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那天晚上，我妈在饭桌上宣布拆迁款全给两个姐姐。
我扒拉了两口面，没吭声。
妻子在桌子底下轻轻拍了拍我的腿，我放下筷子说好。
第二天收拾行李准备走人，刚迈出门槛，我妈的声音追了上来：“下月起，你每月给我两万五养老钱。”我回头，盯着她的眼睛看了整整十秒。
二姐的手机屏幕正好亮了一下，那个号码的备注让我笑出了声。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八百多万的分配，早就不是我妈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
01
老宅拆迁的消息传了三年，终于落了实。八百多万打到我妈账上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会。何慧琴连着发了三条微信：回来吃饭。别加班。你妈高兴。
我关了电脑，下楼买了瓶好酒。
一路上，我脑子里都是我爸走那会儿家里揭不开锅的情景。
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我妈一个人发了疯似的干活，供我念书。
我总觉得，这辈子只要让我妈过上好日子，我就对得起她了。
八百多万，够她把后半辈子过得舒舒坦坦。
到了老宅，院子里飘着排骨的香味。
大姐坐在堂屋嗑瓜子，看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一下：“哟，大忙人回来了。”二姐在厨房帮厨，探出半个脑袋冲我笑了笑。
我妈站在灶台边，围裙上沾着一块油渍，看见我回来，嗯了一声：“洗手，吃饭。”
饭桌上摆了四碗面。
两个姐姐碗里各卧着一个荷包蛋，汤头浓亮，红烧肉的油光泛得发亮。
我面前那碗是白水挂面，清汤寡水，连根葱花都没有。
我看了那碗面两秒，我妈把筷子递过来：“吃吧。”我接过筷子，没说话，默默把面搅了搅。
何慧琴坐在我旁边，用膝盖轻轻碰了碰我。
大姐的女儿才六岁，说话嗓门不小。
她夹了一筷子肉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姥姥说等钱分了要给我妈买大车！”大姐一巴掌拍在她背上：“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饭桌安静了一瞬。
我抬头看向母亲，她端着碗，连头都没抬，像没听见一样。
大姐夫端起酒杯打了个圆场：“来，煜祺，喝一杯。好久没聚了。”我碰了一下杯子，白酒下肚，喉咙烧得慌。
饭后，我帮何慧琴收拾碗筷。
母亲搬了把小板凳，坐在院里的桂花树下，望着天发呆。
我端着盘子经过时喊了她一声：“妈。”她回过神来，说：“叫你姐找时间把宅基地证的事办一办。”
“宅基地证？”我问她，“老宅的证不是早就办好了吗？”
“改一下名字的事。你姐说，拆迁那边要重走手续。”
“改谁的名字？”
“改成你姐的。手续方便，免得以后再跑腿。”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栋老宅是父亲的，父亲去世后一直挂在母亲名下。
我从不知道它还要改手续，更没听说过户主要变成大姐的名字。
我多看了母亲一眼，她把脸别了过去。
小外甥女刚才那句话又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
何慧琴在我身后轻声说：“回去跟妈好好聊聊。”
我把碗放回水池：“再说吧。”
从老宅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站在门口，佝着腰，头发被风吹起一撮，她张了张嘴，到底什么也没喊出来。
车刚开出巷子口，我踩了一脚刹车，停在路边，点了一根烟。
何慧琴说：“你妈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我把烟掐灭了：“那碗面你没看出来吗？这个家，我已经被挪出去了。”
到家后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什么也没看进去。
儿子张煜城从里屋跑出来，爬到我腿上：“爸，咱们家是不是要变成有钱人了？”我问他谁说的。
他说：“奶奶说的。奶奶说以后咱们家的钱用不完。”我摸了摸他的脑袋，让他回屋睡觉。
儿子跑走后，我关了客厅的灯，在黑暗里坐了好久。
直觉告诉我，明天会有什么事发生。
果然。
清晨六点，表哥陈荣的电话把我震醒了：“煜祺，医院的体检报告你过来取一下，有点事当面说。”我问他什么事，那头沉默了片刻：“你来了再说吧。”
我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换了双鞋下楼。
何慧琴在卧室门口探出头来，问我这么早去哪儿。
我说：“去趟镇卫生院，表哥有点事。”她顿了顿：“你妈昨天那碗面……”我摆了摆手，打断了话头。
到了卫生院，陈荣把我堵在走廊里，手里攥着一份报告，看了我半天：“兄弟，你妈这个病，不轻。”
“什么病？”
“认知障碍，中度。”他把报告递过来，“还有阿尔茨海默的迹象。去年就确诊了。”
我愣在原地，手指头攥着那份报告：“她说去年确诊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陈荣抿了抿嘴：“你妈不让说。她怕你知道以后，心里有负担。”他顿了顿，又说，“这个病，会越来越严重。到后期，人可能认不清谁是谁。”
