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刚刚复出工作的叶飞接到调令，出任交通部部长。这个安排在当时颇让人意外：叶飞长期在军队任职，也有主持地方工作的经历，却突然被放到一个问题成堆的部委，面对全国交通系统的复杂局面。
调令背后，并不是普通的人事调动。据有关回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点名让叶飞到交通部工作。这个部委当时并不轻松，运输生产受影响，机关工作秩序混乱，许多干部又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甚至无法正常履职。
叶飞到任后，很快发现，摆在桌面上的不只是业务问题，更有一批干部能不能重新工作的政策问题。副部长、司局级干部中，有人被扣上“走资派”“叛徒”等帽子，有人长期靠边站。文件可以批转，会议可以召开，可真正能把事情落实下去的人却不多。
这类工作，不能只看材料上的一句结论。一个干部被打倒，往往牵涉多年经历、组织关系和家庭处境。要恢复职务，也不只是重新发一纸通知那么简单。叶飞提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该有错必改，能早改就不要拖延，同时还必须把事实核准，不能因为急于纠偏而再次造成失误。
彭德清的问题，成为叶飞最早接触的具体案例之一。彭德清是他熟悉的老同志，长期在交通系统工作，受到冲击后，正常职务和政治待遇都受到影响。为这件事，叶飞需要反复查阅材料，听取不同意见，还要协调部内外关系。
过程并不顺利。
有人担心翻案会引起连锁反应，有人则对过去的处理结论不愿松口。叶飞没有把平反理解成简单的“改个说法”，而是要求把责任、事实和组织结论逐项理清。彭德清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他对落实政策的难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也正因为如此，叶飞开始考虑，交通部需要一名专门负责干部工作的干部。这个人不仅要懂政策，还得有组织经验，身体状况能够承受长期查档、谈话和协调，更重要的是，不能遇到阻力就退缩。
他想到周惠。
周惠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受到牵连，后来调到交通部，先后担任工业局副局长、水运总局副局长等职务。名义上仍在工作，实际上职务和作用都受到限制。
叶飞熟悉周惠的能力，认为他有经验、有判断力，也了解地方和部队干部的情况。交通部政治部主任因病休养后，职位空缺，叶飞便考虑让周惠承担更重要的干部工作。
这件事报到中组部后，得到的答复却让他难以接受。对方表示，周惠在庐山会议上曾被点名，因此不能担任重要职务，只能继续担任副职。
叶飞追问依据，得到的说法是：“这是口头交代。”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叶飞查阅过一些材料，并没有看到周惠被明确列为不能使用的干部，也没有看到相关书面批示。既然没有正式文件，单凭一句无法核对的“口头交代”，就把一个干部长期挡在重要岗位之外，确实很难令人信服。
更让叶飞感到不平的是，许多在庐山会议中受冲击的干部，经过后来组织审查，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一些历史问题开始重新甄别，周惠却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结论。
叶飞为此找到时任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商谈，希望能够给周惠一个合适的岗位。两人谈了很久，意见仍没有统一。郭玉峰坚持不能晋升，叶飞则认为，干部使用必须有事实和文件依据，不能让一个没有明确结论的人，永远背着一个说不清的政治包袱。
这场谈话没有改变结果。对叶飞而言，难受的不只是周惠没有被提拔，更是组织处理历史问题时出现了“有结论却无材料、有说法却难核实”的状况。政策落实若缺少明确标准，基层干部便很难执行，受影响的也不只是一两个人。
郭玉峰的经历，也带有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经过部队工作逐步成长，曾任炮兵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师、军政治机关和部队领导职务，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文化大革命”前，郭玉峰的职务升迁基本按照军队干部的正常轨迹进行。1966年以后，他进入中组部，后来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当时的组织系统中拥有较大影响。由于历史环境复杂，他主持工作期间，对一些冤假错案的纠正并不积极。1977年，他被免去中组部部长职务。
叶飞没有因为一次谈话失败就停下。既然周惠无法按照行政职务直接晋升，他便换了一个办法。交通部成立机关党委时，叶飞建议由周惠担任党委副书记。这个安排属于党委内部职务，不等同于行政上的副部长或司局长任命，不需要再以同样程序报中组部审批。
有人把这看成“绕开程序”，但从实际效果看，它为周惠重新承担工作打开了缺口。进入机关党委后，周惠开始参与交通部干部政策落实，逐步接触那些长期被搁置的案件。
刘亚雄、肖民、马辉之、彭德、王西萍等人的问题，后来陆续得到处理，部分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对周惠来说，这些具体案件比一纸任命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干部是否有能力，不应只由过去的一次政治风波决定。
叶飞与中组部部长郭玉峰没有谈拢，周惠的行政晋升也因此被推迟。但在交通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这个岗位上，他终于重新获得了施展能力的空间。1977年，周惠出任交通部副部长；1978年，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那段被压低、被搁置的经历，并没有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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