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北京城风声鹤唳，康有为没有走进刑场，却在法源寺留下了一段真假难辨的传闻。传说他曾连夜赶到寺中，请求方丈剃度出家，试图借佛门避开清廷追捕。方丈没有见他，只让弟子传话：“佛门可容悔过之人，却不敢收自称承孔门道统者。”这几句话，后来被反复讲述，也成为康有为人生转折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
法源寺并非普通寺院。它始建于唐代，位于北京南城，历来是文人、僧侣与士大夫往来的地方。戊戌政变前后，寺院见过太多失意者，因此康有为是否到过那里，始终夹杂着传说和文学加工。台湾作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以谭嗣同临刑前的经历为线索，写出了浓厚的历史氛围，但文学作品不能直接当作每个细节的史料。
真正确定的，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控制政局，光绪帝被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康有为此前已经离开北京，得以逃脱；他的弟弟康广仁却未能幸免。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六人，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本来有机会离开。有人劝他走，大刀王五也曾设法营救。谭嗣同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他把个人生死看成推动变法的代价，选择留下。康有为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这并不等于康有为没有理由逃亡。清廷当时已经下令缉捕，他若落入慈禧一党手中，结局很可能与谭嗣同等人相同。康有为先经香港，随后流亡日本，并在海外组织保皇会，继续以光绪帝名义开展政治活动。问题在于，谭嗣同赴死的决绝，与康有为成功脱身后的种种表现，形成了极强烈的对照。
“留得有用之身”，是康有为可以为自己作出的解释。海外流亡也确实并不轻松，他先后到过日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以及欧洲多个国家，为保皇会筹款、演讲、联络华侨，试图争取列强支持。有人概括他的经历，说他十六年间游历四洲、经过许多国家。这种奔波，既有政治压力，也有现实谋生的成分。
有意思的是，政治上的颠沛，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生活上的清苦。康有为出身广东南海书香之家，早年受传统经学影响很深。他在维新主张中谈过改革婚姻制度，但个人家庭却保持着旧式士大夫的多妻结构。原配张云珠长期操持家务，梁随觉后来进入康家，成为他在流亡生活中的重要伴侣。
关于康有为在海外的婚姻和情感经历，后世记载很多，细节却并不完全一致。较为确定的是，他后来与何旃理结婚。何旃理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懂多种语言，能够担任翻译和秘书，在康有为的海外活动中提供了实际帮助。康有为借助演讲、著述和交际维持声望，也依靠身边人的协助经营庞大的社交圈。
他在海外居住时，身边常有学生、幕僚、仆役和来访者。康有为喜欢讲学，也善于营造“门庭”气象，颇有古代士大夫养士的意味。对于追随者来说，这里既是政治据点，也是寄托个人前途的地方。对康有为而言，维持这种规模不小的生活，同样意味着持续的经济负担。
1908年光绪帝去世后，康有为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旗帜。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清廷对他的通缉也逐渐失去实际意义。1913年，他回到中国，此时身份已经从“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变成了坚定的保皇派。海外漂泊没有让他放弃帝制，反而使他更加执着于清室复辟。
1917年，张勋率军进入北京，拥立溥仪复辟。康有为参与其中，担任筹划复辟的重要人物。复辟仅维持十余天便告失败，这场政治闹剧也使康有为的声誉受到沉重打击。曾经主张变法的人，后来却站到了反对共和的一边，前后立场的巨大变化，正是他最受后人争议之处。
至于“方丈拒绝康有为出家”这一故事，若作为历史事实，证据并不充分；若作为象征，它却很贴切。康有为既不愿舍弃孔门士大夫的身份，也不愿放弃现实中的权力、名望与生活方式。佛门没有替他收下这份矛盾，他便继续在政治奔走、家庭经营和个人享受之间周旋。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终年69岁。他的一生既有推动维新、传播新学的功劳，也有逃亡后的保皇、复辟和生活奢华。法源寺方丈究竟有没有当面拒绝他，或许难以坐实；但康有为没有出家，却在此后几十年里不断用自己的选择，回答了那个夜晚最关键的问题：一个人究竟愿意为理想舍弃多少，又愿意为自己保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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