我低头看着那份报告。
诊断日期清清楚楚写着，就在那笔拆迁款到账的三个月前。
我妈在知道自己脑子出问题的情况下，把全家的房子和钱都安排好了。
我捏着报告的手一直在抖。
02
从卫生院出来，我开着车在镇上转了两圈，脑子乱得很。
八百多万的拆迁款，我妈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全给姐姐的？
她签那份协议的时候，人清醒吗？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越想越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把车停在河边，拿起手机给大姐打了通电话。响了半天才接，电话那头嘈杂得像菜市场。大姐的声音远远飘过来：“什么事？我这买菜呢。”
“妈那份宅基地证的事，你知道吧？”
“知道，我不是跟妈说了嘛，过两天去拆办改名字。你别操心了。”
“户主改成谁？”我握着手机的手指有点发紧。
那头顿了一下：“改我名下啊。我是长女，手续方便。怎么，你有意见？”
我没吭声。
那头大姐喂了两声，见我不说话，声音抬高了：“煜祺，你一个大男人，还惦记家里那点事？你在城里上班，有房子有车，妈那点东西你跟我争什么？”
“妈那点东西？”我忍不住笑了一声，“妈那套院子加上拆迁补偿，值八百多万。你说这是那点东西？”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大姐的语气变了：“煜祺，这话就没意思了啊。咱妈想给谁，那是她的自由。再说了，这些年是谁在老家伺候妈的？是我不一直在她跟前？你在城里，除了过节回来一趟，你还干过啥？”
我想反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大姐说的没错。
这些年我确实顾得少。
上班、带孩子、还房贷，每个月就给妈汇点生活费，周末偶尔回来吃顿饭，坐一坐就走。
真论陪伴，我比不上两个姐姐。
挂了电话，我在河边蹲了很久，盯着水面发了一会儿呆。
回到家，何慧琴站在厨房给我热豆浆。
她看我的脸色不对，问：“卫生院那边怎么说？”我把报告递给她。
她翻了两页，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妈这病……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那她签那份协议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她没有把话说完。
我们俩面对面站着，谁也没说话。
第三天，我妈打来电话，说要开个家庭会。
我在电话里听了半天，她的声音听着挺正常，像什么都没发生。
到了老宅，堂屋里已经坐满了人。
大姐坐在最中间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二姐坐在旁边，手里端着一杯茶。
我妈坐在里屋的床上，见我到了，招了招手：“来，坐。”
家庭会上，我妈说得简单利索：“老宅拆迁款已经到账了。八百一十三万。我的意思呢，分成两份，给你两个姐姐一人一半。”
我坐在板凳上，愣了愣：“那我呢？”
我妈没有看我：“你是儿子，有工作有媳妇有孩子。你姐姐们不容易，一个跟你姐夫在老家种地，一个嫁过去婆家还欠着房贷。这些年她们为这个家搭进去多少，你心里没数吗？”
大姐在旁边接话：“妈说得对。煜祺，你在城里过得好好的，别跟家里争这个。”
二姐没说话，拿着纸巾擦眼角。
我坐在那里，听着她们分了那八百多万，心里像被人用钝刀子慢慢割。
我没有摔东西，也没有激动，就安安静静坐在那儿，听她们把分配方案定了下来。
临出门时我回头看了我妈一眼。
她坐在床边，背对着我。
当天下午，我在镇上找了个小饭馆，一个人点了一盘土豆丝。
吃了一半，何慧琴的电话打进来：“怎么样？”我说：“钱全给她俩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好长时间，我甚至以为她挂了，她忽然开口：“那你以后每个月还给妈汇钱吗？”
我愣了。这个问题我竟然没想到。八百多万给了姐姐们，但母亲以后的养老钱，她吃药看病的钱，谁来出？我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手却抖得夹不住。
03
那顿饭吃到最后，往嘴里送菜的时候，我觉得菜是苦的。
结完账，我没回家，鬼使神差去了趟母亲住的社区卫生院。
进去问了一圈，找到负责母亲健康档案的刘大夫，想了解她的病情。
刘大夫翻出一沓资料，压低声音：“你母亲的记忆力衰退得比较快。上个月她来做检查，连她自己的生日都记不清了。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她记得两个女儿的名字，唯独不太爱提你。”我坐在那张硬邦邦的塑料椅上，听着大夫说我妈的病情，感觉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病成这样，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我问大夫。
“你大姐说了，家里的事她们处理就行。你母亲本人也表示，不想让你操心。”
“她说不想让我操心？”
刘大夫点点头：“你母亲的原话是：‘小祺在外边打拼不容易，别拖他后腿。’”
我坐在那里好半天没站起来。
二十分钟后我从卫生院出来，秋天的太阳照在头顶上，我却觉得浑身发凉。
