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锁
赵县古称平棘，向为南北要冲，历为兵争之地，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赵郡李氏为华夏增光，让宝地生辉；平棘宋氏文史传家，名贤雅士，冠绝一时。北宋名士喻汝砺在《晁具茨先生诗集序》中说：“宋兴五十载，至咸平、景德中，儒学文章之盛，不归之平棘宋氏，则属之清丰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门也。”平棘宋氏自宋龟符、宋皋，历宋绶、宋敏求，至南宋宁宗末进士、第九代宋驹，绵延二百余年，其家族中六人举进士，一人两度为相，三人任职集贤院，四人兼修国史，八人有著作传世，而其以儒学立业，以文史传家的家教家风，更为世人称颂。
宋子（今赵县韩村镇宋城村）曾三度为国，宋国灭亡后，臣民四处逃难，为不忘故国，遂以国为氏，改为宋姓，此即宋姓之来源。宋国始于宋子，国灭后留在宋子的宋国后裔与部分殷商遗民后代亦以宋为姓，并世居于此地。后来废宋子入平棘，居于宋子一带的宋氏，家族繁衍壮大，渐遍及平棘各地，即称之为“平棘宋氏”，至北宋发展为名门望族，扬名天下。
宋姓以宋代所占总人口比例为最高，共88万人，占总人口的11%，排第十六位，集中于河北、河南、陕西、四川四省，约占宋姓人口的67%。明代宋姓人口降为占总人口的0.51%，共为54万人，排第三十七位。当代宋姓人口达972万，占总人口的0.81%，居第二十二位，主要集中在山东、四川、河北与河南四省，其次为黑龙江、安徽、江苏、湖北四省。今赵县有宋城、宋村等冠以“宋”字的村镇，且数十个村镇都有宋姓。
平棘宋氏奠基人宋绶
宋绶（991-1040）字公垂，平棘人。祖父宋龟符，曾任平棘县令，后来宋绶任参知政事时，被朝廷追赠为太师、中书令。父宋皋任尚书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为饱读诗书的儒学之士，去世后亦被追赠为太师、中书令。母杨氏亦颇知书，“每躬自训教”。
宋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杨徽之为后周太祖显德进士，任校书郎、集贤校理，入宋历左谏议大夫、判史馆事加史馆修撰、判昭文馆、集贤院、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侍讲学士等职，为当时 名儒，曾与李昉等汇编类书《文苑英华》一千卷，并有文集二十卷传世。其家藏书过万卷，宋绶母为其独生女，藏书全部给宋绶，“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徽之去世后，遗奏补宋绶为太常寺太祝。时年十五，召试中书，宋真宗爱其文，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大中祥符元年（1008）复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与其父宋皋同职，后世羡称为“父子同馆”。赐同进士出身，迁大理寺丞。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在庞大仗仪扈从下，前往宝鼎县（今山西万荣县西）奉祗宫祭祀后土，召宋绶、钱易、陈越、刘筠等文人随行，搜集所过州县地志风物故事，每銮驾止息奏报真宗。
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率百官到亳州太清宫祭老子，任命宋绶为亳州判官，随侍左右。真宗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升亳州为集庆军。
宋绶回朝后，历左正言、同判太常礼院，后升为判三司凭由司。宋绶上疏建言：去年朝廷曾下赦令，释放因欠税而遭扣押的小民，但迟至今日尚有六十八州未上报，建议各路选派官吏到各州覆验，限半月办结，释放所有小民，并免除其欠税。真宗准旨，于是全国释放欠税农民三千二百余人，免欠税数百万。宋绶升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兼吏馆修撰、玉清昭应宫判官，累迁户部郎中、权直学士院、同修真宗实录，进左司郎中，遂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因昭应宫失火，罢二学士职。