得好,比镇上卖的强。妈得意地抿着嘴笑,说那是,我腌了三十年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缝隙里填满修修补补的声音和腌萝卜的咸香味。枣树底下的酒坛子默默地睡着,柏树在风里悄悄地长。香炉底下的纸条越摞越厚,铺子里的账本也越来越满了。

冬天来的时候妈给我们织了两条围巾,一条灰色的一条藏青的。我戴着那条灰围巾去坟坡浇水,北风把墓碑上的字吹得冰凉,可围巾裹着的脖子是暖和的。

坟坡上的草枯黄了,柏树还是绿的。六棵树排成一排立在风里,顶端的枝叶微微摇摆。我在爹碑前站了一会儿,又去祖父碑前站了一会儿。两座碑之间那条小路被落叶铺满了,脚踩上去沙沙地响,可路还在,没有长荒。

我蹲下去拔了拔坟头的杂草,手冻得发僵。这时候看见祖父碑脚底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块小石头,青灰色的扁扁的一片,用红漆写了两个字——"都好"。

字歪歪扭扭的,可红漆亮得晃眼。我回头往坡底下看,弟弟裹着藏青围巾正拎着水桶往上走,鼻尖冻得红红的。他看见我在看他,举起桶晃了晃,水花溅出来落在枯草上。

我冲他挥挥手,又蹲下去摸了摸那块石头。红漆还没干透,蹭了一点在我指腹上,像一抹小小的火苗。

冬天的第一场雪来得早。十一月中旬那天早上推开门,院子里白茫茫一片,枣树的秃枝上挂了薄薄一层雪,看上去像开了一树白花。

弟弟比我起得更早,已经在院子里扫出了一条路,从堂屋门口直通灶房。他扫雪的时候哈着白气,藏青围巾裹到鼻尖底下,只露出两只眼睛。我穿了棉鞋踩进雪里,咯吱咯吱的,雪没过脚踝又冷又软。

"哥,"他扫到我面前停下来,竹扫帚往地上一拄,"今天冬至,咱包饺子吧。妈说爹从前冬至都要吃猪肉白菜馅的。"

妈在灶房里已经和上面了,面粉扑了满案板。我洗了手过去帮忙擀皮,妈揉面揉得手腕上沾了白花花一层。她做完手术这几个月眼睛好多了,擀皮的时候不用凑近了看,手底下利索了不少。弟弟从菜窖里抱了颗白菜出来,蹲在门口一片一片地剥叶子,冻得手指头红通通的。

三个人包了六十个饺子,圆的扁的都有,弟弟包的像元宝,我包的歪歪扭扭站不起来。下锅煮的时候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白胖的饺子在锅里转圈,妈拿漏勺推了推,说熟了熟了,捞吧。

那顿饺子吃得热腾腾的,窗户上凝了一层白雾。弟弟吃了两碗又添了半碗,蘸着醋和蒜泥吃得鼻尖冒汗。我吃到最后几个的时候忽然问了一句:"爹冬至包饺子吗?"

妈放下筷子想了想。"你爹擀皮比你好,擀得又薄又圆,就是馅老是放太多,一煮就破。每年冬至他都要破好几个,破了的他自己捞了吃,说破了就破了,馅还在汤里头,捞起来一样香。"

弟弟低头笑了笑,我也笑了。三个人把一锅饺子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窗外的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枣树枝上落了一层又一层。

冬至那天下午雪停了,我和弟弟踩着雪去坟坡走了一圈。雪把两座坟盖得严严实实,墓碑顶上积了白花花的一指厚。柏树的叶片上也顶着雪,可树身还是墨绿色的,在雪地里格外扎眼。弟弟从兜里掏出三炷香,蹲在爹碑前拢着手点了。雪地上插不住香,他就拿一块瓦片垫着,香靠在瓦片边上慢慢烧。青烟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缓缓升上去,跟雪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哥,"弟弟站起来搓了搓手,"你说明年清明雪化了,这酒坛子挖出来能喝不?"

