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前夕，北平城里最紧张的地方，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负责空中警戒的指挥部门。开国大典规模空前，受阅部队和群众已经集结，空中却存在一个无法忽视的风险：国民党空军是否会趁典礼举行之际发动袭扰。
当时，关于蒋介石可能派飞机轰炸北平的消息不断传来。消息是否可靠，没人敢拿大典安全去赌。聂荣臻找到航空局负责人常乾坤，询问空中防卫如何安排。
常乾坤没有绕弯子，只回答：“有敌机来，就按作战方案处理。”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是极大的压力。新中国还没有完整的空军体系，能够真正升空作战的飞机数量有限，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也十分紧缺。为了保障开国大典，受阅飞机不仅要完成编队和航线训练，还要做好随时转入战斗的准备。
最终，国民党空军并没有出现在北平上空。至于此前流传的轰炸计划，史料中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它曾经真正进入实施阶段。但北平方面的防空准备确实不能松懈，常乾坤承担的，正是把“没有条件”变成“能够应战”。
常乾坤1904年出生于山西垣曲。青年时期，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后来，孙中山创办航空学校，从黄埔军校早期学员中选拔人员学习飞行，常乾坤成为入选者之一。
那时，航空在中国还是一门极为稀罕的技术。飞行员不只是会操纵飞机，还要掌握机械、气象、测绘和空中射击。常乾坤能够从众多学员中脱颖而出，靠的并非偶然，而是扎实的学习能力和极强的适应能力。
此后，他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并进入当时水平很高的航空训练机构深造。传闻苏联方面曾希望把他留下，但常乾坤没有选择留在异国谋求个人发展。日本侵华后，中国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他多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回到延安后，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十分现实：革命队伍缺少飞机，也缺少成熟的航空教官，甚至连像样的教学设备都难以找到。常乾坤却认为，设备不足不等于可以放弃训练。
延安时期的航空教育，更多依靠课堂、图表和理论讲解。学员先学习空气动力学、飞机构造、气象知识和飞行原理，反复进行地面模拟。有人觉得这种训练离真正飞行太远，常乾坤便说：“飞机会有的，先把本领学会。”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人民空军建设的重要基础。换句话说，人民空军并不是在飞机大量到位之后才开始培养人才，而是在条件最困难的时候，先把人才梯队搭了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乾坤奉命前往东北筹建航空学校。临行前，周恩来曾勉励他们要多动脑筋。东北留下的航空器材并不完整，许多设备已经被拆卸、转移，剩下的东西杂乱不堪，有些甚至只能算作废旧物资。
但在航空人员眼中，破旧设备也有价值。能修的修，能拆的拆，能够辨认的零件就登记保存。东北航空学校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恢复起来，后来人民空军的一批骨干，也由此得到训练。
另一个难题来自日军投降后的航空人员。辽阳一带曾有日本航空部队人员，其中包括飞行员和机械技术人员。有人主张直接处理，常乾坤却看到了另一层价值：这些人掌握飞行、维修和航空管理经验，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当时最缺少的东西。
经过谈判，部分日本航空人员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代表人物林弥一郎也参与了相关工作。常乾坤提出优待和保障生活，条件成熟后允许他们回国。
一些干部对此不理解，甚至质疑为什么要给投降人员较好的伙食。常乾坤解释得很直接：“我们缺的是技术，不是粮食上的意气。”
这件事并不意味着忘记战争伤痛，而是把敌人的技术力量转化为建设自己的条件。东北航空学校后来能够较快形成教学、维修和飞行训练体系，与这批人员的帮助有一定关系，更离不开中国方面工作人员的组织和改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常乾坤担任空军领导职务，分管训练等工作。人民空军刚刚建立，面对的并非只有飞机数量问题，更有指挥体系、飞行标准、后勤维修和人才培养等一整套新课题。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空军在实战中迅速成长。常乾坤参与了空军建设、训练和作战组织工作，推动部队在实战中积累经验。那时的空军还很年轻，却必须在高强度空战环境中完成从训练部队到作战力量的转变。
1955年授衔时，常乾坤被授予中将军衔。有人认为他的红军时期资历不算突出，抗战期间也没有长期在陆地战场任职，但评价一名航空将领，不能只看传统履历。创建航空教育体系、培养飞行人才、筹建东北航空力量，这些工作同样是军事贡献。
1973年5月20日，常乾坤因病逝世。关于开国大典前的那场空袭传闻，最终没有变成事实；但在那段空军力量尚显单薄的岁月里，真正让北平天空有底气的，不是一句豪言，而是常乾坤等人多年积累下来的训练、技术和组织能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