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终结了隋末群雄割据、政区混乱、官制崩坏的乱世格局，摒弃魏晋南北朝以来叠床架屋的三级行政乱象，继承并优化隋代州县二级体制。
一、制度溯源：革除乱世积弊，回归州县二级正轨
自魏晋以来，州‑郡‑县三级行政长期存在“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弊病；郡一级权责虚置、官吏冗滥，加重民众负担与行政成本。隋文帝统一南北后，废除郡级建制，确立州县二级制，精简官僚队伍。隋末大乱，各地军阀随意增设州县、私署官吏，行政区划碎片化，地方官体系彻底失序。
唐高祖开国之初，为安抚归降势力、快速控御疆域，一度默许增设州县、保留大量临时官职，官制乱象并未立刻消除。待到贞观年间天下安定，朝廷着手大规模省并州县、裁汰冗官，彻底清理三级制残余，稳定确立州‑县二级行政体制。贞观十三年（639），全国共358州、1551县，政区规模适中，政令流转通畅，为吏治清明打下制度基础。
二、核心架构：州、县分层治理，等级化权责与官品体系
唐初行政层级简单，州统县、县治民。朝廷依据户口多寡划分州、县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官品、僚佐员额、俸禄标准，实现政务繁简与官吏配置相匹配。
（一）州级行政：一州军政民政中枢
唐初《武德令》规定：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永徽之后标准略有调整，开元十八年才改为四万户、二万五千户的新标准，并增设辅、雄、望、紧等名号，辅雄望紧不属于唐初制度。
唐朝州县地图
1. 上州
刺史一人，从三品，总领一州民政、司法、赋役、治安。
上佐：别驾（后多改为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五品下。上佐不分管具体曹务，可辅理政务；刺史缺位时，有权代行州事，对刺史形成分权制衡。
录事参军一人，从七品上，掌文书勾检、纠察僚属、督办公务，是州府内部监察官员。
六曹参军（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各一员，从七品下，分掌人事考课、仓储财赋、户籍民政、武备镇防、刑狱断案、工程营建。
2. 中州
刺史一人，正四品上。
长史正六品上，司马正六品下。
录事参军正八品上；六曹参军正八品。
3. 下州
刺史一人，正四品下。
长史、司马正六品下。
事务简约，不设完整六曹，仅置司户、司法二曹，参军为从八品下。
录事参军从八品下。
边疆与要地设置都督府。都督多以本州刺史兼任，掌数州军事调度；民政事务仍归各州自理，军政、民政分途，意在防范地方大员拥兵自重。
（二）县级行政：国家治理的亲民根基
县是王朝直面百姓的正式行政单元。依据《武德令》，唐初全国普通县按户口分为四等：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一千户以下为下县。长安、洛阳附郭四县（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公务繁重，朝廷单独提高县令品级作为特例优待，但并未形成一套全国通行的“赤‑畿”等第体系。望、紧二等，赤、畿正式名号与整套制度定型于开元年间
唐初各县长官与佐贰官官品如下：
- 上县：县令从六品上；县丞从八品下；主簿正九品下；县尉二人，从九品上。
- 中县：县令正七品上；县丞从八品下；主簿从九品上；县尉一人，从九品下。
- 中下县：县令从七品上；县丞正九品上；主簿从九品上；县尉一人，从九品下。
- 下县：县令从七品下；县丞正九品下；主簿从九品上；县尉一人，从九品下。
县令一县之长，负责劝农、收税、审案、治安、教化；县丞为副贰；主簿掌文书、勾检账目；县尉专司捕盗、维持地方秩序。四职构成县衙核心行政班子。
（三）基层乡里：无品胥吏主导的治理末梢
州县命官之下，实行乡里制度：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里正由本地富户、丁壮充任，不属于流内品官，负责核对户籍、催征赋役、编排兵役、调解民间纠纷。乡正、里正代表朝廷伸向乡村，以很低的行政成本完成对基层社会的管控，形成“朝廷命官治州县，乡土职役理乡里”的双层治理结构。
三、监察体系：分区巡察，构筑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机制
吸取汉魏以来地方官权力膨胀、酿成割据的教训，唐初在行政体系之外另设独立监察渠道。贞观元年，依山川形便划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
唐初的“道”绝非行政区，只是监察分区，无固定治所、无常设长官。朝廷不定期派遣巡察使、安抚使、存抚使等特使巡行各道，核查官吏政绩，弹劾贪腐，复核刑狱，体察民情，直接向皇帝、御史台汇报，不受刺史干预。这套流动巡察制度，既避免增设一级行政机构造成臃肿，又持续对地方权力形成外部约束。
高宗、武后以后，巡察差遣日渐频繁；开元年间设置十五道，采访使固定化，道开始具备行政职能，州县二级制逐步向道‑州‑县三级过渡。
高宗、武周时期，巡察差遣趋于常态化；开元年间正式设立辅、雄、望、紧州；县一级确立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雍、洛、并三州升格为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原本纯粹的州县二级体制，慢慢被道‑藩镇体系侵蚀。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全面介入地方行政，唐初那套简约、集权的州县制度最终走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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