我说能,枣子酒越陈越好,明年清明正好满半年。弟弟点点头,又蹲下去把香灰拢了拢。他站起来的时候裤腿膝盖上蹭了雪,湿了一小块,他自己没在意。

回来的路上他走在我前头,脚印在雪地里踩出一串深深浅浅的坑。我跟着他的脚印走,一步踩一个,省力不少。走到坡底的时候他忽然转过头来,鼻尖冻得通红,可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哥,今年过年你想吃啥?"

我愣了一下。过年这个词从十岁之后就跟我疏远了,在城里那些年,过年无非是外卖店关门之前囤几盒速冻饺子,吃完躺床上刷手机。可弟弟问得这么自然,像是这个问题从来都不需要犹豫。

"啥都行,"我赶上他并肩走,"你做的我都吃。"

他笑了,踢了一脚路边的雪块,雪块碎成几瓣飞出去。路边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远处有人家烟囱冒出炊烟,混在灰蒙蒙的天色里软软地往上飘。

腊月里铺子的生意冷清了些,可也没完全断。有人拿冻裂的水管来焊,有人拿烧坏的电热毯来修,还有人拎了只半死不活的旧挂钟来,说走走停停的,孙子回来过年想让它准着。弟弟把挂钟拆开来擦了一遍齿轮,上了油又装回去,秒针嗒嗒地重新走了起来。那老头付了钱拎着钟出门,走了两步又回头说小伙子过年好,你这手艺比老李头不差。弟弟站在门口搓着手说叔慢走,脖子红了半截。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妈蒸了一锅糖糕。弟弟从镇上买了红纸回来让我写春联,我说我字不好看,他说不好看也写,爹不在家了总得有人写。我硬着头皮裁了纸调了墨,握着毛笔写了四句吉祥话,歪是歪了点,可墨汁匀匀地洇在红纸上倒也精神。

除夕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去坟坡。雪化了大半,路面上泥泞泞的,踩一脚陷半寸。我把柏树底下的落叶清了一圈,又拿了块抹布把两座碑擦了擦。碑面的冰凉从指头传上来,寒气直钻骨头缝,可我擦得很仔细,把青苔和泥点子都弄干净了。擦完爹的擦爷爷的,擦完站在中间看了看,两座碑在冬天的日光底下清清楚楚地亮着。

我对着两座碑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该说的话这半年都说了,烧香的时候说、浇树的时候说、坐着发呆的时候也说,有时候说出口有时候在心里默念。爹能不能听见我不清楚,可我说完之后身上松快是真的。

晚上吃年夜饭,堂屋的灯拉得格外亮。妈炖了鸡蒸了鱼炒了腊肉,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弟弟开了瓶饮料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碰杯的时候杯子磕在一起清脆地响了一声。妈端最后一碗汤上桌的时候忽然站住了,她看着桌子旁边空着的那把椅子,愣了一下,然后转身从碗柜里多拿了一副碗筷摆上。

"你爹的,"她说,声音平平的像在说今天天冷,"他爱吃鱼头。"

弟弟把那盘鱼转了个方向,鱼头正对着那把空椅子。我说爹吃鱼头从来不让给我,说吃鱼头长心眼,心眼多了累。妈噗嗤一声笑了,拿筷子敲了敲我的碗沿说你这张嘴跟你爹一模一样,不吃亏还爱编排人。

吃完饭收拾桌子的时候弟弟从里屋搬了个东西出来,是一台老式录音机,灰扑扑的,喇叭的网罩破了个洞。他把磁带翻了个面按下播放键,兹啦一声杂音之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咱村的枣树,据说是光绪年间那场大水之后种的,水退下去那年春天,第一棵枣树从淤泥里冒了芽……"