一年后复任翰林学士，迁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读学士。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继位，刘太后垂帘听政，独断专权。随着仁宗年岁的增长，朝中大臣请太后还政的呼声亦日渐高涨。天圣八年（1030），宋绶上疏说：“唐朝先天年间，唐睿宗将皇位禅让给玄宗李隆基而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拜，处理军国重务，其余国事皆由玄宗自行处置，我皇应实行唐制度，除军国大事与除拜宰辅需奏请太后裁决外，其余国务皆取旨皇帝，以息众议。”书上引起刘太后不满，将宋绶贬出朝去，以龙图阁学士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宋仁宗親政，召还宋绶准备重用，而宰相张士逊极力阻止，遂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原职。仁宗诏定章献明肃刘太后与章懿李太后祔庙礼，宋绶援引春秋考仲子之宫与唐坤仪庙故事，请别筑宫曰奉慈庙，以安神主，被仁宗采用。八月始置端明殿学士，仁宗以宋绶为之，宋绶固辞，并上奏曰：“帝王御天下在总揽威柄，而十余年间皆令出后宫，自陛下亲政，内外延首思见圣政，宜惩违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今赏罚号令未能有异于前日，大臣不能推心悉力辅佐陛下之治，多为太后执政时邪倖或径取升迁者，议者谓恩出太后。”针对宰相张士逊排除异已，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的实际情况，宋绶继续奏道：“今赏罚虽行，又谓自大臣出，如非大臣朋党罔主何以得此？朋党之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窥测帝旨密令陈奏；或附会已意以进退官士，大官市恩以招权，小人趋利以售进，此风浸长有蠹邦政，太宗尝说：‘国无外扰，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真宗亦曰：‘唐朋党尤盛，王室遂卑。’愿陛下思祖宗之训，念王业艰难，整济纲纪正在今日。”书上仁宗感悟，十月遂罢张士逊等太后超拜官吏，以吕夷简为首相，宋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平棘王德用为枢密副使（相当副相）。
宋仁宗诏令罢修寺观，而章惠杨太后以旧宅改建为道观大兴土木，谏官奏报仁宗，仁宗却斥责谏官：“此宅乃太后陪嫁之物，你们想以此而邀名吗？”宋绶进谏说：“谏官岂知此系太后所为，见大兴土木违犯诏旨，理应奏报，何为邀名？如圣上有过失，近臣不言，传闻四方，岂不为圣政之累？太祖常谓唐太宗为谏官所诋，不以为愧。但何若动无过举，使无得而言呢？”仁宗变怒为喜。
仁宗皇后郭氏，应州金城人，平卢节度使郭崇之孙女，天圣二年（1024）由刘太后做主立为皇后，仁宗对其“颇见疏”。刘太后去世后，仁宗更极力疏远郭皇后，而宠幸后宫尚氏与杨氏。为此，郭皇后心怀愤懑。有一次竟当着仁宗面与尚氏打了起来，仁宗护尚氏，脸上被郭皇后误打了一掌，仁宗大怒，执意要废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以为皇后无大错，不可轻易废除。而宰相吕夷简则支持废皇后，最后还是以无子为由，于十二月废郭皇后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幽居长宁宫。仁宗命宋绶草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阀，以称坤仪”句，意思是再立皇后当寻求循守礼教之家，以与皇后之位相称。
郭后既废，仁宗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闻于宫外，彻夜不止，政事渐疏。尚氏等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仁宗也因酒色过度而病。一时宫庭传言流布四野，致朝议大哗。百官公卿以国是为忧，纷纷上疏。宋绶上疏曰：“人心逸于久安，患害生于所忽，故立防于无事，销变于未萌，事至而应，不亦殆欤？臣愿饬群司不以承平自怠。上驭下之道有三：临事尚乎守，当机贵乎断，兆谋先乎密。能守则奸不能移，能断则邪不能惑，能密则事不能扰，愿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闲，声味以调六气，节宣以顺四时，保养圣躬，宗社之休也。”章惠杨太后也劝仁宗整肃后宫，仁宗迫不得已，于景祐元年（1034）八月，将尚氏送入尼寺、杨氏别宅安置。一月后仁宗病愈，左右内侍又引寿州茶商女陈氏入宫，宠幸无比，仁宗欲此女为皇后，宋绶劝谏说：“前日诏旨‘当求德阀，以称坤仪’，今陛下欲以下贱者正位中宫，不是与前诏相悖吗？”宰相吕夷简等大臣也上疏劝阻，此议乃罢。十一月立开国功臣、灵寿人曹彬孙女为皇后，后位之争终于平息。宋绶再加吏部侍郎之职。
