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京城，嘉庆帝下令查办和珅，已经79岁的刘墉奉命参与审理。这时的刘墉鬓发皆白，却不是旁观者，而是朝廷中少数能够压住场面、又熟悉内外政务的老臣。
和珅被赐自尽后，刘墉的处境明显改变。此前，他虽然身居高位，却长期受到牵制，几次升降都带着谨慎意味。嘉庆亲政，旧日权臣倒台，刘墉终于不必再处处避让，晚年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出现转折。
刘墉出生于山东诸城刘氏。这个家族并非普通士绅之家，曾祖刘必显是顺治九年进士，祖父刘棨在康熙年间做到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更是乾隆朝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
刘统勋去世时，乾隆曾亲临祭奠，并赐谥“文正”，称其为“真宰相”。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刘墉接受的自然是完整的经学和仕宦训练。但家世能提供起点，却不能保证仕途平坦。
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刘墉凭父亲的恩荫取得举人资格，参加会试、殿试，考中二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民间常说他原本可能是状元，后来因相貌或出身被压低名次，这些说法缺乏可靠依据，不能当作史实。
真正影响刘墉仕途的，是他后来屡次卷入政治责任。乾隆二十年，刘统勋因办理军务获罪，刘墉受到牵连，第一次被降为翰林院编修。父子虽获宽免，但刘墉没有立即恢复原职，只能重新从较低职位做起。
这件事说明，清代官场中的“父子同朝”并不只有便利。父亲权重，儿子可以得到机会，也可能在风波中一并承担压力。刘墉后来的升迁和贬黜，都摆脱不了这层背景。
乾隆三十一年，刘墉任冀宁道。阳曲县令亏空库银后，他因失察受到追究，被发往军中效力。这是第二次重大挫折。乾隆三十四年，刘墉重新起用，出任江宁知府，后来又任陕西按察使、内阁学士，并进入南书房。
在地方任职期间，刘墉留下的形象与戏曲中的“罗锅宰相”相差很远。他处理钱粮、狱讼和地方事务，重视按规矩办事。官员办案不能只看身份，库银也不能靠账面上的数字糊弄过去，这种作风使他在地方上获得了较好的声誉。
有意思的是，刘墉与和珅并不是影视剧中那种随时针锋相对的对手。和珅得到乾隆宠信后，地位迅速上升；刘墉虽为重臣，却始终不是皇帝最倚重的近臣。两人的权力基础不同，刘墉更像谨慎持重的老资格官员，和珅则掌握着更直接的行政与人事影响力。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被弹劾。国泰牵涉库银亏空，且与和珅存在姻亲关系，案件因此格外敏感。乾隆派和珅、刘墉等人前往山东查办，表面看是让不同关系的人共同办案，实际上也在观察谁敢于把事情查到底。
查验过程中，刘墉没有停留在案卷上，而是抽查各地库房。库银成色不一、数目对不上，表面补齐的亏空很快露出破绽。案件最终查出山东各地公款亏缺二百余万两，国泰、于易简被赐自尽。刘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等于他从此压倒了和珅。
恰恰相反，国泰案之后，和珅仍是乾隆晚年最受信任的臣子。刘墉后来因为泄露乾隆谈话、祭孔失仪、国子监管理不严以及上书房事务疏忽等问题，接连受到处分。若按仕途起伏计算，他一生先后五次被贬，又五次重新起用。
这些处分有的属于牵连，有的属于失察，有的则是礼仪和职守上的过错。把它们全部解释成和珅暗中陷害，未免过于简单。刘墉确实可能受到权力环境影响，但史料并不能证明每一次降职都出自和珅操纵。
乾隆五十四年，刘墉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嘉庆二年，也就是1797年，他被授为体仁阁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此时刘墉已经78岁，能够在高龄入阁，既有多年资历，也说明朝廷需要这样一位熟悉政务、立场相对稳妥的老臣。
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和珅失势。嘉庆帝命刘墉参与审理和珅案，并重用王杰、朱珪、董诰等不依附和珅的官员。刘墉的地位随之上升，但这种“新生”并非意气风发，而是承担更重的收拾残局之责。
嘉庆亲政前后，河道、漕运、地方亏空等问题不断出现。刘墉曾奉命前往山东查案、勘察河道，主持典馆事务。嘉庆七年，皇帝巡幸热河，还把他留在京城主持政务。83岁的刘墉，仍被视作可以托付朝局的老臣。
1805年，刘墉去世，终年85岁。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南书房值班，夜间接待宾客。嘉庆帝赐谥“文清”，准入贤良祠。
他的仕途并不靠一次胜负决定。早年有家世之助，中年屡遭牵连，晚年又在权臣倒台后承担重任。刘墉没有成为影视作品里那个靠机锋取胜的人，却在反复升降中保住了官声，也保住了自己在清廷最后几十年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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