是爹的声音。年轻时候的爹。弟弟蹲在录音机前面搓着手说这是他去年整理爹旧物的时候翻出来的,一盘采访录音带,以前县广播站来村里录的民俗节目。爹的声音在里面絮絮叨叨地说着村子的往事,枣树怎么来的,老槐树怎么断的,清明祭祖的风俗是哪一辈传下来的。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听着爹的声音从那个破喇叭里传出来,带着一点沙沙的电流声,可眉眼仿佛就在眼前。他说到祭祖的时候顿了一下,杂音滋滋地响了几秒,然后他说:"这个事吧,一个人一个说法。我爹教我的是一套,我自己悟的又是一套。可不管哪一套,香火要点着,人要跪下去。跪的不是死人,是自己心里头那根线。"

磁带在那里停了,弟弟按了暂停键。屋子里安静了几秒,窗外有鞭炮声零零散散地响起来。弟弟转过脸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妈。妈坐在那把空椅子旁边,手搭在椅背上,指头轻轻叩着木头。

"爹说得对,"弟弟把录音机关了,"跪的是自己心里头那根线。"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了,远远近近连成一片。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冷风裹着硝烟味灌进来。远处的坟坡黑黢黢的看不清,可我闭着眼也知道那六棵柏树站在哪儿。它们在风里立着,根扎在爹和爷爷中间的那片土里,一边连着来处,一边连着去处。

弟弟走过来跟我并肩站在门口,手里端了两杯热茶。他递给我一杯,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滚烫的茶汤从喉咙滑下去,把胸口烘得暖融融的。

"过年好,哥。"他说。

我转头看着他,他裹着那条藏青围巾,鼻尖还是红的。我举起茶杯跟他碰了一下。

"过年好。"

枣树底下的酒坛子还在睡,柏树在风里轻轻摇着。香炉底下的纸又厚了一沓,铺子里的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从坡底下到坡顶上那条路明天雪化了再走一遍,脚印踩在泥里,一步一个,踩实了就是路。

日子总要往下过的。修修,补补,酿酿,写写。把破了的修好,把空了的地方填上,把好日子酿进坛子里埋起来,等来年挖出来喝。

门外的鞭炮声响了一整夜,我在西屋躺着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梦里柏树又长高了,高过了爹的墓碑,高过了爷爷的墓碑,枝叶伸到天上去了。我和弟弟坐在树底下喝酒,爹和爷爷坐在树顶上看着我们,谁也不说话,可满树的叶子都在笑。

正月过得热热闹闹。村里人走亲访友,铺子关了半个月门,可我们家堂屋的门槛快被踏平了。东家婶子来送了一碗炸酥肉,西家大叔拎了两瓶汽水坐在院子里跟弟弟聊了半天修水泵的事。妈端出她腌的萝卜腊肉待客,来人吃完了都说好,走的时候妈还要拿油纸包上一份让带走。

初六那天刘叔来了,喝了半斤枣酒之后话多起来,絮絮叨叨地跟我讲爹年轻时候的事。说他俩在砖窑一起干活的时候爹总偷着写东西,窑洞里光线暗就凑在窑口借着火光写,纸上落了灰也不管。有一回砖窑塌了半边,别人都往外跑,爹先把那个装稿子的铁盒子抱出来,结果被掉下来的砖头砸了脚趾头,瘸了半个多月。

"你爹那人看着闷,心里头装的东西多。"刘叔端着酒杯眯着眼,"他那些话说不出来,就写。写完了又怕人看见,塞在砖缝里头。有一回我偷偷翻出来看了,写的是你爷爷,写你爷爷瘫在床上那阵子他天天伺候,写他给你爷爷擦身子的时候你爷爷哭了,说这辈子没好好跟他说过话。"

我坐在旁边听着没出声,给刘叔又倒了半杯。他喝完了摆摆手说要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打了个趔趄,弟弟赶紧扶了一把。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转身拍了拍我的胳膊,醉醺醺地说:"你爹那篇再祭,文集里头登了的话,你烧一本给他看看。"

我说好,烧给他看。

过了正月十五,柏树开始冒新芽了。我去坟坡浇水的时候看见最高的那棵顶梢上拱出了几粒嫩绿的尖,在灰扑扑的早春里亮得像翡翠。我蹲在树下把那几粒嫩芽看了半天,伸手碰了碰,凉的,软的,指甲盖大小,可撑开来就是一片新叶子。

