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0日清晨，河北唐山一处河滩上，解放军和附近村民围住了一架受损的运输机。驾驶舱里，飞行员头部受伤，已经昏迷。战士们把他抬下飞机，送往开滦煤矿医院救治。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迫降并非普通事故，而是一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冒险投奔解放区的行动。
飞机安全检查时，现场人员又发现了异常。机舱中装着数量惊人的银元，重量达到数吨。飞行员杨宝庆醒来后，确认自己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神情并没有惊恐，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批银元从何而来，杨宝庆事先并不知情。他只知道，自己驾驶的是一架从西安起飞的运输机，原本准备飞往北平。因为没有完整航图，加上云层遮挡，飞机偏离航线。连续飞行近3小时后，他发现下方是唐山，而不是预定目的地，油料也即将耗尽，只能选择河滩迫降。
真正让人关注的，是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驾机离开。
杨宝庆1923年出生于河北曲阳农民家庭。童年时期，他见过父母和乡亲们怎样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也见过地主盘剥和战乱带来的饥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家乡遭到战火波及，杨家被迫逃往河南。
生活虽然艰苦，杨宝庆却得到继续读书的机会。1941年，他从国立第一中学毕业。那个年代，读书并不只是谋一份职业，对许多青年而言，也意味着寻找救国道路。杨宝庆原本想报考成都陆军军官学校，遭到亲属反对后，仍独自前往四川。
机会出现在1942年底。空军军官学校招生，他转而选择航空报国，成为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学员。之后，他赴印度拉赫尔学校学习，又与同学前往美国接受飞行训练。1944年初回国后，他被编入重庆中美混合团，驾驶B25轰炸机参加对日作战。
抗战胜利后，杨宝庆以为终于可以回乡与亲人团聚，现实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国民党很快发动内战，他被调入空运大队，驾驶C47运输机向东北运送兵员和物资。昔日的报国理想，逐渐被消耗在内战运输任务中。
1946年，杨宝庆调往北平工作，并与女大学生刘毓璞结婚。成家之后，他只想过安稳日子。可是到了1948年10月，国民党方面把许多飞行员的家属送往台湾，以“保护家属”为名进行控制。杨宝庆的妻儿也受到牵连，孩子还因水土不服住院。
这件事使他的顾虑变成了愤怒。人在机场，心却始终牵挂着家人。一次在西安执行任务时，他与姐夫、飞行员赵景连见面，终于说出了想要起义的打算。
赵景连没有劝阻，只说：“真决定了，就找机会飞出去。”杨宝庆担心妻儿受牵连，赵景连便承诺设法照应家属。临行动前，杨宝庆把积蓄交给姐夫：“成功了，想办法救他们；我若出事，这笔钱留给妻儿。”
1949年2月19日深夜，西安机场戒备森严。杨宝庆在赵景连帮助下进入机场，找到一架C46运输机。他藏在机腹下，拆去机翼上的夹板和蒙布，又取下起落架轮挡。面对机舱门锁，他几次紧张得无法下手，调整情绪后才成功进入驾驶舱。
飞机仪表正常，油量也足够单程飞行。凌晨2时左右，机场警戒出现间隙，发动机轰鸣声骤然响起。哨兵发现异常时，飞机已经冲上夜空。没有精确航图的杨宝庆，只能凭大致方向飞行，最终偏航至唐山。
迫降后，他被送进医院。清醒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飞机，也不是追问银元，而是给妻子发电报，询问孩子病情。电报从北平发出，刘毓璞很快明白丈夫已经起义成功。她带着孩子和侄子辗转前往济南解放区，随后与杨宝庆团聚。
有人曾对他说，那批银元如果认作个人财物，也未必有人能够查清。杨宝庆回答得很直接：“银元不是我的，飞机也不是我的。”这句话并非漂亮话，而是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
1949年3月，刘善本来到济南，告知杨宝庆夫妇，两人将被安排参加人民空军建设。6月，杨宝庆前往东北，在齐齐哈尔空军航校担任飞行教员。新中国成立前，人民空军尚在创建阶段，既缺飞机，也缺少有实战经验的飞行人员，他的技术因此得到重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飞行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杨宝庆参加了预演和正式飞行。此后，他被任命为专机飞行员，承担重要飞行任务，并参与培养新中国早期飞行人员和女飞行员。
1956年，杨宝庆结束飞行生涯，转业到四川工作。1985年退休后，他享受正厅级待遇。早年的那次迫降，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也让一个曾经在旧空军中服役的飞行员，转入了人民空军建设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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