当时朝中首相为吕夷简，亚相为王曾，参知政事为宋绶与蔡齐。吕夷简与王曾议政多不合，宋绶大多赞可吕夷简，而蔡齐多倾向王曾，致使政事难以决断，甚至有时当着仁宗面争吵。仁宗一怒之下，于景祐四年（1037）三月将四人全部罢免。宋绶先以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留侍讲筵、权判尚书都省，第二年加资政殿大学士，以礼部尚书知河南府。
康定元年（1040）二月，西夏元昊率十万大军侵宋，延州一战宋军大败，损失惨重，朝野震动。仁宗向大臣求攻守之策，宋绶谋划十事以献，仁宗十分赞赏，三月复召宋绶知枢密院事，九月迁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未几宋绶患病，不能视事。时其母杨氏尚在，宋绶强挣扎起居自力，并区处后事。十二月去世，年五十。追赠为司徒兼侍中，谥曰“宣献”。
宋绶“性孝谨清介，言动有常”，“为儿时，手不执钱”，读书不辍，家藏书万余卷，皆亲自校订。《梦溪笔谈》载：“宋宣献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谬。”宋绶博览经史百家，勤学苦读，江少虞记：“宋公垂同在史院，每登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宋绶博闻强记，欧阳修记述：一和尚诵《法华经》不过，问其习业几年，曰十年。宋绶取《法华经》读十日，不复遗一字。宋绶笔札精妙，仁宗多取其书字藏宫中，倾朝学之，号曰：“朝体”，“其书富于法度，虽清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难到者。”宋四大家之一蔡襄曾师从宋绶学习书法。天圣五年（1027）宰相夏辣撰《慈孝寺碑》，由宋仁宗亲自篆额，宋绶书写碑文。
宋绶曾编修《中书总例》四百一十九册，撰《天圣卤簿图记》二十卷、《内东门仪制》五卷、《常山遗札》三卷、《常山佑殿集》三卷、《讬居集》五卷、《许推官吟》一卷、《五服敕》一卷，辑《岁时杂咏》二十卷，整理《巢氏诸病源侯总论》并作序。他曾于天禧五年（1021）九月出使辽国，所撰《上契丹书》与《契丹风俗》，对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地理沿革与历史变迁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绶不仅为平棘宋氏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其家族确立了以儒学立业，以文史传家的家教家风，因此史学家认为他是平棘宋氏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著名学者宋敏求
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其父宋绶，承继敏求外祖父藏书万余卷。敏求母亲为宰相毕士安孙女，毕士安亦为著名藏书家，赠宋家书籍颇丰，加之宋绶一生搜求与从皇家书库抄录，使其家中藏书达三万余卷。敏求自幼聪明好学，酷爱读书。司马光称“次道性嗜学，先正宣献公蓄书三万卷，次道自毁齿至于白首，从事其间，未尝一日舍置，故其见闻博洽，当时罕论”。 宝元二年（1039）宋敏求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正字。第二年丁父忧，服除任校书郎。庆历四年十一月著名诗人苏舜钦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事，其岳父杜衍任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与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欲行新政，御史中丞王拱辰极力反对，借弹劾苏舜钦以“祠神公钱宴乐”，以攻击杜衍，进而阻止推行新政，致使苏舜钦坐自盗除名。因宋敏求曾参与宴会，外调为签书集庆军判官。