弟弟来喊我吃饭的时候看见我蹲在那儿不动,走过来也蹲下看了看。"长得真快,"他说,拿指尖轻触了触芽尖,"夏天就能遮阴了。"

回家的路上他走在我旁边,忽然说了句:"哥,我想在铺子门口种两棵桂花。"我说种,等清明过了我去找树苗。他点点头,走了几步又说:"再给妈买把新藤椅放门口晒太阳。"

"买。"

"再修修家里那台缝纫机,她老说走线不直。"

"修。"

他笑了,拿肩膀撞了我一下。"你现在怎么这么好说话。"我说我从前也没不好说话。他哼了一声说不,从前你话少,打电话回来三句就挂,妈在旁边等着跟你说话都等不上。我说那不是忙吗。他又哼了一声说现在不忙了?我说现在忙着跟你拌嘴。

两个人说着说着就走到了院门口,枣树的枝干上鼓起了密密麻麻的苞芽,过不了多久就要抽叶子了。妈从灶房探出头喊洗脸吃饭,声音比去年又亮堂了几分,大概是眼睛清楚了,看什么都透着高兴。

日子转进了三月,柳树绿了山坡,田里的油菜花开成一片金黄。我和弟弟去县城进了批零件回来,顺路把爹那篇《再祭》的样书取回来了。县文化馆印的民俗文集印了五百本,薄薄的册子,封面上印着本地山水画,里头翻到第三十六页就是爹的名字和那篇文章。

弟弟在铺子里翻开样书,用手指摩挲着爹名字那行铅字,摸了半天没说话。我把书合上装进牛皮纸袋,放在铺子最上层的架子上,跟那个铁盒子搁在一起。

"等清明烧一本给他。"弟弟说。

我说好。想了想又说,要不先给爷爷也看看。弟弟愣了一下,然后说对,先让爷爷看,爷爷看完了再给爹看。他说完自个儿笑了,说你看我又在排顺序了。我说没事儿,排顺序是个念想,排着排着就顺了。

清明前三天我们开始准备。弟弟把坟坡上的草锄了一遍,我给柏树修剪了枝条。妈蒸了一屉糯米糕,又炸了一盘豆腐,都是爹爱吃的。弟弟去镇上买了香烛纸钱,我翻了翻家里剩的枣酒,又备了一瓶新的散白,预备开封的时候兑着喝。

清明前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去枣树底下挖酒坛。土经过一个冬天冻得瓷实,铁锹下去崩崩地响。弟弟挖了三锹就碰到了坛沿,两个人蹲下去用手把土拨开。坛口的红布还是好好的,被土沁得颜色深了些,可扎口的麻绳没有松。

我把坛子捧出来,沉甸甸的。摇了摇,里头的枣子在酒里滚动,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弟弟凑过来闻了闻坛口,一股浓甜的枣香混着酒气钻出来,他深吸了一口说成了,绝对成了。

当晚我们把坛子搁在堂屋正中央,三个人围着它坐了一会儿。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坛身上把红布映成暗紫色。妈伸手拍了拍坛子,像拍一个孩子的脑袋。

"你爹要是知道你们俩酿了这坛酒,"她抿着嘴笑,"得在坟里高兴得坐起来。"

弟弟噗地笑出声,我端着碗喝了口水差点呛着。

清明那天早上天没亮我就醒了。院子里弥漫着湿润的草木气息,昨夜里落了小雨,地面还是潮的。我穿好衣服出门的时候弟弟已经起来了,他正在把供品一样一样装进竹篮,糯米糕用油纸包了三层,豆腐炸得金黄金黄的码在碟子里,还带了一小碟腌萝卜。

"走吧。"他把篮子挎上胳膊。

我抱起那坛酒,坛身冰凉凉的,可掌心贴着的地方很快焐热了。妈今天没去,她说你们俩去吧,替我跟他们问个好。她站在院门口送我们,手里攥着爹那条旧围巾,枣红色的,流苏在晨风里飘着。

坡上的草湿漉漉的,走几步鞋底就沾了一层泥。柏树经过一夜小雨洗得翠绿翠绿的,最高的那棵已经超过我肩膀快一拃了。六棵树围成半圈,枝叶在微风里轻轻摆动,像在招手。

弟弟先在爹碑前摆好供品,又到爷爷碑前摆了一份。他掏出香分了三支给我,自己拿了三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两座坟和六棵正在成长的柏树。

"哥,"弟弟举着香,"咱怎么拜?"

