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说过中国地理的四个角，它们都是有着独特禀赋的“龙兴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要占据了这其中的一角就可以兴建大业，这四个角的地理优势还需要四条边的配合才能发挥出来。所以，这篇我们来继续说这“金角”之外的“银边”。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连接四角的四条边。这四条边也有险要的山河形势，但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四角之间，彼来此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它们的地势特点也与他们的地位相符，既有可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也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还有比较便捷的通道，可以直抵中原。这对于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来说，如果想要向外进取、逐鹿中原，就必须先争两翼，打通自己夹角的两条边。
山西在北方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大概是由东西两侧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这些盆地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晋北的大同、中部的太原和南部的临汾、长治都是这样的战略要地。
这些城市面对不同的方向，分别有着不同的战略意义。北边的大同是防御游牧部落南下的前哨，北京成为首都之后，大同还成了守卫京师的门户。晋中的太原一方面是衔接南北的枢纽，同时也控扼井陉时时威胁着河北。南部的临汾和长治更是东部势力进关中和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历史上匈奴汉赵灭西晋、北魏入主中原和五代政权的频繁更替，基本上走的都是这条路。
山西不只是南北方向的枢纽，也是东西方向的战略胜负手。西部的关中和东边的河北，都需要山西的加持，才有机会问鼎中原。南北朝末期的后三国时代，北周和北齐的主要对抗拉锯，几乎都发生在山西。北齐保有山西的时候，两国就势均力敌，等到公元576年晋阳失陷，北齐就迅速崩溃，次年邺城即破，北齐亡国。这些案例无一不反映出山西的独特地位。
如果说山西是东西拉锯的舞台，那么山东就是南北争雄的供应链。山东地形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平原，东面为黄、渤海环抱，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都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多依山临河、控扼交通。
山东的价值在南方政权的北方战略中极为明显。南方政权如果想要北伐基本上也就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以徐州为基地进取中原；一条是以襄阳为基地经南阳盆地打中原。不过以襄阳为基地的战略在历史上从来没人实现过，岳飞和孟珙虽然一度执行这个战略打到过南阳盆地的边缘，但最终也没能克复中原。所以南方政权想要北伐中原，基本上也就只能走第一条路。
但是，南方军队北伐，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很难克服，就是后勤补给。因为过了淮河地势一马平川，一方面南方根据地远离北方战场，物资运送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北方军队的骑兵也很容易依靠机动性的优势打击南方军队的后勤部队，桓温的北伐有两次就是因为后勤跟不上被迫撤军的。
这个时候山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在大运河开凿之前，泗水作为淮河的支流，只要稍加开凿就可以连通长江和黄河。南方政权的水军远比北方强大，如此南方军队就可以通过水路把物资运送到前线，这样成本最低，同时也能给后勤提供最大的保护。这条路线中，山东就是最重要的一环。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时的后勤核心策略就是“弃陆取水、先河南后关中”。他的后勤线路是由长江入邗沟，再经淮河、泗水北上进黄河后向西运送至洛阳，虽然他最终没能一直走水路把物资运送到关中，但这也为他北伐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等到大运河开凿之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连接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大运河，正处于山东的监控之下，山东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明初朱元璋的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尤能显现山东在南北争雄中的地位。
当然，对于南方政权来说，除了山东这条进取线之外，还有湖北这条生死线。
湖北居长江中游，是上下游的枢纽，同时它外有群山为阻，内有长江、大河通往境外，是名副其实的“用武之国”。对于南方政权来说，长江是它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沿江防御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长江太长，肯定不能全线防守，好在沿江也有山势绵延，于是一些山间通道和大河交汇之处就成了驻防的重点。长江上游的川渝，中游的湖北就是这样的军防重镇，但南方政权往往定都在南京，所以距离南京更近的湖北就是重点中的重点。
不过湖北虽然是南方政权的屏藩重镇，但在其政权内部，也每每成为一个隐患。南方政权的政治中心基本上都在经济上比较富庶的扬州（以南京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区域），但因为国防的原因又要在荆襄驻以重兵，这就形成了政权与军权的实际分离。同时，因为南方政权都是丢了中原的偏安政权，或者是军事强人通过武力夺权建立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上总有些成色不足。更要命的是，当南方政权内乱的时候，扬州的中央政府可能还会向荆襄借兵平乱，这一系列的因素聚在一起，就让手握重兵的荆襄军阀产生一个想法——为啥我不能当皇帝？于是，荆扬之争与南方政权就一直保持着这种相爱相杀的局面。
当然，荆扬虽有相杀之时，但更多时间还是互相依存的，毕竟没了扬州的财富，荆襄是没能力养活一支耗用不菲的军队的。而东南对荆襄的依赖就更直接了，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的，西晋灭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蒙古灭南宋，都是从荆襄打开的局面。
沿荆襄逆江而上就到了四川，四川与关中之间是这最后一条边——汉中。汉中夹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可以借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穿秦岭连通关中，也可以经由金牛道和米仓道向南进入四川盆地。
汉中不同于东南，东南在淮河南北有广阔的地域可做回旋，汉中则因为空间狭小，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同时由于秦岭和大巴山都是东西走向的山脉，让汉中东西伸展的空间极为广阔，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争雄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汉中焦灼，不如争陇西，还能取得一种地理上的优势（陇西地势高于关中和汉中）。诸葛亮主政时期，北伐多出祁山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通过对这四条边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四边与四角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角的价值是根据地，而边的价值则是通道、枢纽和跳板。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的经营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进，决定了它是否能实现王图霸业；退，则决定了它还有多少偏安一隅的时间。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是它的两翼，山西尤为重要。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是它的两翼，山西也是它的关键。因为北方争雄往往就是关中与河北之争，山西就是嵌入它们中间的楔子，谁拿下这片土地，谁就有了先手优势。
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是它的两翼，北据山东固淮泗，西保荆襄控川渝是最好的态势，这其中山东是它进取之路，湖北则是命门所在。对于四川来说，湖北和汉中是它的两翼，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稳固，这两边当中，汉中是它的生死线。
最终，我们能看到，虽然不同区域都有其各自禀赋，但实际上也有都其偏重和命门，地利的价值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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