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甲午年的深秋，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打成了一锅烂粥，清军节节败退，朝廷病急乱投医，一道道谕旨飞向各地征调宿将。
其中一道，发往湖南湘乡，指名道姓起用一个人——刘锦棠，授钦差大臣，督办军务。
此时的刘锦棠，已经在湘乡老家赋闲五年，身体早就被西北的风沙和连年征战熬垮了，但他接到圣旨后没有推辞，拖着病体北上，结果刚启程，病情突然恶化，死在了驿馆里。
那一年，他五十一岁。清廷后来给了他一个谥号，襄勤，仅此而已。
一个替中国收复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失地的将领，死的时候，悄无声息，甚至比不上一场败仗里阵亡的小校来得轰动。
刘锦棠所处的时代，已经被说烂了，但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搞明白。
同治年间，陕甘回乱，新疆被阿古柏侵占，阿古柏背后是英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俄国人趁乱占了伊犁。整个西北，几乎是丢干净了。
朝廷里为了海防塞防吵得不可开交，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把银子拿去办海军，左宗棠拍桌子瞪眼，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最后慈禧拍板，让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是统帅，但真正带着军队从甘肃一路打进新疆、把阿古柏的势力连根拔起、把南八城一座一座啃下来的，是刘锦棠。左宗棠坐镇兰州管后勤调度，前线指挥几乎全压在刘锦棠身上。《清史稿·刘锦棠传》里原话是：“锦棠为前敌总统，凡战事皆主之。”什么叫“皆主之”？就是前线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哪里、打到什么程度，都是他说了算。
刘锦棠打新疆，狠就狠在一个“快”字。
光绪二年六月，他率军出关，七月破古牧地，八月收乌鲁木齐，十一月克玛纳斯，北疆底定。光绪三年三月，他挥师南下，攻克达坂城，守将爱伊德尔呼里被活捉，阿古柏的主力精锐在这一仗里几乎报销。紧接着连克吐鲁番、托克逊，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死，有说法是服毒，有说法是被部下所杀，但不管怎么说，是被刘锦棠的兵锋活活逼死的。
阿古柏一死，他的儿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残部往西逃窜，刘锦棠继续追，一直追到喀什噶尔，把阿古柏政权在南疆的统治彻底扫平。
光绪四年，除伊犁被俄国人占着之外，新疆全境收复。
整个过程，不到三年。
左宗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评价刘锦棠，用了八个字：“谋勇兼优，勋业卓著。”左宗棠这个人，眼光极高，一般人在他嘴里讨不到好，但他对刘锦棠，是真心服气。后来新疆建省，左宗棠力荐刘锦棠出任首任甘肃新疆巡抚，这背后是实打实的信任。
可这样一个功臣，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冷清？
刘锦棠的身体，是在新疆透支掉的。西北苦寒，风沙大，昼夜温差剧烈，打仗的时候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卸甲，吃的是干粮，喝的是雪水。他本身在打新疆之前就已经打了十几年内战，从湘军基层一路打上来，身上旧伤不少。新疆收复之后，他任巡抚，看起来是封疆大吏，实际上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新疆刚刚收复，百废待兴，要屯田，要修渠，要安抚各民族，要重建基层政权，还要应对俄国人在边境的蚕食。他当巡抚那几年，几乎没睡过几个安稳觉。
光绪十三年，他上折子请求开缺回籍养病，朝廷不准。光绪十五年，他再次请辞，这次准许了，原因是他母亲去世，需要回乡丁忧。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新疆。
丁忧期满之后，刘锦棠没有复出。他在湖南湘乡老家待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一种说法，说他得了消渴症，就是现在说的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基本就是慢性死亡。还有人说他常年咳嗽，肺上也有毛病。这些病根，都是在西北落下的。