宋 敏 求 画 像
庆历五年（1045）五月，王尧臣任编修官重修《唐书》，“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祖母去世，敏求去官守孝，仁宗诏令他居家守孝修书。原《唐书》二百卷，系后晋刘昫等修撰，至北宋，人们对此书不太满意，认为“言浅意陋”，未能很好地总结唐代盛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后世鉴戒。于是宋仁宗命人重修唐书，以补旧书之不足。据曾公亮《进唐书表》所言，先后参与重修的学者文士有欧阳修、宋祁、王尧臣、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与宋敏求等人，其中以欧阳修与宋祁为主要负责人，宋敏求协助欧阳修完成本纪、礼乐、仪卫、车服、地理、选举、兵、食货、刑法、艺文等的修订工作，“网罗遗逸，厥协异同”，去伪存真，博采众长，殚精竭虑，达十数年之久。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编修成二百二十五卷巨著——《新唐书》。《新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特别是宋敏求参与编修的“志”部分，文字严谨简洁，内容翔实，而且还有创新，历来为学者们所称道。如《仪卫》、《兵志》他书所无，为本书首创；《选举志》始见于《旧五代史》，成书稍早于《新唐书》；《食货志》比旧书丰富，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地理志》所记，很多材料为《旧唐书》所未见；《艺文志》所叙书目，也比《旧唐书》增加了很多，特别是补充了开元以后的书目，更为后世称道。
皇祐元年（1049），敏求同知太常礼院，时参知政事、太子少傅石中立去世，其子已先死去，由其孙石祖仁葬埋，祖仁对服丧礼仪有疑惑，遂交由礼院讨论。敏求认为“宜服三年，当解官斩縗”，而同僚们意见不一，寺判宋祁赞同敏求意见，遂定为诏令。敏求加职集贤校理。
皇祐三年（1051），包拯弹劾工部尚书宋庠“无所建树”，致宋庠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河南府。宋庠以敏求为通判，后任群牧度支判官，因坠马伤足改为亳州知州。
宋英宗治平中，召敏求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治平四平（1067）英宗去世停灵未葬，有人议论血统远者，第十一个月祭于家庙、改穿洗过的白绢衣之后，可以嫁娶，敏求以为不可。一年之后，又有人议论嫁娶，敏求认为非血亲关系且已脱孝改穿洗白的绢衣者，可嫁娶。有人以敏求前后议论不一上奏神宗，敏求贬秩知绛州。王珪、范镇乞留敏求，使完成实录，神宗道：“典礼国之所重，而谬误如是，安得无责！”其实敏求非错，以前指的是血统远的血亲，后指的是非血亲，根本就是两码事。只因宰相曾公亮厌恶礼院刘瑾附合敏求意见，而故意找茬儿打击敏求罢了。当年敏求即回朝任原职。时徐国公主以夫兄为侄请求朝廷给以官职，敏求上疏以其乱天伦而应正法。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加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御史中丞吕公著反对变法，王安石以吕公著曾对韩琦说要效法当年赵简子起兵清君侧为藉口，贬吕公著为颖州知州。王安石要宋敏求在诏书上写明吕公著罪状，敏求但言“敷陈失实”，安石怒奏神宗，让陈升之改敏求所写制书，敏求请求解职，神宗不许。第二年四月王安石要把支持青苗法的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提拔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已经同意，委任制词下达到舍人院，要他们写任命诏书。当日宋敏求当值，立刻驳回“词头”，不予草诏，宋敏求坚持旧制入御史台需本官太常博士以上，差遣任两任通判者，里行亦需任通判以上者方可，李定不符合这些条件，所以“不敢具草”。两天后王安石又让神宗批示“速送别官命草”，推给了另一位知制诰苏颂。苏颂把皇帝对李定的委任理由批得体无完肤，坚持不草拟诏书，隔了一天又推给另一位知制诰李大临，李大临说：“敏求、苏颂所称，亦有补于朝廷”，也照旧驳回，不予草拟委任诏书。以后的几天里三人又先后驳回“词头”，到了五月一日又来催草诏，苏颂急了，驳词中连续使用了“臣喋喋不休，不避斧钺”，“臣不避诛戮”等词语，至此三人先后七次驳回“词头”。王安石大怒，启奏神宗将三人全部予以罢免，而三人却赢得了“熙宁三舍人”的美名。随后监察御史陈荐弹劾李定母死不报与不解官守孝恶行，虽经李定极力辩白，但仍未任成御史，改为检正中书吏房公事。
