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杨秀山在武汉军区所属部队检查训练。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战士们集合速度并不慢，可队伍刚离开驻地，行军秩序、战斗动作和临机处置便接连暴露问题。杨秀山没有只看集合时间，而是盯住了一个更根本的环节：基层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
这件事看似从一次夜间集合说起，实质上涉及部队训练体系。排长处在战斗指挥的最前沿，既要懂战术，也要会组织火力、利用地形，还要在混乱中作出判断。基层干部底子不牢，战士训练得再苦，也容易变成只会完成动作。
另一次检查，更让杨秀山难以接受。
在一个团的打坦克训练场上，土堆被当作坦克，木棍被当作炮筒，战士拿着“爆破筒”冲上去实施爆破。这样的演练缺少敌情变化，也没有真正模拟战场条件。杨秀山当场批评：“如果敌坦克这样躺着不动，等你来炸，那还打什么仗？”
行军演练中，问题更加明显。照明弹升空后，部队没有组织防空，也没有对空射击，仍然沿道路行进。炮火拦阻开始后，指挥员又没有利用炮火间隙通过，反而命令部队停下。炊事班把炉火架在高地，夜色中的火光，等于主动暴露目标。
这些细节说明，训练并不是“有没有开展”的问题，而是“是否按战场规律开展”。杨秀山认为，单靠临时补课难以改变基层干部的能力结构，必须恢复正规化的步兵教育，集中培养一批懂军事、会指挥的排长。
他先后两次向军区党委提出建议，主张依托军区军政干校，试办基层干部队。会上，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把训练中的薄弱环节逐一摆出来，并表示：“可以试办，成功了继续办；失败了，以后不再提。”
这个态度很直接。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都认可这一设想。方案获得同意后，杨秀山赶赴信阳，开始处理办学所需的场地、教员和训练器材等具体事务。
办学不能只靠热情。
杨秀山要求军训部门在十天内拿出教学训练计划，并明确军政训练比例为七比三，军事训练占主要部分。对他来说，政治教育不可缺少，但基层干部首先必须具备带兵、练兵和作战指挥的基本本领。
招生对象也被划定得很清楚。能够进入基层干部队的，必须政治思想较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较轻、有发展前途，并且是部队中的优秀班长或排长。
这几条并不复杂，却很有针对性。政治可靠，是干部队伍的基础；文化程度，是理解教材、地图和技术资料的门槛；年轻且有发展前途，关系到培养后的使用周期；班长、排长经历，则意味着学员已经接触过一线带兵工作，不是完全从零开始。
有意思的是，选人标准并没有把“能吃苦”单独列成唯一条件。部队需要的不是只会冲锋、只会服从命令的人，而是能够观察敌情、判断地形、组织战斗的基层指挥员。杨秀山显然看到了这一点。
王平审阅相关报告时，杨秀山特别叮嘱：“训练方针和指导思想一定要把关。”王平看后没有修改，并表示相信这项工作能够办好。对办学者而言，这既是支持，也意味着责任落到了实处。
信阳军政干校并非临时拼凑而成。其前身是1949年7月在汉阳创建的湖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为李先念。1951年学校迁至河南信阳，改称中南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经历调整后，学校于1973年恢复重建，原有训练重点主要放在营、团干部。
杨秀山推动增加基层干部培训，实际上是给这所学校补上了重要一环。营团干部需要研究较大规模的组织指挥，排长则必须把命令落实到班组，把战术动作落实到每一名战士身上。两类干部的训练重点，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他到校检查时，往往不满足于听汇报，而是直接考问教员和学员。一次四零火箭筒教学中，他问：“前方五百米有一辆横向运动的敌坦克，怎么处理？”教员回答：“打。”
杨秀山接着问：“又来一辆呢？”教员仍答：“打。”他随即指出，四零火箭筒有效射程为四百米，五百米外的目标，不能凭口令想当然地射击。距离、武器性能和目标状态，必须同时纳入判断。
在技术训练场，他还发现教员示教时精神不振，地图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学员很难看清标记。杨秀山先肯定教员的辛苦，随后指出示教条件和教学状态的问题。训练效果，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
战术场上，几个池塘也被他纳入设想。他提出可以结合地形设置伪装和障碍，使敌坦克在突进时陷入不利位置。对排长来说，地形不是背景，而是可以利用的战斗条件。
1977年10月，步兵学校正式开学。经过较为系统的训练，近五百名班长、排长得到提高。1978年2月1日，中央军委下令，武汉军区军政干校改名为武汉军区步兵学校，基层干部培养由试办逐步走向正规化。
杨秀山当年提出的，并不只是“办一所学校”。他要解决的，是部队训练中脱离实战、干部基础不扎实的问题。而那份招生条件，也清楚说明了这所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政治可靠、文化过关、年轻有潜力，并且已经在班排岗位上经过实际锻炼的基层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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