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的新闻，让我想起另外两位运动员。
2002年，王治郅结束NBA赛季以后，希望留在美国参加夏季联赛。
今天看NBA的人都知道，对一个正在联盟边缘争取合同的球员来说，夏季联赛绝不是什么“旅游观光”。那可能直接决定他下一年还有没有NBA合同。但中国篮协要求他回国参加国家队训练、世锦赛和亚运会。王治郅曾经希望直接在美国与国家队会合参加世锦赛，但不愿按照篮协要求回国集训并承诺参加亚运会，仍被拒绝。
双方最终谈崩。
当时篮协发公开文件把他开除出国家队时，理由包括：“只重个人利益”“无视组织纪律”“无视国家利益”“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爱国精神”。
一个本来是职业球员的发展和国家队赛事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你爱不爱国？
姚明后来同样遇到过这种事情。
2003年亚锦赛前，姚明被国家队召回长达20周，其间全国各地打了9场表演赛。
姚明后来自己回忆：“那些比赛对我们毫无帮助，只是为了挣钱。”
他还说自己非常疲惫。
NBA本身已经有82场常规赛，再加季后赛。一个2米26、体重超过140公斤的大个子，每年夏天还长期参加国家队训练和比赛，他的身体事实上几乎没有完整休赛期。
姚明就是被篮协活活用废的，他的职业生涯早早结束，与此不无关系。
官职提供的是制度权力，不是道德信用。
一个人一旦进入行政体系，他获得的是审批、处分、资源配置、组织动员这些权力，但这些权力本身并不能证明他的判断更正确，更不能证明他的利益天然等于“公共利益”。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一种很深的心理惯性：权力越大的人，似乎天然越代表集体；而和权力发生冲突的个人，则天然需要先证明自己不是自私。
有人说刘翔担任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却十几年不上班，这是“吃空饷”。
这个说法基本站不住。
2011年刘翔当选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时，体育局就公开解释过：刘翔仍然属于运动员事业编制，并不是公务员，没有行政级别。体育局团委当时有5名副书记，除了专职副书记之外，其余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团委副书记只是兼职。
记者甚至专门问过刘翔要不要坐班。
体育局的回答很直接：“他不坐班的。”
2015年4月7日，刘翔自己公开宣布：“从今天起，我将结束我的职业运动生涯，正式退役。”
国家体育总局官网报道了这件事。
一个多月后，5月17日晚，上海体育场还为他举行了正式退役仪式。国家田管中心、上海方面、昔日对手和教练都参加了。
2007年的《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优秀运动员停止训练后，应当给予不超过一年的职业转换过渡期。
现在我们知道了，刘翔的职业转换拖了十一年。
行政机构也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官员同样有升迁激励、部门利益、预算利益、赛事利益、个人利益，甚至腐败利益。
当年的上海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后来因为受贿获刑，就是现成的例子：一个人昨天可以用“体育事业”“国家荣誉”要求运动员服从，明天也可能因为自己的私利站上被告席。
运动员要证明自己不是自私，权力我却很少见到被要求证明自己无私。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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