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上映同步推动史诗《奥德赛》译本销量暴涨。在这个夏天“重返西方文学源头”的潮流里，属古典学者艾米莉·威尔逊（Emily Wilson）的翻译在英语世界最为畅销。这既与导演和译者“隔空互动”带来的热度有关[威尔逊译本是诺兰在电影杂志《帝国》（Empire）的访谈中唯一明确提及的译本，但威尔逊本人在观影后于多个平台对电影作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也离不开威尔逊译本独特的质地。该译本2017年一经推出便大为轰动，以其简洁生动的风格和鲜明的当代意识引发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在近70种《奥德赛》英文译本中标定了自己独特的地位。
是什么让诺兰在钻研诸多译本后仍能在采访时准确背诵出那一句“为我讲述一个复杂的男人”？威尔逊为何迫切呼唤一个“复杂”的奥德修斯？
艾米莉·威尔逊2017年出版的英译本《奥德赛》
艰难的第一行诗
《奥德赛》开头，奥德修斯的名字还未出现，就已经有了对他的描述“ἄνδρα πολύτροπον”（字面义：百折千回之人）。πολύτροπος意涵丰富但不明确，在史诗中仅出现两次，绝非奥德修斯最常见的饰词，却被有意放在开头以概括奥德修斯的英雄品质。翻译中对这一句的不同处理因此凝练出数种不同的奥德修斯形象。蒲柏突出他的智慧多才（the man for wisdom’s various arts renown’d），法格斯（Fagles）让人思索谁是那个迂回曲折之人（the man of twists and turns），而威尔逊则抛出“复杂”（complicated）一词作为理解奥德修斯乃至整部史诗的关窍：
Tell me about a complicated man.（为我讲述一个复杂的男人。）
威尔逊的译文简短有力也模糊暧昧，因而争议颇多，但她的处理实际上很有技巧。πολύτροπος极难译，既暗示奥德修斯的旅途百折千回，也表示奥德修斯的心思敏捷丰富。并且这种心灵的敏捷丰富绝非一般意义的“智慧”，而是与他闻名的“狡智”（μῆτις），与他的欺骗、伪装、“巧言令色”和精巧手艺密切相关，指向一种拒绝单一定义，拒绝简单的道德判断的丰富性。这一点上，威尔逊选取的“complicated”同样表示一种复杂的构成，暗合史诗在这里以意义丰富的πολύτροπος而非其他更常见、更显白的饰词概括奥德修斯的用意。不仅如此，威尔逊还希望以complicated（来自拉丁语complicāre，意为折叠、缠绕）引导读者探索《奥德赛》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缠绕的史诗叙事艺术，由此凸显这一行诗的统摄意义，以译文传递出对史诗主题和技艺的整体关照。
除了对意义合法性的考量，威尔逊同样在诗歌形式上下功夫。在威尔逊看来，充分保留诗歌韵律带来的音乐性是她翻译工作的核心原则。《奥德赛》是采用六音步长短短格的长篇叙事诗，威尔逊因此采用英语诗歌传统中与之对应的五步抑扬格。对她来说以散文体或看似整齐排列实际却不合格律的“伪诗体”翻译荷马史诗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她坚信“形式与意义无法全然分离，美学始终与价值观念纠缠在一起”[见威尔逊最新出版的随笔集《穿越酒色大海——古代文学翻译之旅》（Crossing the Wine-Dark Sea: Journeys Through Ancient Literature），第3页]，非格律体翻译格律诗无法传达原作的艺术性，而这正是古老诗歌让现代读者感到陌生的原因。威尔逊自述，除complicated外她还选取了十余个替换词，比较它们的音律和生成的意象后逐一取舍。complicated的音节数量和重音位置同样也是她选择的重要理由。回过头来关注这行诗的格律：“Tell me about a complicated man. ”complicated完美嵌入格律之中，而第一个音步的Tell me变抑扬格为扬抑格，开头重音形成的节奏变化给了整部史诗一个有力的开场，强化了呼请缪斯女神述说的动作，也很好地区分了《伊利亚特》序诗中所用的动词“歌唱”（ἀείδω）。同时，威尔逊别出心裁地将第一行诗从原本的复合句中拆分出来，变成了一个简单句，也为这一句增添了额外的力度。经威尔逊苦心译出的这第一行诗，在力图传递史诗意蕴的同时兼具英语格律诗的节奏之美，诺兰和许多其他读者对此印象深刻，可以说是译者苦心雕琢之下的必然。
