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区域重大战略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中十分重要，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共覆盖23个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自治区）和2个特别行政区，既存在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也集聚了国家重点城市群。区域重大战略的战略定位和目标清晰，肩负不同的发展任务，以功能化定位为原则落实战略部署，最大限度地彰显区域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理论逻辑
从分工到合作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以效率为导向，从分工到合作的转变均是不断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内生需求，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看，基于优势互补推进区域具体产业的分工合作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协同效应是叠加效应的一种形式。从学理上看，叠加效应是两个及以上因素、事件或作用同时存在时相互作用，产生的总体效果可能是累加、超过或弱化简单相加的结果。协同效应是多个因素或个体共同合作时所产生的整体效应大于各自单独效应之和的现象，所以，协同效应本质上是对叠加效应发展方向进行引导和制约的结果，是叠加效应中符合预期目标的一种形式。在经济社会实践中，能够产生和提高协同效应的因素是多元的，技术进步的累积、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等因素相互叠加，可以推动经济线性增长甚至指数级增长；在企业合并或合作时，通过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可以使整体价值超过各独立部分价值之和。协同效应可以产生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之间。正确运用不同政策的作用机制，能够产生政策叠加效应。
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效应不断扩大。通过培育增长极发展经济中心，以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各经济体的发展实践。城市群内部地区间的协同发展水平高，会使城市群向超大城市群演进，为保证各区域在可承载范围内发展，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协作则成为趋势。针对示范效应较大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两大流域型区域的协同发展要求，国家确立了五个区域重大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是跨区域重大战略，战略内部的区域协同发展长期备受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接近高水平，但“核心—边缘”的经济结构特征仍然显著。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良好的创新环境系统是实现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保障。相较而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内部的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省际交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
区域协同发展推动战略联动发展。战略定位清晰的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在功能化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显现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与其他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坚实。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予区域关系新的网络特征，大幅减少了地理距离、方言距离等因素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制约，有效推动了依托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建立区域发展网络的进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经产生了与其他区域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发展的需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是从源头上要求区域协同发展，长三角与黄河下游城市群不断深化产业合作，战略叠加效应持续加大。区域重大战略覆盖南北地区和东西板块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紧密衔接并相互补充，五大战略的协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区域发展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
演进格局
区域重大战略之间协同效应的形成，经历了从双边协同到多边协同再到网络协同的渐进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战略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果，也是各战略区域功能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体现。
差异化战略定位是协同效应的基础。各战略区域被赋予了差异化的战略定位是区域重大战略协同效应能够产生并持续增强的根本原因，这种差异化构成了功能互补的前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侧重于疏解非首都功能，探索了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定位是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承担着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使命，也承担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的使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是打造黄金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聚焦于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流域经济的新模式。差异化的战略定位使各战略区域在发展重点、产业导向、开放模式等方面形成了结构性互补。京津冀在基础研究和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长三角在科技成果转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经济合作和制度创新方面具有丰富经验；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分别在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中承担着标杆作用。这种功能上的差异与互补，使得各战略之间存在着协同发展的空间和需要。