我拨通了陈荣的电话，问他：“我姐是不是一直在替我妈拿主意？”陈荣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你大姐不让说。你妈住院那阵子，你大姐说了，你工作忙，别给你添乱。”
“添乱？”我攥着手机，声音有点发抖，“我妈是生病了，不是摔了一跤。这么大的事，叫添乱吗？”
陈荣没回答。
挂了电话，我坐在路边一把石凳上，脑子乱成一团浆糊。
八百多万给姐姐们，或许真的是我妈自己的意思。
可我姐瞒下她生病的事，替她决定不要告诉我，这又是谁的意思？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我妈大病一场住院的时候，我竟然一次都没来过。
大姐说是她劝我不要操心，我妈也说不想拖我后腿。
可这一切，为什么我直到今天才知道？
晚上回到家里，何慧琴给我盛了一碗粥。我坐在餐桌前，看着碗里的粥发呆。她说：“要不，找个律师问问？”我抬头看她：“问什么？”
“问清楚你妈那笔拆迁款怎么分的。按法律，你有继承权。”我握着筷子的手停了：“那是妈的钱。她爱给谁给谁。我要是去争，不就成白眼狼了？”
何慧琴没再说话。她开始收拾桌子，手里的筷子抖了一下，掉在地上，弯腰去捡，捡了好久。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偷偷翻法律书。
她没跟我说，但她在查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证明自己没有处分能力，要怎么样才能推翻一份已经签了字的协议。
我连着好几天没有回过老宅。不是不想去，是怕。我怕见我姐那张理所当然的脸，怕我妈用那种“你不懂事”的眼神看我。
周末傍晚，二姐发了一条朋友圈，照片是刚提的一辆新车，白色的。
配文就两个字：“开心！”底下大姐评论：“车不错，妈给你挑的吧？”二姐回了个笑脸。
我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心里那点滋味没法形容。
那天半夜，十一岁的女儿张念忽然推开房门，探进半个脑袋：“爸，你是不是不开心？”我愣了一下，说她快去睡。
她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奶奶偷偷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坐直了：“奶奶说什么？”
“她说，对不起你。”
我愣了足足十秒钟：“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上周。我去奶奶家吃糖的时候。”
我靠在床头，盯着天花板，一晚上没合眼。
04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银行，把母亲年前办的一笔定期存款取了出来。
钱不算多，八万块。
这笔钱是我前两年给我妈存的，说好了是给她应急用的。
大姐知道后，当场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比上次冲了很多：“煜祺，你什么意思？妈的钱你也要动？”
“这钱是我给妈存的。”我说，“给她看病用的。”
“看什么病？妈好好的，你存那些干什么？再说了，妈的钱怎么安排，用得着你做主？”
我捏着手机的那只手微微发抖：“姐，妈生病的事你瞒着我，我不跟你计较。这八万是给妈看病的，我取出来，送到娘那儿去。”
大姐沉默了一会儿，冷笑一声：“行。你行。你去送吧。”
挂了电话，我开车去了老宅。
院子里静悄悄的，桂花树底下铺了一地的花瓣。
我推门进去，我妈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的一档戏曲节目。
她的头发白了不少，人比以前瘦了一圈。
看见我进来，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小祺来了。”她叫我小祺。
好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
我鼻子一酸，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桌上，在她旁边坐下来。
她握着我的手，那双手干枯得像老树皮，握着我，抓得很紧：“你姐说，你要去外地上班？这回要待多久？”
我喉咙发紧：“妈，我不去外地，我就在这儿。我就是来看看你。”
“哦。”她点了点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前面，眼神有点空。“你姐昨天来看我了，买的排骨。你二姐也来了，给我买了一件衣服。”
她的声音很轻，絮絮叨叨的，像在跟我说话，又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问她：“妈，你上次去县城看病，是谁陪着去的？”她想了想：“你大姐吧。她说带我看病，后来又说方便了。”
“你记得去看了什么病吗？”
她摇了一下头。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从老宅出来，我坐在车里，膝盖上的手紧紧攥着。
我妈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连自己看过什么病都记不清的程度了，可大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这八万块钱，我放在了一个没人动得了的账户上，只允许我妈本人凭身份证支取。
