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山东济南城外，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担负阻击任务。城内是王耀武集团，城外还有国民党援军，十纵既要挡住援兵，又要承受敌军猛烈反扑。这样的任务，谁都知道不好打。

宋时轮不是没有意见。

他与粟裕同为1907年出生，红军时期便已是高级指挥员。论革命资历、部队经历和个人性格，宋时轮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对粟裕唯命是从。粟裕后来成为华野主要军事指挥者，在宋时轮看来，既有中央任用的因素，也有战场表现的因素，却未必意味着对方在所有问题上都高于自己。

这层心理差异，早在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初便埋下了。

1947年，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华东野战军正式组成。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实际承担了大量战役筹划工作。粟裕善于捕捉战机，常把部队放到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宋时轮则更重视阵地、火力和部队承受能力。

一个敢于出奇，一个强调稳扎。

两种风格放在同一支军队里，碰撞几乎不可避免。豫东战役中，第十纵队承担了艰苦的阻击任务，部队伤亡较大。宋时轮完成任务，却对这种高强度调动颇有看法。他并非畏战，而是认为指挥员不能只看战役目标，还必须计算部队还能承受多少损失。

关于济南战役期间宋时轮“拍桌子拒绝命令”的说法，流传很广，但具体细节在不同回忆材料中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定的是，第十纵队在济南战役中承担了重要阻击任务，战斗十分激烈，宋时轮对部署存在强烈意见，也曾因部队损耗问题表达不满。

这并不等于他没有执行任务。

军人的争论，常常发生在地图前；真正到了战场上，仍要把命令变成行动。宋时轮最终率部完成了阻援任务，牵制了国民党援军，为华野攻济创造了条件。战后，粟裕并没有简单地把他视为“难以驾驭的部下”，反而肯定了第十纵队的作战表现。

有意思的是，粟裕越信任宋时轮，宋时轮心里的疙瘩有时反而越明显。

淮海战役打响后，第十纵队继续被放在关键方向。1948年11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被围于碾庄地区，国民党军多路援兵试图突破。华野各部承担的任务不同，有的负责主攻，有的负责穿插，有的负责阻援。宋时轮的部队不在最显眼的主攻位置，却被摆在了极其危险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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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清楚，阻援部队往往不容易被宣传，却最考验指挥能力。一旦挡不住，主力围歼就可能受到影响；挡住了，功劳又未必完全落到自己头上。第十纵队在战斗中顽强抗击，完成了牵制任务。粟裕后来多次肯定这支部队，正是因为他知道，外围战场的每一寸阵地都不是轻松得来的。

两人的关系，也由此出现微妙变化。

宋时轮仍然不喜欢粟裕过于冒险的用兵方式，但开始承认，这种大胆并非鲁莽，而是建立在对敌情、地形和部队状态的综合判断上。粟裕也明白，宋时轮的“顶撞”不全是个人情绪，背后有一名纵队指挥员对官兵伤亡的责任感。

所以，所谓“一生不服”，不能简单理解成两人彼此敌对。

宋时轮不服的，是粟裕某些部署和处事方式；他真正佩服的，则是粟裕在复杂战局中迅速作出判断的能力。粟裕也没有因为宋时轮性格强硬，就把他排除在重要任务之外。恰恰相反，越是危险的方向，越需要这种能扛住压力的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又在军事工作中有过交集。战争结束，过去那种凭地图和电报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让位于军队建设、院校教育和制度管理。性格上的差别并没有消失，宋时轮依旧直率强硬，粟裕依旧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问题上。

到了晚年，宋时轮谈到粟裕时，仍会说对方“有让人看不惯的地方”。这类话听起来不客气，却未必是贬低。老将之间最难得的评价，往往不是一味赞美，而是承认对方有缺点，同时承认对方不可替代。

粟裕198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宋时轮比他晚去世七年。此后，宋时轮在不同场合肯定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贡献，反对用片面结论评价这位老战友。对他而言，这既是为粟裕说话，也是在为那段共同经历留下一个更接近事实的判断。

战场上，两人争的是部署；战场下，争的是原则。宋时轮始终没有变成一个对粟裕逢迎附和的人，粟裕也没有要求部下必须消除个性。正因为彼此都硬，反而形成了少见的信任：可以争，可以怨，但到了关键时刻，仍把最难的任务交给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