按清廷规矩，丁忧期满应该主动申请起复，但刘锦棠没有。一方面是身体实在不行，另一方面，他对官场已经凉了心。新疆建省后，朝廷对边疆功臣的态度，说好听点叫“不冷不热”，说难听点就是“用完了就扔”。
左宗棠死后，刘锦棠在朝廷里几乎没什么靠山。湘军系在甲午战争前已经被淮军系和北洋系压得抬不起头。刘锦棠这种在西北立下大功的人，在朝堂上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他自己也明白，与其回去看人脸色，不如在家养病。
但甲午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朝鲜和辽东战场上一败涂地，前线将领要么无能要么怕死，朝廷急需一个能打的。这时候才想起刘锦棠来。他接到圣旨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家里人劝他，说你病成这样怎么去？刘锦棠说了一句：“国家有事，岂能坐视。”
他带着几个随从，从湘乡出发，原计划走水路，过洞庭，入长江，再转陆路北上。这一路，对一个健康人来说都是苦差事，何况是个重病号。很令人唏嘘，刘锦棠从家乡动身，只走到湘乡县城，就突发中风偏瘫，不久就在湖南湘乡县城病逝，终年只有51岁。
朝廷收到消息的时候，甲午战争已经打到辽东，鸭绿江防线都丢了，谁还有心思去管一个死在途中的老将？朝廷下了一道谕旨，照例给了个谥号，给了点恤银，这事就算了了。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他走得方向，是去辽东打仗的方向，不是回新疆。也就是说，朝廷起用他，并不是让他回新疆守边，而是让他去东北带兵打日本人。一个在西北打了半辈子仗的人，最后是被拉去东北填坑，死在了半路上。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清廷当时对西北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不如前，对刘锦棠的使用方式也是权宜之计。
后人对刘锦棠的评价，其实不多，也不响亮。
相比于左宗棠被抬上神坛，刘锦棠显得很边缘。但真正研究过新疆收复战的人都知道，没有刘锦棠，左宗棠的“缓进急战”就只剩下“缓进”，没有“急战”。
左宗棠是战略家，刘锦棠是战术执行者，而且是那种能把战略意图百分之百甚至超额完成的执行者。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这些湘军大佬，在刘锦棠收复新疆之后，都说过类似“此子功在社稷，吾辈不及”的话。
刘锦棠的死，表面上看是病逝，是自然死亡，但深挖下去，这是一个被透支了身体、被冷落了多年、最后被临时拉去救火的人。他的死，既有生理上的病因，也有心理上的压抑。
一个曾经驰骋万里、麾下数万精兵的名将，最后几年在湖南老家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每天和药罐子打交道，这种落差，对人的消耗是致命的。再加上甲午战争爆发，朝廷无能，他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还要被拉出来顶缸，路上的颠簸和内心的焦虑，让病情急剧恶化。可以说，刘锦棠的死，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清廷的冷漠，是其中一根重要的稻草。
刘锦棠之死，在当时的报纸上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申报》和《字林西报》在1894年秋冬之际的报道，满篇都是甲午战争的进展：旅顺陷落、威海卫危急、北洋水师被困。刘锦棠去世的消息，只在一份不大的官报上登了一个小豆腐块，连个评论都没有。
后来编《清史稿》的时候，给他立了传，篇幅不短，但结尾也就是一句“卒于途，谥襄勤”。
再后来，民国修《清史列传》，对他的记载也基本是照抄《清史稿》，没有更多新材料。直到近些年，随着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刘锦棠的名字才重新被提起。湘乡当地的一些老人，还能说出“锦棠公”三个字，但具体事迹已经模糊了。
有一种说法，说刘锦棠去世前，曾经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吾未能马革裹尸，亦未能终老林泉。”这话没有明确的书面出处，多半是后来人附会的，但它确实戳中了一个核心：刘锦棠一辈子都在替国家收拾烂摊子，最后既没有战死沙场，也没有安享晚年，而是死在了一个尴尬的中间状态里。这种状态，恰恰是晚清很多能臣宿将的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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