尽管威尔逊本人对于大家过分关注这一行诗表露过些许“不满”，她在文章中写道：“好像这是我翻译中唯一做过的抉择似的”，但细细观之，这行诗的处理的确能表现出威尔逊译《奥德赛》的诸多特点，或称之为她作为译者的审美：译文需尽量与原文逐行对应，且遵守五步抑扬格的格律；词汇偏爱当代读者容易理解的词语，避免古旧生造词；语法和行文上规避过分冗长的复合句，以保留史诗原本轻快的节奏。另外对于史诗中人物饰词和动作描述等重复的表述，则照顾当代读者的阅读感受，在重复与适度变化之间平衡。在此前诸多《奥德赛》英译本中，威尔逊似乎尤其不认同拉铁摩尔（Lattimore）以英文再现古希腊文的尝试（该译本在古典学研究者中反响很好），批评这种对母语者来说冗长不自然的表达无异于在原文和译文中发明了第三种语言。威尔逊版本的《奥德赛》风格流畅自然，让读者很容易沉浸于史诗叙事之中，威尔逊还为每一卷译文都拟定了简洁标题（罗念生、王焕生译荷马史诗亦如此）以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感受。
但这样的指导原则也同时造成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威尔逊译文最常被诟病的是她未能不遗漏地还原原文细节。史诗原本每行有六个音步，而威尔逊每行只有五个音步，且希腊语中单个音节的信息密度更大，句法也更灵活，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行数一致，翻译过程中的压缩和简化是不可避免的。她因此用了大量的单音节词，也常常略去一些权衡之下与主要意思无关的修饰词[仅略举一例，威尔逊省去的内容以括号形式补充：“Calypso, a great goddess, /had trapped him in her cave.”“（尊贵的女仙）卡吕普索，神女中的女神，将奥德修斯困在她的（幽深的）洞穴”，《奥德赛》卷一，行14-15]。与此同时，生动流畅的译文风格催促译者放弃克制的态度，以较为强势的姿态将自己的理解融入译文之中。如果对译本的整体风格毫无预期，在读到宙斯评价凡人时说出“这真是荒谬”（This is absurd，希腊文为ὢ πόποι），或是化身为少女的雅典娜对奥德修斯眨眨眼睛（winked at Odysseus），取代原本“明眸的雅典娜”（γλαυκῶπις Ἀθήνη），大概在感到亲切的同时仍不免有几分惊诧。
荣耀背后：英雄、女性、奴隶
不过，威尔逊显然不是那种会为译文的“忠实度”过分困扰的译者。尽管她本人对评论者分析她译文中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屑一顾，但从立场上看，她是典型的经过翻译理论洗礼、对翻译工作有着高度自觉的学者型译者，确信任何翻译都是阐释和重写。她为自己的翻译工作总结出二十条原则，其中数条都提及读者的预期和反馈。威尔逊乐于将译者的感受和思考融入译文，也希望借助译文回应她教授荷马史诗二十余年看到的读者中可能存在的偏见，甚至确信这样带有全新阐释的译本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再次回到史诗的第一行，威尔逊精挑细选之下将奥德修斯描述成“一个复杂的男人”同样包含她对读者预期的回应。威尔逊曾在讲座中分享自己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很多（美国）读者对奥德修斯归乡有一种超级英雄式的想象，认为这是正面的男性英雄一路击败坏蛋、怪物、异邦人士和女巫，最终夺回家财家庭重聚的故事。而这本身扭曲了史诗叙事和伦理层面的复杂性。而为了纠正这类读者的偏见，威尔逊在第一句中就以“复杂”一词提醒她的读者。不过，尽管威尔逊在自述文章中强调奥德修斯的“复杂”在荷马的世界中代表了一种积极品质，且第一行译文中的complicated不只是一个形容词，同时也是过去分词的被动用法，我们还是能看到威尔逊试图赋予《奥德赛》这部英雄史诗的另一重使命和功能。她期待读者不仅能从英雄史诗中理解英雄远超凡人的卓越，也可以从其荣光的背面挖掘出英雄的复杂乃至晦暗之处。
