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年间，长安城外，白居易写下《卖炭翁》时，真正牵动诗中老人的，不只是车上那一千多斤木炭，更是这批炭能不能换成过冬的钱。对许多百姓而言，炭火不是享受，而是活命的本钱。
不过，“宋朝以前完全没有棉花”并不准确。棉花早已从西域、南方等地传入，只是种植范围有限，加工技术也不成熟，棉布和棉絮远没有普及。普通人冬天穿不起棉衣，盖不上棉被，才是当时更普遍的情形。
古代寒冷究竟有多难熬，不能简单用“零下几十度”一概而论。中国疆域辽阔，北方、关中、江南的气候差别很大。可在缺少玻璃窗、密封门和现代燃料的条件下，即使不是极端低温，寒风钻进屋里，也足以让人彻夜难眠。
住处是第一道防线。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知道在室内设置火塘、燎炉。秦汉以后，宫室和高等级建筑中出现了壁炉、火墙一类设施。咸阳宫遗址发现过与取暖、烧炭有关的炉灶和烟道遗迹，热气沿墙体传导，既能升温，也能把烟排到室外。
皇宫里的御寒条件，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汉代宫殿使用炭火、毛毯、皮褥，墙面还可能涂抹掺有花椒的泥料。后世所谓“椒房”，既有宫殿名称的含义，也包含利用厚泥墙减少寒气侵入的经验。
有意思的是，花椒在当时不是寻常调味品，而是较为珍贵的香料。把花椒和泥涂在墙上，既能增加香气，也被认为具有防潮作用。这样的房屋当然不是百姓住得起的，能烧足炭火，已经算是富裕人家。
普通人更依赖火盆。
泥盆、陶盆里放上柴火或木炭，家人围坐在旁边，手脚轮流靠近火焰。炭火烧得久，烟相对少，却价格不低；柴火虽然容易取得，但湿柴烟大，烧起来也不耐久。白居易笔下卖炭翁的辛苦，正说明燃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生计。
唐代官员获得俸禄，有时还包括柴薪等实物或折钱补助。“薪水”一词中的“薪”，原本就和柴薪有关。对贫苦百姓来说，冬天烧掉的每一捆柴，都要计算着用，火不能随便旺起来。
北方百姓后来摸索出了更适合日常生活的火炕。炉灶燃烧时，热气经过炕下的通道，把炕面和部分墙体烘热。做饭、睡觉、待客，都围绕这一方热炕展开。火炕在辽金时期逐渐成熟，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而是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
南方没有普遍使用火炕的条件，御寒办法便更分散。室内烧火盆，睡觉时多铺稻草、芦席，门窗处用布帘遮挡。富裕之家会添置皮褥、毛毯，平民则尽量把床铺垫厚，以减少地面的寒气。
衣服和被褥的填充物，也体现着贫富差距。
贵族可以穿狐裘、羊裘、貂裘，普通人主要依靠麻布、葛布和粗布。衣服夹层里塞入麻絮、芦花、柳絮，甚至茅草、破旧布头。这样的衣物谈不上轻便，洗涤也麻烦，却比单层布衣多了一点挡风能力。
杜甫诗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并不是夸张的文学姿态。被子用久以后，里面的填充物结块、受潮，布面也会变硬。人躺进去，身下冰冷，身上又透风，所谓“被窝暖身”，对许多人只是愿望。
有钱人还会使用手炉。它体积不大，炉内放炭灰或余炭，可以捧在手中，出门时尤其方便。唐宋时期，手炉的形制和材质逐渐丰富，铜、铁等金属制品常见于富贵之家，炉内还会放入香料。
宋代以后，脚炉和汤婆子更受欢迎。汤婆子多用铜或锡制成，灌入热水后封紧，再套上布袋，夜里放进被窝。黄庭坚诗中称其为“脚婆”，可见这种器物已经进入文人日常。它不需要持续烧炭，安全性也比火盆好一些。
纸也曾被拿来御寒。
南宋时期，藤皮、楮皮等材料制成的厚纸，可以加工成纸被、纸衣。陆游收到朱熹所赠纸被后，写诗称其“白于狐腋，软于棉”，这里的纸并非普通书写用纸，而是经过捶打、复合处理的特殊材料。对文人来说，这是新奇物件；对贫民而言，仍然不是随手可得的用品。
更常见的办法，是把厚纸缝入衣服夹层，或者和麻絮、芦花混合使用。纸裘挡风效果不错，成本也可能低于皮毛，但耐湿性有限，遇到雨雪便容易损坏。南宋部分地区曾制作、发放纸衣，却不能改变多数人冬衣不足的现实。
冬至以后，民间还流行“九九消寒图”。人们画梅花或写九个字，每过一天涂染一笔，用来计算八十一天的寒冬。这不是取暖技术，却说明漫长冬季在生活中具有清晰而沉重的存在感。
改变真正发生在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逐渐推广之后。宋元之际，黄道婆改进纺织工具和工艺，推动了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业。到了明代，朱元璋推行种棉政策，棉布产量扩大，棉衣、棉被才逐步从少数人的用品变成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御寒物。
在那之前，一家人能否安稳过冬，往往取决于几捆柴、一盆炭、一床没有漏风的旧被，以及屋里有没有一面被火烘热的墙。寒夜里，炉火渐弱，炕面仍存着余温，门外的风声便显得格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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