宋敏求被罢职后，以右谏议大夫、奉朝请策试贤良方正，著名文人孔文仲举进士第一，任余杭尉。以制举对策，力论王安石理财训兵之法为非，宋敏求评其文为优等，使王安石益怒，遂启奏神宗，将孔文仲罢官回籍。敏求担心受王安石打击，而神宗认为敏求耿直，予以保护，遂任其为史馆编修、集贤院学士。御史中丞邓润甫上奏神宗“宜用敦厚之士，以变薄俗”，神宗认为理应如此，乃加敏求为龙图阁直学士，命修两朝正史。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神宗第六子降生，初名佣，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神宗命敏求掌管其六子均国公的书信与奏章。均国公赵佣后改名赵煦，即后来继承皇位的宋哲宗。
宋敏求元丰二年（1079）去世，亨年六十一岁，追赠为礼部侍郎。
“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欧阳修称赞“文学该瞻，多识故事，藏书万卷复强记，故事累朝能口传”。敏求居汴京春明坊，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书读书，致使春明坊周边房租比其他地方高出一倍以上。敏求与士大夫切磋学问，交流心得，亦颇受益。敏求善为文章，著述颇丰。
一、《唐大诏令集》。其父宋绶收集唐代历朝君主所颁布的册文、德音、官诰、封赠、褒奖、贬责等文书，收辑为一册，但尚未分类，不想天不假年，发病去世。敏求承继其父未竟之业，整理分类，于熙宁三年（1070）始编写卷次，分为十三大类，合一百三十卷。书中卷次始自帝王、皇后、妃嫔，终以典礼，政事、蕃夷，每类下各分子目，载之甚细。纪晓岚在《四库提要》中评论说：“号召文章灿然明备，敏求父子复为裒辑编类，使一代高文典册眉列掌示，颇足以资考据……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藉有是书，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
二、唐末六朝实录。苏颂撰敏求神道碑说：“唐自大中世，史记放绝，载记不传，公缀集所闻，续武、宣、懿、僖、昭、衷六朝实录，总一百四十八卷。”其中武宗实录二十卷、宣宗实录三十卷、懿宗实录三十卷、僖宗实录三十卷、昭宗实录三十卷、衷宗实录八卷。敏求所补唐六朝实录，对朝廷修《新唐书》帮助甚大 ，《新唐书》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末六帝之史，多采用敏求所补之六朝实录。
三、参与编辑修订《新唐书》。当时参加编撰的人员皆为文史大家，如欧阳修、宋祁、宋敏求、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等均为天下名士。宋敏求在书局十余年，贡献很大。仁宗曾颂奖赏增秩诏书说：“王畴、宋敏求等网罗遗逸，厥协异同”，对敏求予以褒奖。
四、《仁宗实录》二百卷。仁宗去世后，英宗召敏求与学士王珪、范镇，于熙宁二年（1069）七月修订完成。
五、仁宗、英宗《两朝国史》。熙宁十年五月，诏修两朝正史，由宰相吴充提举，宋敏求、苏颂等为修史官，七月修成帝纪草稿奏呈，由敏求进读，神宗起立恭听，顾问再三，至读毕始坐。敏求元丰二年四月去世，《两朝国史》尚未成书，至元丰五年六月始修成二百卷的《两朝国史》，修书官各赐银绢不等，敏求家亦获受一百五十两匹之赐。
六、《合门仪制》共十册，熙宁二年四月敏求奉诏始修，七年八月书成。
七、《朝会仪》、《令式》。元丰元年宋敏求上《朝会仪》二篇、《令式》四十篇，“诏颁行之”。
八、《蕃夷朝贡录》。“熙宁七年九月丁未，史臣宋敏求等上《蕃夷朝贡录》二十一卷。”乃奉诏编修之书，以备有蕃夷来朝贡时依此法式行事。
