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建国，那年我三十五岁，在我们县城开着一辆厢式货车，给人拉货送货，一个月挣个四五千块钱。
日子不算富裕，但也饿不着。
我媳妇叫周秀梅，跟我同岁，师范毕业的，在县里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我俩结婚八年，没孩子，感情一直挺好的。她性子温和，说话轻声细语，从不跟我红脸。我脾气急，她也总能让着我。
我们俩住在县城东边一个老旧小区里，两室一厅，六十来平米。房子不大，但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还养了几盆花。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下去了。
谁知道六年前的一天晚上，她突然跟我说：“建国，我想去支教。”
我当时正在吃饭，筷子停在半空中：“去哪儿支教？”
“新疆。”她说，“有个援疆支教的项目，要去三年。学校在招人，我想报名。”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新疆？那么远？”
“不远，现在交通方便，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她给我碗里夹了一块肉，“而且那边缺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想去看看。”
我问她去多久，她说项目是三年期的，但也可以续签。
三年。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但我了解她。她从小就有个教师梦，当年高考填志愿，五个志愿全是师范。毕业以后在县小学教书，一干就是好几年，从来没喊过累。她总说，当老师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能看到孩子们一点点进步。
去新疆支教，对她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头：“行，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她眼圈一下就红了，握着我的手说：“建国，谢谢你。”
出发那天，我去火车站送她。
她背着一个大背包，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站在候车大厅里，冲我笑：“等我回来，我给你做你最爱的红烧肉。”
我说：“好，我等着。”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趴在窗户上朝我挥手，一直到火车消失在视线尽头，我才转身往回走。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别，就是六年。
刚开始那半年，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
她在新疆一个叫阿克苏的地方，在一个村小教书。她说那里的孩子特别淳朴，有的学生家离学校十几公里，每天早上五点就得起床走路来上学。她说那里的天特别蓝，晚上的星星特别亮。她说她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同事们都很照顾她。
我听她说着那些事，心里既心疼又欣慰。心疼她吃苦，欣慰她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每次挂电话之前，她都会说：“建国，你在家好好的，等我回去。”
我说：“你放心，家里一切都好。”
那段时间，我每个月给她打一千块钱，让她在那边别亏待自己。她总说不用，说支教有补贴，够花了。但我还是坚持打，我说你一个女的在那么远的地方，身上多点钱，我心里踏实。
她爸妈那边，我也隔三差五去看看。老爷子身体不好，有高血压，我每个月带他去量一次血压，药吃完了就去医院给他开。老太太逢人就夸我这个女婿好，说我比亲儿子还贴心。
我妈那边也是她在操心。我妈有风湿，一到阴天下雨就腿疼。她走之前特意给我妈买了护膝和膏药，还叮嘱我记得定期带我妈去理疗。
两边老人都说，秀梅是个好媳妇。
头两年，日子就这么过着。虽然两地分居，但心里有盼头，也就不觉得苦。
到了第三年，她支教期满，按理说该回来了。
我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收拾屋子，换了新窗帘，买了新床单，冰箱里塞满她爱吃的菜。我想着她回来那天，去车站接她，然后带她去下馆子，好好吃一顿。
结果她打电话来说：“建国，我想再续两年。”
我问为什么。
她说这边学校实在缺老师，她带的那个班马上就要升六年级了，孩子们跟她感情很深，她不忍心半路丢下他们。她说等把这届学生送到毕业，她就回来。
我能说什么呢？
我说：“行，那你注意身体。”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失落的。三年了，我盼了三年，结果还要再等两年。但转念一想，她是在做好事，在帮助那些孩子，我应该支持她。
从那以后，她的电话就渐渐少了。
以前一周三四次，后来变成一周一次，再后来半个月才打一次。每次打过来，也都是匆匆说几句就挂。
我问她是不是太累了，她说山区信号不好，有时候想打电话还得爬到山顶上去找信号。又说学校里事情多，备课、改作业、家访，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
我说那你注意休息，别太拼了。
她说知道了，然后就挂了。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翻翻她的朋友圈，发现她已经很久没更新了。以前的照片也都删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条转发的工作动态。
我给她留言，她也不怎么回。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又告诉自己，她在那边确实不容易，我应该体谅她。
第四年、第五年，就这么过去了。
那两年里，我把我能做的都做了。上班挣钱，照顾两边老人，逢年过节替她去亲戚家走动。她弟弟结婚，我帮着张罗酒席。她爸住院，我在病床边守了三天三夜。
亲戚朋友们都说，建国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我只是笑笑，说应该的。
其实我心里也有委屈，但从来不说。我怕说了，她会觉得我在抱怨，会觉得我不支持她。
到了第六年，她终于说快回来了。
她说这学期结束，她就正式结束支教，回来以后就不走了，好好陪我过日子。
我高兴坏了，又开始张罗着收拾屋子。这一次我不仅换了家具，还把厨房重新装修了一遍，因为她喜欢做饭，我想要一个让她满意的厨房。
我甚至还报了烹饪班，学了几道菜，想着等她回来做给她吃。
可是学期结束了，她没回来。
我打电话问她，她说学校还有些收尾工作，可能要再等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过去了，她又说手续还没办完。
再打电话，她就不接了。发微信，也不回。隔几天才回一句：“在忙，回头跟你说。”
我心里那股不安，越来越强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起她走之前在火车站冲我笑的样子，一会儿想起她最近电话里越来越冷淡的语气。
我翻身坐起来，拿手机查了一下飞新疆的机票。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单位请假。老板问我什么事，我说去接我媳妇。老板说行，去吧，路上小心。
我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银行卡和身份证，直奔机场。
飞机飞了四个多小时，到了阿克苏。
下了飞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打了个车，跟司机说去那个村小。司机是个维族大哥，汉语说得不太利索，但人很热情，一路上给我介绍沿途的风光。
车开了将近两个小时，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颠簸。两边是大片的棉田和果园，偶尔能看到几个骑摩托车的当地人。
到了学校门口，我下车一看，心凉了半截。
学校不大，就一排平房，操场是土地面的，篮球架锈迹斑斑。大门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子，写着“XX乡中心小学”。
