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钱壮飞从一摞加急电报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化名。那一刻，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把办公室的门轻轻关上。
电报来自武汉，收报单位是徐恩曾主持的调查科。发报人是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处长蔡孟坚，内容极其紧急：中共重要人物“黎明”已经被捕，并且表示愿意交代党内机密。
“黎明”不是普通人员，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顾顺章曾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熟悉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络方式、人员关系和秘密机关。一旦他的口供送到南京，后果很可能不是几处住所被搜查，而是整个地下指挥系统遭到破坏。
更让钱壮飞感到危险的是，调查科的密码本一直由徐恩曾亲自保管。钱壮飞虽然只是机要秘书，却长期替徐恩曾处理文件，早已设法掌握了密码。表面上，他是徐恩曾信任的浙江同乡；实际上，他是中共安插在调查科内部的重要情报人员。
同乡关系曾让徐恩曾放松警惕。钱壮飞出生于1896年浙江湖州，与徐恩曾是相距不远的乡亲。1929年前后，在周恩来安排下，他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并设法把李克农、胡底等人也安排进来。调查科的重要情报，往往因此能够及时传到中共中央。
电报一封接一封被译出。
第一封说明顾顺章已经被捕，并表示愿意“效忠党国”。第二封提到，准备把他秘密押往南京。第三封则改变了押送方式，准备改用飞机，以免途中发生意外。后面的电报更加直接，列出了上海部分地下机关的地址和人员情况，还建议尽快采取抓捕行动。
钱壮飞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最危险的并不是看见电报，而是看见电报以后仍必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知道，徐恩曾一旦回到办公室，密码泄露的事情很快就会暴露。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的。1931年4月25日前后，他途经武汉时，因私事停留，后来在汉口新市场一带登台表演魔术。偏偏观看表演的人中，有曾经认识他的叛徒尤崇新。尤崇新认出顾顺章后，立即向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随即被捕。
蔡孟坚原本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顾顺章没有等到严刑逼供，便表示愿意交代，但提出必须直接面见蒋介石。他还提醒蔡孟坚，南京方面可能潜伏着中共人员，不能随意发报。
这句话并没有让蔡孟坚收手。对他来说，掌握如此重要的政治资本，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功。于是，密电还是发往了南京。正是这一决定，让钱壮飞获得了挽救上海地下组织的时间。
钱壮飞没有把电报带出办公室，也没有贸然联系同事，而是迅速把核心内容整理出来，设法送往上海。当天是星期日的前一夜，徐恩曾又不在办公室，调查科内部出现了难得的时间空隙。
接到消息后，李克农、胡底等人立即分头传递警报。上海方面开始撤换住址、销毁文件，废止旧的接头暗号，切断与顾顺章有关的联络线。陈云等人也参与了紧急转移，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因此得到保障。
时间十分紧迫。有些机关撤离时，炉火中的文件还没有完全烧尽；有的房间里，饭锅仍在灶上，电台和天线也来不及全部拆走。特务赶到时，往往只看见尚未散尽的烟气，却找不到一个人。
4月28日，徐恩曾回到调查科，亲自译读那几封密电。电报上的内容让他立即意识到，武汉方面已经掌握了上海地下党的大量情况，可上海方面却提前完成了转移。
“坏了，出大事了。”
他很快组织搜捕。特务们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分组出动，结果大多扑了空。徐恩曾这时才明白，问题不在武汉，而在南京调查科内部。能够提前看到密电、掌握密码的人，范围非常有限。
钱壮飞没有等调查科展开追查。趁徐恩曾尚未锁定目标，他迅速离开南京，前往上海。等徐恩曾发现这位同乡秘书已经不告而别时，答案其实已经十分清楚。
但徐恩曾不敢把事情全部上报。密码本曾由他本人掌管，若追查泄密过程，必然牵出他的用人失察。于是，这件事成了调查科内部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顾顺章叛变后，交代的不只是上海机关地址。根据相关史料，他还指认了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等中共重要负责人。严格说，钱壮飞并不是顾顺章供出的对象，而是因为截获密电，成为这场危机中最关键的破局者。原标题所说的“四名负责人”，实际是把钱壮飞的身份险情与顾顺章供出的三人合并叙述。
恽代英当时在香港从事工作，1931年4月被捕后遇害；蔡和森于1931年6月在香港被捕，后遭杀害；向忠发也在同年被捕并被害。顾顺章掌握的情报越多，造成的破坏越严重。
钱壮飞后来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长征途中，他在贵州黔西一带执行侦察任务时失踪，后被认定为牺牲。
顾顺章则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他熟悉中共对叛徒的处置，也知道自己掌握的秘密越多，越不可能获得真正信任。1935年6月，他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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