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6年，王安石死了。几个月后，司马光也死了。
这两个人是北宋新旧党争的核心人物，斗了将近二十年。
按理说，两个主角都走了，这场争论该结束了。
结果没有。
党争继续打了将近四十年，直到北宋灭亡。
争论是怎么开始的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主持推动新法；
1070年，他正式拜相。
反对的人很多，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把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几乎都站到了对立面。
最初这场争论是真实的政见之争。新法有没有问题，有，前面的文章已经聊过；反对者有没有道理，也有。这是两拨各有立场、各有理由的人之间真实的政策辩论。
但有一个细节很少被提起，司马光在《涑水记闻》批评当时的宰相班子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翻译过来：福建人奸猾，湖南湖北人轻浮，现在两个宰相都是福建人，两个副宰相都是楚地人，这帮人肯定会拉帮结派带自己老乡，天下风气怎么可能变好？
司马光说的“二相”指的是曾公亮、陈升之，两人都是福建人；
“二参政”则包括王安石。
问题在于，司马光直接用“闽人狡险”“楚人轻易”这种地域性格判断来评价政治人物，本身就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政策批评。
所以新旧党争并不是一开始就纯粹靠“政策”在争。
北宋士大夫政治里，本来就存在地域、师承、门生、亲友关系等复杂网络。
神宗死后，报复开始了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宣仁太后摄政，启用司马光。
司马光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安石的新法几乎全部废除，这个过程叫"元祐更化"，前后持续九年。
废法本身可以理解，毕竟旧党当政，推行自己的政策，这是正常的政治运作。
但废法的方式，有问题。
苏轼当时也在旧党里，但他对司马光的做法有保留意见。免役法（雇人服役）比旧法 （强迫农民服役） 其实更合理，苏轼觉得这条不该全废，应该保留好的部分。
司马光不听，全部废除。
苏轼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意思是只想着把熙宁新法全部推翻，却没有认真比较每一项政策的利弊。
旧党执政期间，大批变法派官员被罢黜、贬谪，蔡确、章惇等人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严重打击。
蔡确等人被流放到岭南新州，是北宋中期以来对宰执级官员最严厉的贬谪之一。
「北宋 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在宋真宗时期，寇准就被贬至雷州半岛 （今广东湛江）」
旧党赢了政治，失去了分寸。
旧党自己先乱了
讽刺的是，新党被赶走之后，旧党内部很快开始内讧。
得势的旧党分裂成了三派：
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代表，北方人为主，比较强硬。
洛党，以程颐兄弟为代表，理学色彩浓厚，道德标准极高，说话硬，不太好相处。
蜀党，以苏轼、苏辙为代表，四川人，文学派，相对务实。
这些名称既有地域色彩，也有政治、学术和人际网络的因素，并不是简单的“老乡会”。
三派之间的分歧，很快就超过了他们共同反对变法的那点共识。
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内讧有多荒诞。
苏轼在学士院主持馆职考试时，出了几道涉及仁宗、神宗政治得失的策题。
洛党的朱光庭等人抓住其中的措辞，认为苏轼有讥讽先帝、贬低神宗之意，于是上书弹劾。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策题案”。
一场原本围绕新法废不废、怎么治国的政治争论，到了这时候，已经开始变成“你一句话有没有暗讽先帝”的文字审判。
先帝就是当年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旧党本来就和神宗政见不合，现在却拿"对先帝不敬"来打同属旧党的苏轼。
这个逻辑，已经跟当初反对变法有没有任何关系了，纯粹是派系倾轧。
到了这一步，党争已经开始脱离最初的问题：新法到底好不好。
这件事叫"蜀洛党争"，是党争彻底从政见之争退化成意气之争的标志。
轮到旧党倒霉了
1094年，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章惇入朝主政，开始"绍述"，继承父亲神宗的事业，恢复新法。
这一轮，旧党全线遭殃。
章惇当政期间，对旧党的清洗力度，比旧党当年清洗新党更猛。
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追夺谥号 （人都死了还要算账） ，活着的旧党官员大批被贬到岭南。
但章惇和后来蔡京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区别：至少从史料记载来看，他虽然政治上对元祐党人相当强硬，却没有明显表现出利用官爵大规模私相授受、经营私人集团的作风。
（《宋史·章惇传》的评价是“惇敏识过人，然性暴虐，专权自恣”，并未像蔡京传那样大篇幅记载其贪腐和卖官行为。）
所以，章惇是一个强硬的政治斗争者，但不能简单等同于蔡京式的权臣。
这件事值得单独说，是因为他之后的接班人蔡京，给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
蔡京把党争进化了
宋徽宗即位，章惇被赶走，然后蔡京上台。
蔡京所代表的政治实践，已经和王安石当年以富国强兵、整顿财政为目标的改革逻辑有了很大距离。
他做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立"元祐党人碑"。
这块碑把司马光为首的309名旧党官员列为"奸党"，碑上有名的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甚至皇家子女都不得与名单上诸臣的后代通婚。
全国各地都要刻这块碑，刻在人来人往的地方。
苏轼的名字在上面。
苏辙的名字在上面。
几十年里为北宋鞠躬尽瘁的一批士大夫，被刻在石头上，当成了标靶，当成了后代子孙永世不得翻身的出身污点。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崇宁五年因为彗星出现，宋徽宗下诏毁碑。
但蔡京的意志力更强，还推动各地刊刻，使这份名单从朝廷内部的政治名单，变成了公开的政治污名。
学者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评价这段历史，说了一句话：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皇帝是超越党争之上的；但神宗和王安石"共定国是"之后，皇帝实际上已经和执政派联成一党，不再具有超越地位。
‘国是’即皇帝与宰相共同锁定一套不可动摇的政治路线，反对者不仅被视为政敌，更被视为‘违背国是’的罪人。”
这句话说的是一个很深的问题：皇帝一旦入场，成为某一派的后盾，政治就失去了自我纠错的可能性，因为反对执政派，就等于反对皇帝，而皇帝是不能被公开反对的。
这场党争的真正代价
新旧党争从1069年到北宋灭亡 （1127年） ，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六十年。
这六十年里，新党上台废旧法，旧党上台废新法，然后新党再上台再废，循环往复，政策朝令夕改，官员动辄被贬，普通人无所适从。
一个官员被贬，可能只是因为他和当朝宰相是不同派系的人，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只是因为他站错了队。
这种政治氛围的代价，不是某一项政策的成败，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风气被从根本上腐化，聪明人开始研究怎么站队、怎么保全自己，而不是研究怎么把事做好。
蔡京就是这种氛围培育出来的极端产物。他把党争从政见之争彻底变成了权力游戏，用忠良的贬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用"继承新法"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私利。
党争未必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却严重损耗了北宋政治体系的纠错能力。
当金军真正南下时，朝廷面对的已经不是一套能够稳定吸收不同意见、及时调整政策的政治机器，而是一个长期被党争撕裂的官僚体系。
至于靖康之变究竟为什么发生，那又是另外一篇文章了。
北宋士大夫用六十年的时间，把一场关于如何救国的讨论，变成了一场关于如何整人的游戏。
代价，由所有人来承担。
我在持续做宋朝史系列，下一篇我们聊元祐更化 ，关注不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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