我走进校门，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戴着眼镜，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你好，请问你找谁？”他问我。
“你好，我找周秀梅。”我说，“她是这里的支教老师。”
那人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丈夫。”
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奇怪，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很简陋，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满了学生的画和奖状。
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我对面，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
“那个……”他终于开口了，“周秀梅……她三年前就已经结束支教，回城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被人狠狠敲了一棍子。
“你说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三年前，她支教期满就走了。”校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她走的时候还跟我们吃了顿饭，大家都挺舍不得她的。”
我整个人都傻了。
三年前。
也就是说，这三年来，她一直在骗我。
她根本没有在新疆支教。她早就回去了。可是她去了哪里？她为什么要骗我？
我拿出手机，翻出她的微信，指着上面的聊天记录给校长看：“可是她一直在跟我联系啊，她说她还在新疆，说信号不好，说工作忙……”
校长看了看手机屏幕，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骗你。但她确实三年前就走了。你可以去问问教育局，应该有她的备案记录。”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过了好半天，我才缓过神来。我给教育局打了个电话，查了她的备案记录。对方告诉我，周秀梅的支教工作在三年期满了之后就结束了，档案显示她已于三年前离开了当地。
挂掉电话，我靠在椅子上，浑身发冷。
三年前。
她三年前就走了。可这三年来，她一直在跟我保持联系。她还在电话里跟我说新疆的事，说那些学生，说那边的天气，说学校的变化。
全都是假的。
全都是编出来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学校的。只记得太阳很大，晒得我头晕眼花。我站在学校门口的马路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后来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给她的手机打电话。
打了好几遍，她才接。
“喂？”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秀梅，我现在在阿克苏。”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到你们学校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校长说你三年前就走了。”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你在哪？”我问她。
她没说话。
“你到底在哪？”我的声音开始发抖。
“建国……”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小，“对不起。”
“我不要你对不起。”我说，“我只想知道你在哪。”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在省城。”
省城。
离我们县城三百公里。
她就在省城。离我只有三百公里。可她却告诉我她在新疆，在几千公里之外。
“你为什么骗我？”我问她。
她不说话。
“你说话啊！”我吼了出来。
旅馆前台的大姐探头看了我一眼，我压低了声音：“秀梅，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她哭了。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好久，然后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一切。
原来，她去支教的第二年，认识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也是支教的志愿者，比她大三岁，离异，在一家公司做项目经理。两个人一起工作，慢慢产生了感情。
支教期满之后，她没有回来。她跟着那个男人去了省城，在他公司附近租了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她没有提离婚，也不敢告诉我真相。她怕我受不了，怕家里人知道，怕所有的亲戚朋友指责她。所以她选择了隐瞒，一边继续扮演着远在新疆支教的妻子，一边跟另一个男人过着日子。
她每隔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编一些新疆的事。她说那些话的时候，心里也很痛苦，但她就是不敢说出来。
“建国，我对不起你。”她哭着说，“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不敢告诉你……”
我听着她的话，感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来。
六年。
我等了她六年。
六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她。我挣钱养家，照顾老人，替她尽孝。我拒绝了所有朋友的聚会邀请，因为我觉得一个有妇之夫不该在外面瞎混。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看一眼她的照片，告诉自己快了，她就要回来了。
可这一切，都是一场笑话。
她在省城，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而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家里等了六年。
“你现在在哪？”我问她。
“我在家……不，我在租的房子。”她改了口。
“那个男人呢？”
“……也在。”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她。
她又哭了：“我不知道……建国，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冷笑了一声，“你骗了我三年，你现在告诉我你不知道？”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了。”我说，“我不想听。”
我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小旅馆的床上，一夜没睡。
我想了很多事。
想起了我们结婚那天，她穿着红裙子，笑得特别好看。想起了她走之前在火车站说的那句话：“等我回来，我给你做你最爱的红烧肉。”想起了这几年每次通电话，她匆匆忙忙挂断的声音。
原来那些匆忙，不是因为忙，是因为她心虚。
原来那些信号不好，不是因为山区偏僻，是因为她根本没在山区。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第二天一早，我退了房，坐车去了省城。
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去。我只是想亲眼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到了省城，我按照之前查到的地址，找到了她租房的小区。那是一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环境很好，楼下有花园和儿童游乐设施。
我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她和那个男人一起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我没见过的连衣裙，烫了卷发，化着淡妆，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洋气了很多。那个男人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两个人并肩走着，有说有笑的，看起来很般配。