陈荣知道后说：“你想得周到。”
“不是我周到。”我说，“是我不放心。”
那天晚上，我查了一下去年家里所有的转账记录。
查完以后，我对着电脑屏幕坐了很久。
去年一年，大姐一共从母亲的账户里转出十几笔钱，最大的一笔是48万。
二姐那边也有一笔24万的，备注写的是“借款”。
我打电话给吴律师。
他是我高中同学，这些年一直没怎么联系。
他在电话那头听完我断断续续说完事情经过，沉默了一下才说：“你姐她们这么做，说难听点，是从你妈手里套钱。你妈那时候已经诊断出认知障碍了，法律上她签的那些字，效力是有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那份赠与协议，有可能无效？”
“如果鉴定机构认定你母亲当时已经丧失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她做出的处分决定就是无效的。”吴律师说，“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证据证明她签字时的精神状态？”我握着手机的手心全是汗。
我告诉他：“她的病历在我手里，确诊时间在签字之前。”
“那就好办。”他说，“你先把所有材料准备齐，别再跟你姐提这事。等材料齐了，直接走法律途径。”
挂了电话，我在客厅里站了很久。窗外黑漆漆的，屋里也没开灯。我手里攥着那沓病历，感觉像是攥着一块滚烫的铁。
05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翻了母亲过去三年的银行流水，跑了老家好几个部门，托陈荣把她的就诊记录复印出来。
越查越心惊。
那八百多万，在两个姐姐各自拿走四百万之前，其实还有过一笔操作。
母亲账上的钱，有一笔两百万的定期存款，在拆迁款到账之前就已被转走了，去向是大姐的丈夫名下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注册资本五十万，法人是大姐夫。
我把这件事告诉吴律师，他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你是说，你母亲名下有一笔两百万的资产，在拆迁款到账前就转给了你姐夫的公司？”
“对。那时候我妈已经确诊认知障碍了，但是我姐她们谁都没说。”
“这笔钱你有证据吗？”
“我查了转账记录，有。”
“那就够了。”吴律师说，“这是最关键的证据。”
我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大堆材料。何慧琴站在门口，看着我，半天才问：“真要打官司？”
“你觉得不应该？”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走过来，轻轻把手放在我肩上，“我是怕你打完之后，在这个家就待不下去了。”
我说：“我早就待不下去了。”
10月底，我让吴律师向法院提交了诉讼申请。
起诉状写得很简单：请求确认母亲签字的赠与协议无效，恢复张煜祺的法定继承份额；同时申请对母亲进行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材料交上去的第四天，大姐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接起来，那头机关枪似的一通输出：“张煜祺，你是疯了吧？你告你妈？你让全天下人看咱们家的笑话？你把妈的脸面往哪儿搁？”
我让她说完，才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句：“姐，妈看病的病历，大姐夫公司那两百万的转账记录，我都已经交上去了。”
电话那头像被掐了嗓子似的，突然没了声音。
我说：“你要是还有话，可以跟法官说。”
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二姐发了一条微信过来，只有几个字：“哥，你真狠。”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去世那年，二姐为了供我上学，默默把考上的大专录取通知书收了起来。
这件事我记了二十年，一直觉得亏欠她。
可我面前放着的那份转账记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今年4月，二姐从母亲账上转走的另一笔24万，备注是：“借款用于投资理财。”理财公司的全称，跟三年前一家非法集资被查的公司是同一个法人。
她把从母亲手里拿来的钱，扔进了一个已经暴雷的坑里。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
可我知道，那笔钱，我妈可能再也要不回来了。
06
开庭安排在11月中旬。
那天早上起来，何慧琴给我找了件干净的衬衫，帮我系好袖口的扣子。
我站在穿衣镜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想起父亲去世那年，我妈带着我去县里法院办事的场景。
那年我十二岁，手被我妈紧紧攥着，站在法庭门口。
我妈跟法官说：“我们家就剩我和这孩子了。”那时候她攥我的手攥得那么紧，像是怕我跑丢一样。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站在同样的地方，身边站着我的妻子，手里攥着的却是一纸起诉书。我没有推开门的瞬间想很多，直接把门推开了。