九、《东京记》《长安志》《河南志》见于苏颂撰敏求神道碑记载：“国朝都汴，沿旧方镇，府寺邸第，闾里坊巷，增易数矣，人罕知其故处者，公依韦述类例，撰《东京记》三巷。雍洛故京，汉唐遗事，渐罗残毁，其亦熄矣，公掇方志洎碑记所载，撰《长安志》、《河南志》各二十卷。”上述三书，今只《长安志》独存。由于长安是汉唐故都，古迹甚多，记载实繁，博采群籍，网罗轶闻，搜访古迹，历二十年始成书。熙宁九年赵彦若在序中称“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绝编断简，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乾隆四十九年，清代学者毕沅巡抚陕西，乃校刻此书，特请著名学者王鸣盛作序，称“宋氏此编，纲条明析，赡而不秽，可云具体。”此书卷一分八目，略述历史沿革；卷二分四目述雍州、京都、京兆尹及府县官；卷三至卷六述周、秦、汉、唐之宫室；卷七至卷十专载唐代京城街巷；卷十一以下分述京兆府所辖各县，极为详赡。为长安地志的重要著作，是现今研究古长安的重要参考资料。
十、《春明退朝录》三卷。熙宁三年宋敏求因李定事件被罢知制诰后，改任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朝阅读唐宋名人撰著，补记其所见所闻，汇集成书册，多记述唐宋典制，亦记杂说琐事。宋敏求之父宋绶任参知政事时，宋仁宗赐府第于春明坊，此后宋绶一家即寄居于此，宋绶去世后，宋敏求仍在这里居住，故取此著述为《春明退朝录》，该书对研究唐宋典章制度与名人著述及其轶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一、嘉祐六年（1061）宋敏求曾奉命出使辽国，回来之后，将出使经过与沿途风情整理汇集为《入蕃录》二卷传世。
十二、辑录唐代人物世系遗事为《讳行后录》五卷。
十三、收集汉唐诗见于石刻者，辑录为《宝刻丛章》三十卷。
十四、唐代李阳冰将李白诗作辑为《草堂集》十卷，到宋咸平中，乐史又集李白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共收其诗作776首。宋敏求多方搜求，使李白诗作达1001首，另收集文章65篇，并将诗文结集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刊刻传世。敏求还曾为杜甫诗作注，并辑录编刊《孟东野（孟郊）集》十卷、《刘宾客（刘禹锡）外集》十卷、钱起《考功诗》五卷、《颜鲁公（颜真卿）集》十五卷、《李卫公（李德裕）别集》五卷等，使唐代名家诗文得以传世，宋敏求功不可没。
十五、编撰宋皇室及历代宗室谱系巨著《韵类次宗室谱》五十卷与《韵类宗室名》三卷。
十六、编撰结集《西垣制词文集》四十八卷。
十七、《东观绝笔》二十卷。
十八、《书闱前后集》二十卷。
十九、《书闻集》十二卷。
二十、《三川官下记》二卷。
二十一、《元会故事》一卷。
二十二、《续唐录》一百卷。
二十三、《唐余录目》二卷。
此外，宋敏求还曾删定《元丰九域志》，修撰《宋兴以来百官公卿表》及为《史记》集注，惜未竟而卒。司马光赞道：“专修未成者皆不计外，其手自篡述已成书者凡四百五十卷，盖昔人未有若此其多也。”
宋敏求虽与王安石某些政见不同，但安石编辑《唐百家诗选》时，“次道出其藏唐诗百余编”使以成书。安石失势去职后，人争抢攻讦，而敏求并未就机攻击安石，诚不失为长者之行，受到人们称赞。元丰二年（1079）宋敏求去世后，士大夫致挽章祭文者多达六十三人，事后其子宋庆曾将赠诰、碑铭、祭文汇集成《褒贤集》，凡195篇，于元丰八年（1085）刊印。“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在祭文中说：“今公亡矣，廷有大议问政事者，众失其归；国有大典考前载者，人失其师。况公行不绝俗，而动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辞无可疵”，“哭公之丧者，客不绝于门庭；吊公之家者，使相望于道路”，“争日月之光辉，与天地而终极！”宋敏求作为一代史学家，一生贡献于史学之修撰，为后世留下大量信史，其功绩永垂于史册！
得书而兴 失书而衰
北宋一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间史学亦极为兴盛，史家众多，诸如编撰《唐会要》的王溥、修撰《旧五代史》的薛居正、编撰《太平寰宇记》的乐史、主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与编录《集古录》的欧阳修、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主编《太平御览》的李昉、集录《金石录》的赵明诚等，但父子前后相继修史者，唯宋绶、敏求父子，如同西汉之司马谈与司马迁、东汉之班彪与班固。况且平棘宋氏几代修史，更是绝无仅有，为士大夫所称羡。