他们上了一辆白色的SUV，开车走了。
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路口，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她过得很好。
她离开我以后，过得很好。
而我呢？我守着一个空荡荡的家，守着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承诺，守了六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生气，不是恨，就是一种深深的疲惫。
我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找到她的号码。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了过去。
“喂？”她接了。
“我看见你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什么？”
“我在你小区门口。”我说，“我看见你和那个人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建国……”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明天回去。”我说，“回去以后，我会把离婚协议准备好。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签个字。”
“建国……”
“你放心，我不会闹。不会告诉你爸妈，不会告诉你单位，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做了什么。”我说，“但这段婚姻，到此为止了。”
“建国，我真的……”
“别说了。”我打断了她，“秀梅，六年了。我等了你六年。这六年里，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你呢？”
她不说话了。
“就这样吧。”我说，“你保重。”
我挂了电话，转身走向车站。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脑子里反反复复只有一个念头——
最伤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离开，而是长久的欺骗。
她明明可以直接告诉我，不爱了，想离婚了。那样的话，我或许会难过，但不会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可她偏偏选择了一种最残忍的方式。
让我等，让我盼，让我一个人在原地守着一场永远不会兑现的约定。
回到家以后，我去了律师事务所，找律师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
财产方面，我没争。房子是我们婚前买的，我主动放弃了。存款一人一半。我没有要求任何赔偿，也没有追究任何责任。
我只是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协议写好以后，我给她寄了一份。她收到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建国，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房子你也不要？”
“不要了。”
“那你住哪？”
“我租房子住。”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对不起。”
我没说话。
“我知道说对不起没用。”她哽咽着说，“但我还是要说。建国，你是个好人，是我对不起你。”
“好人？”我苦笑了一声，“好人有什么用？好人就该被骗六年吗？”
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没再说什么，挂了电话。
一个星期以后，她回来签了字。
我们在民政局门口见的面。她一个人来的，穿着那件我没见过的连衣裙，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
我递给她一支笔，指了指签字的地方。
她拿起笔，手在发抖。
“建国，你真的不恨我吗？”她问。
“恨有什么用？”我说，“恨你，你能回来吗？恨你，这六年就能重来吗？”
她低下了头。
“签吧。”我说。
她签了字。
我也签了字。
工作人员盖了章，递给我们一人一本离婚证。
我接过离婚证，看都没看，揣进口袋里，转身就走。
“建国！”她在身后喊我。
我停住了脚步，但没有回头。
“你……你以后好好的。”她说。
我笑了笑，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走出民政局的大门，外面阳光很好。我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看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六年的等待，就这么结束了。
没有争吵，没有撕扯，没有歇斯底里。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一张纸上签了字，然后各奔东西。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我妈。
我妈听完，愣了半天，然后抹了一把眼泪：“建国，你傻啊，你等她六年，她就这么对你？”
我说：“妈，别说了。”
“你这孩子，就是太实在了。”我妈拍着大腿，“你对她那么好，她怎么能这样呢？”
“妈，别说了。”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妈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其实我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
这六年，我做错了吗？我对她太好了吗？我太相信她了吗？
也许吧。
可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会这么做。因为那就是我，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不出虚情假意的事。
我只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个不值得我等的人。
后来，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和那个男人结婚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她爸妈一开始很生气，骂她不知好歹，但后来也慢慢接受了。毕竟是自己闺女，总不能断绝关系吧。
而我的生活，也慢慢回到了正轨。
我还是开着那辆厢式货车，给人拉货送货。下班以后，有时候去我妈那儿吃顿饭，有时候跟朋友喝两杯。日子平淡，但也踏实。
只是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她。
想起她走之前说的那句话：“等我回来，我给你做你最爱的红烧肉。”
然后我就会苦笑一声，翻个身，继续睡觉。
后来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建国，你还相信爱情吗？”
我想了想，说：“信。”
“为啥？被坑成这样还信？”
“因为骗我的是她，不是爱情。”我说，“她做错了事，不代表爱情本身就是错的。”
朋友愣了一下，然后竖起大拇指：“建国，你这格局可以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是格局大，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怨恨的人。
怨恨太累了。
我已经累了六年了，不想再累了。
现在我只想好好活着，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至于未来会怎样，谁知道呢？
反正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
不管爱谁，先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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