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以为“卖艺不卖身”是中国戏剧行当留下来的传统，事实上，这个观念是20世纪才出现的。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有“倡优并提”的习惯，认为擅长歌舞、戏曲的艺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出卖自己的色相甚至身体，来侍奉别人。而这不只是观念问题，更是历史的事实。
清朝中晚期，京剧在京城逐渐成熟起来，戏剧风靡全城，戏剧演员身处其中，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处处受人管控，没有选择的自由。他们不仅要登台唱戏，还要侍奉权贵士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一套特殊的梨园制度——私寓制出现了。
在古代，戏曲演员与乐伎一样，是极为低贱的行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穷困至极，被父母送去学艺，要么就是罪犯的亲属，或者战争中的奴隶。他们是贱民，在法律上低人一等，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终身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
乾隆晚期时，京城的舞台已经人才济济，优雅的昆曲几乎垄断了上层社会的观众。为了存活下来，徽班采用了带有浓烈色情色彩的运作方式。
伶人们虽然具有演员和服务人员的双重身份，但在清代的梨园中，他们的演艺事业并不被看中，人们关注的仍是其中色情娱乐的部分。为此，私寓主人会将私寓建得优雅精致，奢侈豪华。
不仅如此，私寓的规矩森严，有客人在的时候，仆役需要保持安静，站在门外等候召唤。他们几乎不会交谈，甚至都不会发出咳嗽声。对于当红的伶童，私寓主人还会让随身仆役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向他通风报信。伶童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们却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
一种彰显士人风流的文字——“花谱”诞生了，这类文字不讲经史子集，而是专门用来点评伶人，记录私寓中伶童与士人的交往，文字风雅，记录着许多风流韵事。他们的花谱中并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忏悔，反而将这种交往看作自己权利、财富、品味的标志。出版发行花谱也满足了他们自我标榜的欲望。
在名为《品花宝鉴》的书中，作者将与名伶交往的人分成了两个群体，士人和非士人。士人对名伶的爱是诗情画意的、充满美感的爱。而那些富商、地痞流氓对伶人的爱则是丑陋的、淫秽的、不堪入目的。
士人只追寻精神而不是肉体色相，这是一种绝对的虚伪陈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与名伶交往带来的荣耀感，要远远大于性欲的满足感。士人需要为自己创造高雅的文化环境，以此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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