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也能成为垮掉派吗？”|乔伊斯|垮掉派|威廉|戴维|桑塔格|金斯堡

编者按：

《梦法国》在上海书展受到的欢迎，令我始料未及。作为新手编辑，我常常不知道该拿自己真正喜欢的书怎么办。她们的好那么幽微，我说不清，只能捧起一堆细节，手足无措地给人看。写推荐、写文案也因此让我痛苦，我不知道怎么用几个时兴的词，让读者迅速读者爱上她们，时常感到无能。

传记类书籍总和传主绑在一起，如果对这个人没兴趣，为什么还要阅读她们的人生？但《梦法国》却让我觉得，即使不认识她们，她们的故事本身也值得一读。作者艾丽斯·开普兰截取了三位传奇女性尚未成为“她们”的一小段人生，让我看到一些很小却很真实的时刻：杰奎琳在火车上用帽针防备可能的性骚扰，桑塔格在智识生活中安放自己的酷儿性，戴维斯如此敏锐又勇敢地讥讽种族歧视······她们还不是后来被我们熟知的名字、熟知的形象，只是在巴黎漫游、交友、阅读、恋爱、生活。这种生活因其真实而倍感亲切，也和我自己的焦虑和迷茫共振，好像生活瞬息万变，又一成不变。

在作者如诗的语言和敏锐的发问中，我尤其喜欢她把桑塔格和她的女友们，与同时期同在巴黎的垮掉派文豪作比的一段。她问：“女人也能成为垮掉派吗？”

是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然堪称青春奥德赛。漫游、烟酒、公寓、迷惘、写作……它们被书写，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渐渐获得传奇的光泽。但为什么同样的青春、同样的迷惘和离经叛道，有的能够跳出社会规训，被誉为天才，有的却被视为失范和沉沦？

这是文学史的问题，或不只是文学史的问题。我们总习惯在TA成为“某种人”之后，回头理解其过去，却很少问，在那之前，她究竟有没有自由去试错、去漫游、去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也许真正稀缺的，并不是创造传奇的机会，而是定义自己的自由。

可是，创造自己好像又是一个复杂得多的事情。它没有明确的模板，也没有一个可以反复讲述的传奇故事。也许只是暂时不做一个女儿、妻子、母亲，不急着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甚至可以自私一点，只想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去哪里、想成为或不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样的自己、这样的时刻，让人心动，也让人不安。因为它短暂，因为它终究会结束，而更重要的，在它结束之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这大概就是我喜欢《梦法国》的原因。她们后来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那些人，而我更喜欢她们在成为那些人之前的故事。

梦法国

作者：[美]艾丽斯·开普兰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苏珊·桑塔格与哈丽雅特·索默斯一起离开芝加哥评论家和牛津哲学家的精神宇宙，汇入侨居海外的一个“垮掉派”世界。但女人能成为“垮掉派”吗？在美国文化中，没有什么比1950—1960年代的垮掉派诗人——金斯堡、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科尔索——更雄浑阳刚、更大男子主义了，这群粗莽的男人用一字一句牵动女人们的心神，或在各自的性冒险中互相牵扯。乔伊斯·约翰逊（Joyce Johnson）曾动情描述了她与凯鲁亚克的生活：她也是一名作家，但被身旁的他夺走了所有聚光灯。正如她对自己处境的描述，桑塔格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不可能在其中分得像样的角色，至少不可能在陪衬男性的情况下。桑塔格和哈丽雅特与垮掉派的交集体现在地缘和位置上。他们都在波拿巴街的美术学院学生餐厅用餐，坐在铺着纸的公用木桌旁，花几块钱就能享用包括前菜、主菜、甜点，以及酒饮的正餐。他们在圣日耳曼大道的老海军酒吧喝酒——直至今日，戈达尔的御用女主角安娜·卡里娜（Anna Karina）下午还会在这里来一杯酒——还有奥德翁十字路口的“摩纳哥”（Monaco），这是威廉·巴勒斯的常驻地。当然了，他们的文学地位并不能一概而论。金斯堡和巴勒斯，尤其后者，都是已成气候的反体制作家，凭借文体实验声名大噪。金斯堡前往巴黎时，他的诗作《嚎叫》（Howl）刚好因为在审判中摆脱淫秽罪名而登上头条。桑塔格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名下还没有一本著作；索默斯虽然才华横溢、天资卓越，但比起艺术，她更擅长在生活中运用天赋。

苏珊·桑塔格在巴黎（1972年）

正如历史学家巴里·迈尔斯（Barry Miles）所写，巴黎为“垮掉的一代”提供了机会，使其逃离循规蹈矩的生活和摆脱近乎清教徒式的道德束缚，这是旧金山和纽约都无法给予的。对桑塔格来说，巴黎是一种更直接、更深刻的东西——一种不曾预见的对婚姻和母性的背离。与丈夫分隔两地已经足够大胆，更为激进的是，她把儿子也抛在了身后。她笔下关于儿子的文字（成年的戴维出版了她的日记后才得以见天日）令人心碎：

我几乎从未梦见过戴维，也不常想起他。他鲜少袭扰我的幻想生活。当我和他一起时，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没有任何摇摆不定的东西。当我离开时，只要我知晓他得到悉心照料，他很快就消散不见。在我爱过的所有人中，他最不像一个爱的意象，他最惊心动魄地真实。

真实，所以虚幻。

桑塔格没有归从巴黎的女同性恋者群体，她与之前的朱娜·巴恩斯不同，她甚至不像她和哈丽雅特一起在旧金山时那样。她并不想要加入群体。然而，尽管她被情爱折磨，其日记里却露出了解脱和归属感的端倪：“回家的感觉，或者可以这么说——进入我身体的是女人，而非男人，感觉真好。”一年前，詹姆斯·鲍德温出版了《乔瓦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故事关于一个旅居巴黎的美国人最终直面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二十年前，桑塔格的缪斯巴恩斯也从不回避描写相爱的女性。但当桑塔格尝试在她的日记中以她和哈丽雅特的婚外恋为题材创作短篇小说时，她把哈丽雅特化为一个名叫黑兹利特（Hazlitt）的男人。她并不热衷于在虚构书写中展现酷儿生活。也许她认为，她钟情的这般生活对男人和女人、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同样有吸引力，因为这样的生活，经由真实的抛乡离井，被它所不是的东西定义——它不是一件社会的紧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