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夏，曾国荃部攻入天京，长江水道上的粮运与军需几乎被湘军水师截断。彭玉麟没有站在城门前争功，却在江面上盯着一艘艘运输船。他很清楚，太平军能不能继续守下去，关键不只在城墙，更在江上的补给线。
这正是彭玉麟一生的特点：不爱站在最显眼的地方，却总能抓住事情的要害。后来人们记住他的“活阎王”名声，往往只看到他惩治权贵子弟的一面，却忽略了他先是一个水师将领，还是湘军水师的重要创建者。
彭玉麟生于1816年，湖南衡阳人，字雪琴。早年读书求学，曾在石鼓书院肄业。他有才学，也有报国之志，但清代中叶的仕途并不向普通汉族士人敞开。许多读书人耗尽半生，依旧只能困守乡里。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地方秩序迅速崩解。1853年，曾国藩奉命在湖南编练团练，湘军由此成形。彭玉麟此时已经三十多岁，接到曾国藩邀请后，放弃原本相对安稳的生活，进入湘军效力。
湘军起步时，陆军力量较强，水上作战却缺少统一组织。彭玉麟看准这一缺口，参与整顿水师，建立营制，训练士卒，并重视火器和舰船。他并不排斥西方军械，认为能用于实战的东西，就不必因为来路不同而拒绝。
有意思的是，彭玉麟并非只会操练军队。他熟悉江河水势，重视粮道、炮位和船队协同，作战时很少做表面文章。湘军水师后来能够控制长江中下游，与他的经营密不可分。
曾国藩曾评价部下各有长处，而彭玉麟最突出的地方，是敢任事，也敢担责。一次有人劝他：“军中难免有些宽纵，何必事事追究？”彭玉麟回答：“军纪若从小处坏起，到了战场，死的就是全营将士。”
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却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对彭玉麟来说，军纪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决定一支队伍能否作战、百姓能否安生的根本。
在围攻天京的过程中，湘军与太平军长期相持。彭玉麟率水师控制江面，攻取九洑洲等处，切断对方水上交通，使天京获得外部补给变得越来越困难。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走向失败。彭玉麟的水战功劳，不能被陆战叙事完全遮盖。
战事结束后，他没有顺势经营私人势力，也没有把军功变成敛财的资本。相反，他长期负责长江水师的整顿，频繁奏劾失职将领。有人说他一生弹劾官员两百余人，这类数字在不同记载中并不一致，但他敢于得罪同僚，却是事实。
他与曾国荃的冲突，最能说明问题。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在湘军中地位很高。彭玉麟巡视营务时，认为曾国荃所部训练松弛、军纪不严，曾多次提出批评。意见没有得到认真处理后，他接连上奏弹劾。
这件事让曾国藩十分为难。曾氏兄弟有知遇之恩，也有军中威望，彭玉麟却没有因为私交而退让。换作一般人，或许会留几分情面；彭玉麟偏偏不肯。他认定军务出了问题，就只谈军务，不谈亲疏。
“这是曾中堂的胞弟。”有人提醒他。
“越是有背景，越不能坏了军法。”彭玉麟的答复很简单。
这样的性格，使他在官场上很难成为圆滑的调和者。可也正因为如此，普通官兵和沿江百姓对他另眼相看。“活阎王”这个称呼，最初并不完全是赞美，其中有权贵子弟的畏惧，也有受过他严惩者的怨恨。
关于他处置李鸿章侄儿李秋升的故事，晚清笔记和民间叙述流传甚广。传说李秋升依仗家世，在地方横行，彭玉麟任钦差经过安徽时接到百姓控诉，查明案情后将其处死。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后世转述多有出入，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完整案牍。
但故事能够长期流传，并非毫无背景。彭玉麟确实以不徇私情闻名，也确实多次反对地方官员包庇豪强。对晚清官场而言，敢碰这些关系网，本身就意味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他后来担任兵部尚书等职，却多次请求退职，不热衷于在中枢结党。有人把这种做法看成不善经营，实际上，这种“只做事、不织网”的选择，也减少了他与各派权臣发生根本冲突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彭玉麟手握军功，却没有建立一个以个人私门为核心的集团；他得罪许多人，却很少主动介入权力争斗。朝廷需要他的才干，也忌惮他的声望，因此往往采取任用与约束并存的办法。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奉命督办广东防务，晚年仍在军务上奔走。1890年，彭玉麟病逝，终年七十五岁。他留下的，不只是几则斩杀纨绔的传奇，更是一套从水师建设、军纪整顿到拒绝徇私的做事方式。“活阎王”三个字，最终成了权贵子弟眼中的凶名，也成了百姓口中的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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