我看了看爹的碑,又看了看爷爷的碑。碑上的字被雨水洗过,清晰分明。爹碑上"先考"两个字刻得工整,爷爷碑上也是"先考"。两个先考,两代人,隔着二十步泥地。

我把酒坛放在两座坟中间的那片空地上,拍开泥封。浓烈的枣酒香漫出来,在湿润的空气里散得格外快。我端起坛子往地上倒了一圈酒,酒液渗进土里,渗过草根,往深处去了。地底下埋着两代人的骨头,酒渗下去,他们也该闻见了。

"先拜爹,"我说,"再拜爷爷,然后咱俩坐这儿喝剩下的。"

弟弟点了点头,举着香跪下去。他跪在爹碑前,额头碰了碰湿泥,三叩首。然后站起来,走到爷爷碑前又跪下去,同样三叩首。我跟着他做了一遍,膝盖沾了泥,可跪下去的时候心里稳稳当当的。

拜完了,我把剩下的酒倒了两碗,一碗放在爹碑前,一碗放在爷爷碑前。弟弟把三炷香拢在一起插在爹碑前的香炉里,青烟升起来往坡上飘,飘过爷爷碑的时候拐了个弯,往南去了。

我们坐在柏树底下喝酒。坛子里的枣子酒经过半年的沉淀已经变得醇厚,入口甜而不腻,喉头暖融融的。弟弟喝了两口就眯起眼睛,说哥你这手艺不赖,爹没白教你。

我靠着树干仰头看天。柏树的枝叶在头顶铺开一小片绿荫,叶片上还挂着没干的雨水。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弟弟的肩头,落在酒碗里,落在两座墓碑上。

"明年还酿。"我说。

弟弟拿碗跟我碰了一下。"年年酿,年年喝。"

风把柏树枝叶吹得沙沙响。远处有人放鞭炮,碎红纸屑从坡那边飘过来,落在我们脚边上。弟弟又倒了一碗酒洒在地上,酒液渗进土里,沿着地下的根脉慢慢走远。

我伸手摸了摸身边那棵柏树的树干,树皮粗糙干爽,带着一点点阳光的温度。明年它应该能比我高了。后年树荫就能把两座坟都罩住。大后年,等树冠再大一些,弟弟说要在树底下放两张石凳,以后上坟的时候坐着歇脚。

香还在烧,青烟细细地往上攀。爹那篇文章印成的样书我烧了一本在爷爷碑前,灰烬被风吹散了一半,落在柏树叶子上一片一片的。弟弟蹲下去把沾在叶片上的纸灰轻轻抖掉,动作轻柔得像在哄一个孩子。

"哥,"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泥,"咱回家吧。妈等着呢。"

我把酒坛重新封好抱起来,坛底还剩浅浅一层底,留着回去给妈尝尝。弟弟挎起竹篮,里头空碟子碰在一起叮叮当当响。两个人从坡上往下走,踩过泥泞的小路,裤腿溅了泥点子,谁也没在意。

走到坡底下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两座坟安静地卧在柏树的绿荫里,墓碑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爹和爷爷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二十步泥地,可树根在地下盘着绕着,早就分不清彼此了。

香火升到天上去了,酒渗进地里去了。人站着的地方,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攥着弟弟的胳膊拐过弯往家走,灶房的烟囱已经冒了炊烟,妈在里头等我们吃饭。

日子往下过就行了。修修补补,酿酿写写。树在长,酒在陈,人在地面上走,根在地底下连。

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