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春，晋冀鲁豫野战军驻地附近，王近山乘车赶往司令部开会。道路积雪未消，车辆发生意外，他的腿部受伤。对普通干部来说，这或许只是一次事故；对正在指挥第六纵队的王近山而言，却意味着必须暂时离开最熟悉的战场。
第六纵队当时正处在由防御转入进攻的关键阶段，部队任务很重，战斗也一场接着一场。王近山不能继续坐镇，纵队司令员的工作便由政委杜义德代理，副司令员韦杰等人协助指挥。
这个安排看起来很特殊。
按常规，纵队主官长期不能到职，完全可以由副职接任，或者从其他部队调来新的司令员。但第六纵队没有立即更换司令员，原因并不复杂：王近山虽然负伤，却不是无法恢复，更不是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
更重要的是，第六纵队有着鲜明的战斗传统。王近山长期带兵，形成了敢打硬仗、善打恶仗的作风。部队上下对他的指挥特点十分熟悉，临时由杜义德主持工作，既能保持指挥连续性，也能避免更换主官造成震动。
在王近山休养期间，第六纵队并没有停下脚步。汤阴攻坚战、滑县战役、鲁西南战役，以及后来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都承担了重要任务。尤其在战略形势急剧变化的1947年，部队既要顶住压力，又要主动寻找战机，指挥难度相当大。
有人曾问：“司令员不在，部队还能不能打？”
杜义德的回答很实际：“仗不能等人，命令已经下达，就要照样完成。”
这句话并非夸张。第六纵队的战斗力，早已不只依赖某一个人。王近山的作用不可替代，但他所形成的指挥体系和部队作风，已经沉淀到各级干部和基层部队之中。司令员暂时离开，部队仍然能够按照既定原则作战。
1948年，王近山身体逐渐恢复，又回到前线。此后，他继续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参与大别山地区作战，并在襄樊战役等战斗中重新指挥部队。对他来说，后方休养只是战斗生涯中的一次停顿，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职务和指挥关系。
何以祥的情况，则是另一种性质。
何以祥出身于红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山东地区任职，担任过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山东军区部队整编，他担任第八师师长，与梁兴初、杨国夫等将领处在相近的职务层级。
第八师的特点很鲜明，尤其擅长攻坚和爆破。部队中有不少干部、战士来自煤矿等行业，对坑道、爆破和城市工事并不陌生。这种经历在攻打据点、突破城防时非常有用，也使第八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术传统。
1947年初，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第八师改编为第三纵队，何以祥出任司令员。此时的第三纵队，不仅能够进行野战，也特别重视城市攻坚和炮兵协同。
战局推进后，第三纵队参加了洛阳战役、豫东战役中的开封战役等重要作战。遗憾的是，何以祥的身体状况已经难以支撑长期、高强度的前线指挥。他所面对的不是一次明确的外伤，而是需要较长时间调养的健康问题。
因此，第三纵队司令员一职由孙继先接替。
这次调整与王近山的情况有明显差别。王近山属于负伤休养，恢复后仍能较快返回原部队；何以祥则是身体长期不佳，即使意志上愿意坚持，体力也未必允许。他离开前线，并不是战斗能力突然消失，而是指挥岗位的工作强度已经超过身体承受范围。
在后方休养期间，何以祥仍然密切关注第三纵队的行动。当他得知部队在洛阳、开封等攻坚战中取得战果时，心情自然复杂。一方面，他不能亲临现场；另一方面，自己多年积累的攻坚经验正在部队中发挥作用，这也是对他军事工作的实际回应。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因为离开前线而与部队经验脱节。后来，何以祥被请到西柏坡，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第三纵队的攻坚战经验。他讲的不是空泛道理，而是如何组织爆破、怎样选择突破口、炮兵如何配合步兵，以及城市战斗中各兵种怎样衔接。
这些经验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解放战争后期，攻打城市已经成为重要作战样式。单靠步兵冲击，很难迅速突破坚固防御；没有炮兵支援，爆破行动也可能付出更大代价。第三纵队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办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休养一年左右后，何以祥的身体有所好转，也重新接触前线部队。不过，第三纵队的军政主官已经重新配备，部队指挥关系不能轻易改变；同时，长时间高强度作战也不利于他的健康。经过综合考虑，他后来改任兵团参谋长。
参谋长同样是关键职务，却与纵队司令员的工作节奏不同。前线司令员要随时处理部队行动、战场变化和突发情况，兵团参谋长则更多负责作战计划、情报汇总、兵力调配和司令部协调，工作地点相对稳定，也更适合何以祥当时的身体状况。
同为纵队司令，同样经历后方休养，结局却不相同：王近山因外伤恢复，重新回到第六纵队司令员的位置；何以祥因长期健康问题离开原部队，转任兵团参谋长。两种安排背后，既有个人身体条件的差异，也有部队指挥连续性和战场需要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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