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的老槐树又开花了。细碎的、米白色的花穗从枝叶间垂下来，风一过便簌簌地落，洒在青石板上，洒在浑浊的河水里，也洒在那条泊在岸边的旧木船身上。船是再也不会动了，缆绳已经烂断，船底搁在淤泥里，船身歪斜着，像一只疲惫的、收拢了翅膀的水鸟。
我认得这条船。三十年前，他载着我从这个渡口到对岸去上学。每天清晨六点半，撑船的老陈已经站在船头，手里握着那根长长的竹篙。竹篙入水的时候，会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船便缓缓地离了岸。河面不宽，不过百米，可那几分钟的航程，却像是从一种生活渡到另一种生活。此岸是炊烟和鸡鸣，彼岸是书声和铃声。我坐在船舷上，看水底的青荇摇摇摆摆，看阳光在水面上碎成千万片金箔，老陈便在后头喊：“坐稳喽，莫要掉下去！”他的声音沙哑，被河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可穿过三十年的光阴，传到今天的耳朵里，却还是那么清晰。
老陈撑了一辈子的船。我祖父说他年轻时就在这渡口上了，那时还是条更小的木船，没有棚子，下雨天就得披着蓑衣。后来换了大船，加了棚顶，又装了简单的木凳，可撑船的法子却是一点没变——还是那根竹篙，还是那样一篙一篙地撑着，不疾不徐。有一回我问老陈：“为什么不装个马达？又快又省力。”他笑了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装那玩意儿做什么？河就这么宽，一篙一篙地撑，刚好够我想完一桩心事。”我当时不懂，现在站在空荡荡的渡口上，忽然明白了。他是把每一趟渡船都当作一次完整的旅程，竹篙入水是开始，船靠岸是结束，中间那一篙一篙的节奏，便是他丈量时间的方式。
最记得夏天的傍晚。放学回来，太阳还挂在山尖上，河面被烧成一片通红。渡船在对岸等着我，老陈坐在船头抽烟，烟雾被晚风吹成一缕一缕的，散在红色的光影里。我跳上船，他便磕掉烟灰，站起身，竹篙往岸边的石头上一点，船就转身往这边来了。那样的黄昏总是很慢，慢得能看见蜻蜓点水的每一道波纹，慢得能听见鱼儿跃出水面的扑通声。有时候会有别的乘客，挑着担子的农人，拎着包袱的妇人，还有骑在父亲肩头的小孩。大家挤在船舱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说今年的收成，说集上的物价，说谁家的闺女要出嫁了。船便在那些闲话里稳稳地前行，桨声欸乃，把一整天的疲惫都摇散了。
后来，桥就建起来了。钢筋水泥的桥墩从两岸同时往中间长，像两只正在接近的手。建桥的那几个月，渡船还在跑，只是乘客一天比一天少。老陈还是老样子，天不亮就到渡口，把船里里外外打扫一遍，然后坐在船头抽烟。桥合龙的那天，我刚好从城里回来。远远看见那座白色的桥横跨在河面上，像一道凝固的彩虹。渡口这边静悄悄的，老陈的船还泊在那里，可船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坐在石阶上，望着桥，手里夹着烟，烟已经燃到了尽头，长长的烟灰垂着，他也没有弹掉。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我们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看河水流过桥洞，看新桥上的车来来往往。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了：“也好，有了桥，来往就方便了，下雨天也不用湿脚了。”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回头看了看那条船，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只是挥了挥手，便佝偻着背慢慢地走远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第二年冬天，老陈走了，村里人说，他走的时候很安详，就像往常一样，抽着烟，晒着太阳，不知不觉就没了。
渡口从此就荒了。石阶上长满了青苔，滑腻腻的，踩上去要格外小心。老槐树倒是越长越旺，树冠遮住了小半个渡口，阴凉得有些过分。我走过去，摸了摸那条旧船。船身上的油漆已经剥落殆尽，露出灰白的木纹，有几处木板已经朽了，手指按上去，软软的。船舱里积了半舱水，水上漂着几片槐花，白白的，像是在做一场无声的航行。
我在石阶上坐下来，就像当年老陈那样。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草的气息，还有槐花的甜香。桥上的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轰隆隆的，把一切都带得飞快。可这个渡口还在慢慢地转着它的时间，青苔一年年地厚起来，老槐树一年年地茂盛起来，那只旧船一年年地沉下去。我想起老陈说的话——一篙一篙地撑，刚好够想完一桩心事。他现在大概已经在什么地方，撑着另一条船了吧，河一定比这条宽，可他的竹篙还是那样不疾不徐的。
夕阳开始西沉了，河面又变成了那种熟悉的红色。对岸的村庄升起了炊烟，袅袅的，软软的，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可渡船不会再过来了，它就在这儿，搁浅在这个再也没有人需要过渡的地方。我站起身，拍拍裤子，转身要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条船。风正好过来，把满树的槐花吹得纷纷扬扬的，落在船身上，落在水面上，也落在我的肩头。
我把肩上的槐花拈下来，轻轻吹了一口气，花瓣便乘着风，向着河心飘去了。飘过旧船的时候，停了一下，像是打了个招呼，然后继续往前，飘过桥洞，飘向我看不见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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