在威尔逊的译文中，一部分如“神样的”（ἀντίθεος）或“高贵的”（ἐσθλὸς） 等奥德修斯的饰词被略去了，还有一些句子中的饰词则被威尔逊做了更灵活的处理，以下两处发现就很有趣。卷二特勒马科斯在伊塔卡的集会中发言：“还是说奥德修斯，我那好战的（warlike）父亲，/故意伤害了我们自己人？”（卷二，行71）希腊文底本中ἐσθλὸς Ὀδυσσεὺς（高贵的奥德修斯）被转换为“好战的奥德修斯”。一般来说，“好战”所对应的希腊文应是ἀρηΐφιλος（受战神阿瑞斯喜爱的），在史诗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在希腊人看来也带有些许负面意味，威尔逊如此替换显然有特别的用意。威尔逊在这一行的注释里直言这句译文运用反讽（但没有交待词语的改换），提醒读者思考带走伊塔卡一代年轻人却只身回乡的奥德修斯是否真的没有伤害“我们自己人”。而卷九开头处，奥德修斯马上要在费埃克斯人的宫廷开口讲述自己的经历前，威尔逊将这里“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πολύμητις Ὀδυσσεύς）译作“狡黠的奥德修斯，谎言之主”（wily Odysseus, lord of lies），如此不寻常的译法在押头韵的同时似乎更是在以译者的身份提醒读者仔细留心奥德修斯作为叙述者时真假难辨的言辞和说谎的技艺。
威尔逊不仅关心如何描绘奥德修斯的复杂，也关注如何重新审视史诗中对女性角色的凝视或道德指控，或是让常常被忽视的小人物被读者看见。某种程度上，如何理解海伦深刻影响着如何理解史诗中的英雄和战争，而威尔逊对诗中海伦名句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奥德赛》中海伦在招待来访的特勒马科斯时曾有过著名的“无耻人”发言：“阿开奥斯人为我这无耻人，前往特洛亚城下，进行激烈的战斗”（卷四，行145-146，王焕生译）。而威尔逊的译文中，海伦一改这种自我引咎的柔顺姿态，转而为自己辩护：“他们让我的脸成为驱使他们的原因（They made my face the cause that hounded them）。“无耻的”（κυνώπης），字面义“长着狗眼睛的”，威尔逊保留了这个词最初的比喻意味，以hound（猎犬）作动词巧妙化解，开头结尾的“他们”则通过重复强调斥责之意。这哪里还是荷马的海伦，简直如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海伦穿越至此，坦然又充满机巧地让读者看见男性英雄们所追逐的“幻影”如何映照出他们好战的野心。威尔逊不赞同将κυνώπης与“无耻”画等号，她举出史诗中以狗吠形容奥德修斯的内心，奥德修斯将求婚人怒斥为“狗”来佐证她的理解，在她看来“狗喻”形容的其实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继而可以理解成对束缚和规定的无视。这就是为何史诗中不受男性约束的海伦和阿芙洛狄特都被以此相称。通过语文学上的重新解释，威尔逊四两拨千斤地传达出女性主义荷马研究中海伦形象的丰富性。联想史诗中墨涅拉奥斯、奥德修斯等人对海伦或隐晦或直白的斥责，这句改动所形成的奇妙的对话性不由令人赞叹。威尔逊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文本的干预在译文中还有多处，例如通过译文直白表现出奥德修斯家的女性奴仆被求婚人强暴的事实（如卷十六，行110；卷二十二，行37），并对她们被绞杀的场面赋予情感上的感染力（卷二十二，行465-473）；又或是以充满诗意的语言呈现佩涅洛佩二十年来苦苦支撑的痛苦（卷十九，行206-210）。此外，威尔逊希望明确奥德修斯作为贵族精英和奴隶主的身份，不满于过去许多英文译本中称呼“女仆”、“侍者”的含糊，在很多时候对这些人的身份直接以“slave”（奴隶）译出。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威尔逊的思路：奥德修斯的复杂既在英雄本身，也在他与佩涅洛佩、仆从家奴等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当代读者不仅需要了解英雄的卓越，也理应对英雄的道德瑕疵和史诗中小人物的处境有更多体认。在威尔逊看来，史诗英雄固然是超越凡人的存在，但对英雄伦理的反思在当下有更紧要的意义。威尔逊进入史诗文本的姿态是相当现代且强势的，她希望以译文中那“令人上瘾的可读性”[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语]带领读者领略在某些当下的观念和共识之下，古典文本可能呈现出的样貌，而阅读威尔逊译文的我们在愉悦、惊异和沉思的同时也应当提醒自己这只是史诗繁多可能中的一种切面。