平棘宋氏自宋龟符至宋驹历二百载，其兴盛期为宋绶、敏求与敏求之子三世五十年，敏求孙辈仅宋辉位列馆阁，其曾孙辈已默默无闻，迨至南宋宋驹中进士、任县令，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此后即声微闻寂，终至衰落。探究平棘宋氏兴衰之因，都与书籍相关：得书而兴，失书而衰。
宋代学者晁说之说：“宋宣献家四世以名德相继，而兼有毕丞相、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陆友仁亦曰：“古所谓富不过三代，藏书家则可过五代而不替，验之宋氏，信乎不谬。”杨徽之（文庄）与宰相毕士安皆为宋代著名藏书家，杨徽之为宋绶外祖父，倾其所藏全赠宋家。宋绶娶毕士安孙女，敏求娶毕士安重孙女，毕家藏书或赠或抄，也大多归于宋家，使其藏书达三万卷之多。加之宋氏自宋皋至宋辉五世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这些藏书就成了其兴旺发达的文化保障，它既营造了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又为其上进提供了雄厚的有利资源。正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所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平棘宋氏凭借雄厚的藏书资源，勤学苦读，跻身仕族，扬名天下。
平棘宋氏良好的家族教育也是其得以兴旺的重要因素。宋皋、宋绶、敏求等皆饱学之士，就是其几代女主人，亦皆出于名门，宋皋之妻杨氏为名儒杨徽之的独生女，宋绶与敏求之妻皆长于宰相之家，她们自幼即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婚后相夫教子皆当重任。如宋绶之母杨氏，对宋绶“躬自训教”，后又与敏求母毕氏一起训导敏求兄弟。书法家蔡襄称赞道：“训子清风在，传家令德新。”
北宋推行“以文治国”策略与方针，重文轻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海内文治彬彬”，呈现出一派“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盛象。平棘宋氏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凭借丰厚的藏书与勤学苦读的家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终至丁壮族显，兴旺发达。
宋绶与其三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一门四进士”，为时人称羡。敏求弟敏修字中道，庆历三年（1043）进士，曾任秘书丞，“素乐文学”，笃志学问，能传家学，著《春秋列国类纂》等史学著述。敏求长子庆曾判西京国子监、殿中丞，“平居唯家学之为嗜，虽一饮一食未尝忘其学，若不知也。”“卷不释手者三十年，亦多知古今沿革典故，公卿大夫疑于事，必谘公而后乃行。”宋哲宗即位，由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其典仪由庆曾奏定，著有《平棘集》二十卷、《河南访古录》一卷、《先公故事》一卷等。敏求次子匪躬，荫补为秘书省正字，元祐七年（1092）正月转秘阁校理，纂《馆阁录》，淳熙四年（1177）编《中兴馆阁书目》。敏求其余诸子亦荫补为官，如尚贤任将作监郎、正功任大理评事、表微任将作监主簿，后官至解州刺史，其子宋照曾任丰县知县。敏求的另一孙宋辉直龙图阁，靖康二年（1127）赴临海护驾保赵构，入南宋历发运使、秘阁修撰、知临安府三衙等职。曾整理其曾祖宋绶、祖敏求收集的宋代诏令，集为《宋大诏令集》二百四十卷。
