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武汉军区机关正在进行干部整顿。一份任职名单引起了不少注意：陈代富，时年32岁，已经担任大军区副政委。十二年前，他还只是解放军中的副班长。
这条晋升路径，放在战争年代并不算特别罕见。战场上讲究的是军情急迫、能者居先，许多干部在炮火中越级提拔，靠战功承担更大责任。可到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军队干部的成长不能只看一时表现，还要看能否经受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磨炼。
陈代富1942年出生，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第54军。第54军的部队作风硬朗，时任军长丁盛也是以善打硬仗著称的将领。年轻的陈代富从基层做起，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表现积极，逐渐进入干部培养视野。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当时，第54军参加了西藏方向的作战行动。陈代富所在分队承担了较为危险的突击任务，在攻击敌方工事时，他带领战士向前推进。
战斗并不轻松。
有的碉堡压住了部队前进路线，常规火力难以迅速解决。陈代富携带爆破器材接近工事实施爆破，负伤后仍坚持完成任务。凭借这次战斗表现，他成为战斗英雄。对于一名基层战士来说，这样的荣誉既是肯定，也往往意味着更快进入干部队伍。
伤愈之后，他的职务开始连续变化。1963年，陈代富担任排长、连指导员；1969年，任营副教导员；1970年，调任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样的经历说明他并非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但问题也恰恰在于，晋升节奏太快，许多岗位还没有完全坐稳，新的任命便已经到来。
1973年，他先后担任第54军某师副政委、军副政委，并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此时的陈代富，还不到三十岁。候补中央委员通常需要有较高层级的行政或军队任职经历，一个副军职干部进入这一层级，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确实显得格外突出。
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副政委。军队的建制层级，从班、排、连、营、团、师、军，再到军区，层层相接。干部职务提升，并不只是肩章变化，更意味着指挥范围、政治责任和协调能力同时扩大。
从副班长走到大军区副职，陈代富只用了十二年。有人看重他的战斗经历，也有人担心，战斗英雄不等于已经具备驾驭大单位的能力。带一个班，和分管一个军区的政治工作，面对的对象、处理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分量。
军区副政委需要处理部队思想建设、干部管理、组织关系和军政协调等事务。它要求任职者既熟悉基层，也要有长期主持复杂工作的经验。若在团、师、军一级的正职岗位上积累不足，遇到大范围整顿和复杂局面时，压力自然会集中显现。
王平后来调任武汉军区政委，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贯彻上级部署，整顿军队秩序，稳定干部和部队情绪。王平是久经战争考验的老将，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对干部的实际能力尤其看重。他考察陈代富后，认为其现有职务与实际工作水平并不完全匹配。
这里的“水平不够”，并不是否定陈代富此前的战功。战场上的勇敢，值得肯定；但军队领导岗位看的是综合能力，不能只凭一次战斗表现，也不能单靠政治形势下的快速提拔来支撑。
据相关资料记载，陈代富在生活待遇等方面还出现过与他人攀比的情况，部队中也有一些反映。王平没有简单采取处理措施，而是从任职经历、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解，提出让他回到相对合适的岗位继续锻炼。
军区党委研究后，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安排陈代富代理师政委。这个调整看似是职务下降，实际意图是把他放到师一级重新接受考验。师政委既要抓政治工作，也要面对部队训练、干部团结和日常管理，是检验领导能力的重要岗位。
任职前，王平还特别交代，陈代富到师里工作后，生活待遇按师长标准执行。职务可以调整，待遇不必借机羞辱；组织处理要讲原则，也要保留干部继续工作的条件。这种安排，体现的是军队干部管理中“降职锻炼”与“保留待遇”并行的做法。
陈代富在第129师担任师职两年。期间，他不再处在大军区机关的高位，而是重新面对具体部队和基层干部。对于一名曾经三十岁出头便担任大军区副政委的干部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新校准位置的过程。
1977年，陈代富被免去相关职务。此后，他一度离开领导岗位。直到1981年，组织上才恢复其工作，安排他担任师政治部副主任。这个职务距离大军区副政委相去甚远，却更接近政治工作实际，也意味着他需要从较低层级重新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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