法庭不大，旁听席上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
大姐和二姐已经坐在被告席上。
她们看见我进来，大姐狠狠瞪了我一眼。
二姐低着头，没看我。
我妈没来。
她现在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安排了一位代理人参与庭审。
开庭后，对方的律师站起来发言，说我作为儿子，起诉自己的母亲，违背了基本的孝道，请求法院驳回。
这话听在我耳朵里，像一记闷拳。
我看了旁听席一眼，何慧琴坐在那里，眼眶有点红，但她没哭。
到我方陈述时，吴律师出示了第一份证据：母亲去年确诊认知障碍的病历记录。诊断结果明确写着“中度认知障碍，伴有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状”。
他又出示了第二份证据：那份赠与协议签署当天，医院的就诊记录。
记录显示，就在签协议的第二天，母亲去医院复查，主治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一句：“患者对其签署文件的内容无法完整复述。”
这不是巧合。那份协议签字的时机，大概率是有人挑了她最糊涂的时候。
对方的律师试图质疑病历的效力。吴律师当庭提出申请，要求对母亲进行精神状态司法鉴定。审判长沉思片刻，准许了。
休庭时，大姐突然站起来冲到我面前：“张煜祺，你是真不打算认这个家了？”她说话的声音又尖又响，整个法庭都听得见。
我看着她，她的眼眶泛着红血丝，嘴唇在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
“姐，我不想跟你吵。”我说，“我只是不想让我妈没病的时候被人当靠山，病了以后被人当提款机。”
这句话说完，大姐愣住了。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身走回了被告席。
鉴定结果在开庭后第三周出来：张爱娣在签署赠与协议时，已经被认定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意味着，她做出的那项决定，不具备法律上的有效性。
我收到这份鉴定书的时候，正在公司上班。我握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心里没有想象中那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我给陈荣打了个电话：“表哥，你帮我去看看我妈，看看她这两天怎么样。”陈荣说：“你妈这两天一直在问你大姐……你姐都一个多礼拜没去看了。”
我挂了电话，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觉得这座城市那么大，那么喧闹，我却从来没有这么孤独过。
07
二次开庭时，判决几乎没有什么悬念。法院认定赠与协议无效，八百多万拆迁款恢复为母亲的合法财产，由法定继承人依法平均分割。
大姐当场表示要上诉。她把面前的纸杯摔在桌上，水溅了那律师一身。二姐坐在那里，一直低着头。直到法官敲了法槌，她都没抬起头来。
走出法院，大姐在台阶上拦住了我。
她眼圈红红的，声音却还算镇定：“煜祺，你要真觉得你赢了，那你就接着高兴。”我站在她面前，说：“姐，你觉得我赢了？”她别过头去，脸上浮出一丝难看的神色。
我走下台阶的时候，二姐在后面叫了我一声。
“哥。”她的声音很小，像小时候那样叫我。
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她说：“那24万，我还不上。”
我没有接她这句话。
风从耳边刮过，我迈开步子，往停车场的方向走。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弟弟该有的态度。
可我知道，她拿那笔钱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还不上会怎么样。
判决下来那天晚上，我回了老家。
推开门，母亲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戏曲频道唱得咿咿呀呀。
她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陌生，好像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我是谁。
“小祺。”她喊了一声。
我点了点头：“妈，你吃饭了吗。”
“吃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你姐这两天怎么没来？”
我没回答，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她身上的衣服有点皱，领口有一块洗不干净的污渍。
我突然想起，以前她每天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起来声音很大。
那时候母亲还在，父亲还没走，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坐了很久，直到电视里的戏曲播完，我妈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轻轻给她盖上一张毯子，看着她花白的头发。