敏求族弟宋昌言虽非文史大家，但亦称得上破案与治水能手。昌言，字仲谟，荫补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司理参军。有一囚犯以杀人而入狱等待斩首抵命，经昌言复核疑其冤枉，坚请缉捕真凶，终将真凶捉拿归案。后升河阴发运判官，自泽州前去赴任，途经济源，见路上弃尸甚多，皆若剐剥状，感叹州县官吏失职，致使百姓遭殃。到河阴之后，深入百姓私访，果然查得凶盗六人，杀人剥肉冒充猪羊肉货卖，已十余年，查抄其家得绑缚未杀者七人，终为民除却此害。县吏与市井少年共同参与盗窃，昌言予以严惩，量刑皆在法律规定之上，连其家人也予以流放，民心大快。昌言升为都水监丞。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六月，黄河决口，致使恩、冀、深、瀛四州水患严重。宋昌言亲赴现场考察，向神宗建议建拦水坝，导水东流，等东流水已深，北流水变浅时，就堵塞北流，放积水入滹沱河，再流入大海，以解四州水患。神宗批准宋昌言这一治水方案，但提举河渠王亚以为不可，认为应修新堤直接堵决口。神宗不能决，遂派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亚、宋昌言一起赴现场考察，经反复论证，司马光认为昌言方案可行，回朝上奏神宗，决定实施昌言治水方案。王安石建议由宋昌言与李立之全权负责实施，不足两个月治水成功，四州水患始解，神宗十分高兴颁诏奖励治水有功人员。司马光上《乞优赏宋昌言札子》，建议重奖宋昌言。神宗当即赐昌言提举刑狱资格，升为开封府推官、卫尉少卿、同判都水监。熙宁七年（1074），被任为陕州刺史，仍兼卫尉少卿。熙宁八年（1075）降为知丹州（今陕西宜川县）。后昌言又历知濮州和冀州。
神宗熙宁十年（1077）七月，黄河于澶州曹村决口，北流断绝，河道南徙，四十五个州县变为泽国，而濮、齐、郓、徐四州尤甚，共冲毁田地三十万顷，冲毁民房三十八万家，且危及首都开封安全。神宗十分惊慌，急召治水高手宋昌言仍同判都水监，前往曹村堵决口，并维护大堤的安全。不过水势汹涌，波浪翻滚，要堵住决口谈何容易！然而宋昌言自是有他的办法。
第一步另辟一引河，以分引水流，使决口处流量减小，降低堵口的施工难度。第二步在引河对岸修建依次排列形似锯齿的“埽”，使流入引河的水量增加，减轻堵口合龙的压力。第三步建造埽岸，堵住决口。最终于第二年四月口门合龙，彻底堵塞住了长十四里的决口。 宋昌言升为少府监，不久因病去世，朝廷特赠绢二百匹。
平棘宋氏家族几代为馆阁近臣，历任要职，但一直甘于清贫、淡泊名利。宋绶贵为宰辅，不置私产，直死都居于官宅，蔡襄称赞他“唯无巨室累，清白是家传”。敏求亦“惟乐善好学，居官治民而已”，“止戒子孙勤约清白”。敏求的后代“子孙辈悉能奉循世范”，清白传家。
宋哲宗元符年间，一场大火使宋氏藏书全部化为灰烬，五世心血毁于一旦，从此平棘宋氏家族失去赖以进身的雄厚资源与文化保障，优势不再，家道中落，此后百年间虽亦有中进士者，但再无显达者，且文化造诣更不如前辈光彩照人。其家族见于史册的最后一位人物为敏求五世孙宋驹。敏求生表微，表微生宋照，宋照生宋坦，宋坦生绍恭，绍恭生宋驹。宋驹为南宋宁宗末进士，“知寿春县，卒”。他徙家绍兴，亦嗜于学，“家居或尽一史，露抄雪纂，逾月不出门；野宿或专一经，山吟水诵，兼旬不返舍。”他与著名学者叶适亦师亦友，切磋学问。
宋氏的衰落除失去藏书的内因之外，金兵南侵更是雪上加霜，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兵两路大军南下攻宋，十月初五真定失陷，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先头部队抵汴京城下，闰十一月初二开始攻城，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出城到金营投降。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七，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宋朝徽钦二帝被金兵掳押北行，北宋彻底灭亡。庆源府（赵州）在抗金名将韩世忠率军民坚守下，一直到靖康二年五月，金兵押徽钦二帝北撤时才沦陷。“靖康之难，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不知存亡”。“顾平棘在何许，蜀越有无一宗？哀哉！”“中原故家，崎岖兵乱，多失其序”。南宋建立，建炎南渡，“中州衣冠氏族寥落”，平棘宋氏终至枝叶凋零，淡出政治舞台。
这正是：
平棘宋氏称望族，
以文传家家业兴。
藏书失火家道落，
战乱更使族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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