威尔逊的影评与焦虑
诺兰的《奥德赛》让人想起史诗卷八中奥德修斯那令人难忘的哭泣。在费埃克斯人宫廷上请歌人得摩多科斯歌唱木马的故事后，奥德修斯因巨大的悲怆而融化（τήκετο）：
著名的歌人吟唱这段故事，奥德修斯
听了心悲怆，泪水夺眶沾湿了面颊。
有如妇人悲恸着扑向自己的丈夫，
他在自己的城池和人民面前倒下，
保卫城市和孩子们免遭残忍的苦难；
（《奥德赛》卷八，行521-525，王焕生译）
在这个铭记英雄荣耀的特殊时刻，史诗以一个独特的倒转明喻形容奥德修斯如妇人般哭泣，这一刻胜者化为俘虏，英雄被比作妇孺。这个极具情感张力的时刻既彰显了英雄所经历的磨难，也流露出对特洛亚人蒙受苦难的亏欠。电影《奥德赛》宛如围绕这个场景展开的宏大铺陈，那个情感充沛、充满道德负疚的奥德修斯与希腊悲剧传统中阴险奸诈的奥德修斯互为镜像，共同上溯至史诗所塑造的千变万化的英雄奥德修斯之中。电影中特洛亚坠落的神像头颅、对海伦的塑造以及夸张的进食场景，基本可以表明威尔逊的译文和解读的确影响了电影《奥德赛》。那又该如何理解威尔逊观影后在《一个不复杂的人》（An Uncomplicated Man）中对诺兰的批评呢？这里我们不拆解威尔逊的具体意见，而是尝试结合威尔逊发表的随笔中对古典学者介入公众生活的讨论[《古代世界——伊迪丝·汉密尔顿与古典学的普及》(Ancient Worlds: Edith Hamilt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lassics )，见《穿越酒色大海》，181-196页]，分析威尔逊为何如此急迫地期待一个“复杂”的奥德修斯。
从威尔逊翻译《奥德赛》的出发点不难想到，她所理解的“复杂”的奥德修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呈现英雄身上与卓越并存的瑕疵缺陷，以激发观众对传统英雄伦理的反思或再认识。“我认为，现代英语读者所持的某些特定价值观，尤其是那种倾向于将‘伟大’理想化，以及个人自由主义的模式，对古代世界及其文学遗存的现代翻译、接受和认知产生了很大影响。”（见《穿越酒色大海》，第9页）威尔逊将这种对古希腊罗马的美化直指上世纪风靡美国、影响至今长存的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
汉密尔顿不是真正意义上古典学术体系内的研究者，却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古典文化推广者。在威尔逊看来，汉密尔顿以饱含激情的笔调所描绘的光辉、自由、民主的雅典城邦只会制造醉心古希腊荣光的幻梦，从而与保守派美国白人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象合流，既妨碍公众认识真正的古代文明，同时巩固着既有的社会偏见。更令威尔逊扼腕的是，尽管汉密尔顿书中对希腊罗马文明的呈现早已陈旧，古代文本的翻译也过于随意，却至今仍在美国保有影响力。威尔逊将这归咎于至今仍未出现一位可以接替汉密尔顿的、更加合格的古代文明普及者。而这位继承者应当磨练如汉密尔顿一般直指人心的写作技艺，积极在学术研究之外与公众互动，追问“古典”被赋予的特殊价值，带领西方人重新想象古代文明。如威尔逊翻译《奥德赛》时所暗示的那般，某种程度上她努力召唤的那个“复杂”的奥德修斯也负担着这样的使命。
然而，改编作品有自己的独立生命，电影导演也无法容纳古典学者的焦虑。但电影《奥德赛》在全球范围内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推动着更多电影观众讨论和阅读荷马，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曲线救国的迂回路径，威尔逊的焦虑也因此能够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段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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