协同效应经历三个演进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双边协同阶段，在早期战略体系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各战略之间的协同主要表现为两两之间的双边合作。京津冀与其他战略区域的协同效应在这一阶段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与长三角的协同效应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奠定了多边协同基础，各战略在双边互动中寻找能够功能对接的部分。第二个阶段是多边协同阶段，在各战略区域功能定位逐步清晰的过程中，战略之间的协同开始突破双边框架，呈现出多边互动的特征。长江经济带与长三角的协同效应在这一阶段超过京津冀与长三角的组合，跃居首位。初步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构成的内循环网络。同时，也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构成的外循环网络。这一阶段后期，五大战略之间的协同渠道已基本打通。第三个阶段是网络协同阶段，当各战略两两之间都达到一定的协同水平后，五大战略开始形成网络化的协同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中级协同网络，与五大战略的初级协同网络叠加，形成了“网中网”的协同格局。
协同网络具有明显的空间层次特征。外圈层网络主要通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长三角—黄河流域”这两条协同链条发挥作用。这两条链条分别从南向和北向拓展了协同网络的覆盖范围，其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的协同效应，超过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之间的协同效应。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正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的方向转变，内需市场的空间整合正在加速推进。在空间的关联上，战略交叉区和毗邻区是连接各战略区域的枢纽。这些区域同时受到多个战略的辐射和覆盖，在产业承接、要素流动、政策叠加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但也面临着内部发展差距拉大的挑战。
区域重大战略协同发展动力充足。区域重大战略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源于战略区域内与战略区域间的差距均在不断缩小。从区域重大战略内部差距看，差距缩小幅度最大的是长江经济带，缩小幅度最小的是京津冀。从区域重大战略间的差距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差距最小，且差距缩小幅度也最小，说明横贯我国东西的两大流域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是完全差异化的流域经济形态。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战略区域之间的组间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大，表明长江经济带的流域经济形态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融通的经济形态。
优化路径
区域重大战略的协同发展势头良好，且已经形成协同发展网络，为了使区域重大战略有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我国需要以锻长板、补短板为原则完善战略协同网络体系。
第一，进一步明晰区域重大战略的定位，夯实各战略区域功能化发展的基础。五大战略的定位存在较大的交叉和重叠区间，为了更好地促进战略协同发展，需要明晰战略定位中交叉领域的发展侧重差异，尽量消除重叠领域。对需要处理好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关系、发展流域经济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国家需要进一步明晰两大战略的定位侧重点，发展契合两大流域资源禀赋的产业来支撑形成差异化的流域经济形态。对以城市群为基础确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需要明晰三大战略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技研发转化、创新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战略协同发展和与其他城市群分工合作提供支持。
第二，鼓励外向型发展战略创新对外合作方式。梳理当前战略区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领域、区域、方式和国家，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对能够持续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拓展和加深可以合作的领域，提高设施联通水平，共建已经进入标准化阶段的产业链，强化国际经济联系。对难以持续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以国家安全为根本原则，积极开拓新的合作伙伴，同时壮大国内市场，为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争取时间。确保外向型发展战略既有国际经济合作侧重，又有相互补充的空间，还能与自贸区、自贸港等外向型经济枢纽功能互补。
第三，关注区域重大战略的交叉区与毗邻区发展。重大战略区域之间的连接区和战略交叉区承接了较多的产业合作项目，不同的发展能力使区域内出现效益差距较大的产业分工，新的发展差距出现，且可能难以进入以行政区划为单元的统计范畴。“十五五”时期，国家应关注战略交叉区和毗邻区的发展，充分发挥东数西算等跨区域重大工程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战略交叉区和毗邻区的合作发展；通过财政政策工具推进跨区域平台建设；统筹跨行政区划的建设用地、税收和碳排放指标，缩小因市场活动导致的差距，保证这类地区的基尼系数与所属战略区域的基尼系数均值相等，甚至略优于所属战略区域的基尼系数均值。同时，将这类地区与重大战略区域的联动发展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评价范畴，提高战略枢纽区域的作用权重。
第四，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内的三地协同发展和与其他战略协同发展并重。一方面，加大首都都市圈的建设力度，依托京津、京雄走廊打造产业协同发展圈，以市场机制提高三地协同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夯实京津冀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尤其是原创科技的研发突破，从源头上保障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自主自控水平。同时，以科技服务和市场开拓为切入点，加强京津冀与黄河中下游城市群的经济合作，补齐我国内循环战略网络的短板。
区域重大战略协同发展是检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实践表明，差异化的战略定位不仅没有削弱区域之间的联系，反而因为功能互补性的增强而催生了更高水平的协同需求，推动了战略协同从双边走向网络，从勉强协调走向中级协调。“网中网”协同格局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正在从板块分割走向网络融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的新发展格局，其空间基础日趋巩固。但同时，战略交叉区与毗邻区分化加剧、京津冀与黄河流域战略协同迟滞等问题，正在制约协同网络的深度拓展。面向“十五五”时期，应在进一步明晰战略定位的基础上，以补短板、锻长板为原则，畅通协同渠道，织密协同网络，让区域重大战略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强劲引擎。
（兰州财经大学“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二级教授 王娟娟）
本文第二作者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娅婍；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数字化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23BJL118）、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工业互联网在甘肃产业数字化向智能化递进的层级质量研究”（24JRRA539）及甘肃省软科学专项一般项目“数字经济赋能甘肃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研究”（24JRZA15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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