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很安静的表情，像是忘记了所有的事，也忘记了所有的委屈。
何慧琴发来一条微信：妈那边的养老院，我联系好了。周六可以过去看。我盯着手机屏幕，想了很久，回了一个字：“好。”
送我妈去养老院的那天，阳光很好。
我妈坐在后座，一直望着窗外，问了我好几次：“咱们去哪儿啊？”我一遍一遍地回答：“去个地方，有人照顾你。”她就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又问一遍。
何慧琴坐在副驾驶上，一直没转头。
到了养老院门口，我扶着我妈下车，她往里走了一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小祺，你不跟妈一起住吗？”
我张了张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护工把我妈接走了。她穿着深蓝色的棉袄，走得很慢，一步三回头，直到拐进走廊尽头。
08
判决之后，大姐上诉了。二审维持了原判。拿到终审判决书的那个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把消息看了好几遍，心里却平静得可怕。
很快，我启动了对那两百万转账的追索程序。
大姐夫挂名的那家公司，账上早就空了。
我提供的转账凭证能证明那两百万是从母亲的账户转出的，但能不能追回来，谁也不敢打包票。
吴律师跟我说：“那个公司注册资本50万，账户余额8万。你最好有心理准备。”
“那两百万，就打了水漂了？”
“目前来看，大概率是。”他顿了顿，“但至少，你把这案子打赢了。以后你姐她们再想从你妈手里拿钱，没那么容易了。”
我挂了电话，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久久没有动。
那些天我一直在忙，忙完判决的事，还要处理母亲在养老院的日常安排。
钱的事，我从她账户里按每月六千八的标准付，多出来的留着给护工买生活用品。
大姐那阵子没有再联系我。
二姐倒是打过一次电话，语气低低的，问我在不在家，说想跟我谈谈。
我没有接。
我承认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们。
哪怕是打完官司，我心里那口气也没有真正散掉。
又过了几天，养老院那边打来电话，说母亲最近情绪不太好，总是坐着发呆，不吃饭。
我放下电话从单位赶过去，隔着走廊的窗户看见母亲坐在一间活动室靠窗的椅子上，手里攥着一个旧手帕包，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
护工说：“阿姨手里那个帕子，谁都不让碰。睡觉也攥着。”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轻轻推门进去。
走到母亲面前，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空的，像不认识我。
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
我蹲下来，握住她干枯的手：“妈，我是小祺。”
她的眼神慢慢聚拢了一点，似乎在辨认我的脸。
过了好一会儿，她低下头，把手里的手帕包递给我。
我轻轻打开。
里面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我爸，怀里抱着襁褓中的我，站在老宅门前，笑容很淡。
照片旁边有一小片干涸的血迹，包在一张皱皱的纸条里。
纸条上是我爸歪歪扭扭的字：“爱娣，老大老二受了不少苦。这个家欠她们的，你替我还。”
我捧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很久。
母亲开口说话，她的声音很轻：“你爸走的时候，血咳了一地。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哭得连站都站不住。他走后这些年，我一想到老大的书没读完、老二的大专也没上成，我就觉得对不住他。”
她的目光飘忽了一下：“你是儿子，我总觉得亏欠她们。我拼命想把欠她们的补上。这一补，就把你给搭进去了。”
我蹲在那里，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说不出话。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映出一层淡金色的光。
09
我把母亲从养老院接回了家。
何慧琴把次卧收拾了出来，买了新床单新枕头，被罩是浅蓝底碎花的，我妈以前就喜欢这种花式。
她进屋的时候，站在门口来回看了两遍，嘀咕了一句：“这屋子是你的？”
“也是你的。”我说。帮她打理了一下床铺，“以后你住这儿。我和慧琴就在隔壁。”
她点了点头，坐了下来。
头几天她还算安静，白天坐在窗边晒太阳，晚上按时睡觉。
可到了第四天，她开始吵着要回老宅。
一遍遍说要回家，说老宅的桂花树该剪枝了。
何慧琴怎么哄都哄不住，晚饭也不肯吃，坐在沙发上，眼巴巴地盯着门口。
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哭过了。看见我，她说：“小祺，你带我回去看看，就看一眼。”我看着她，心酸得说不出话，还是点了头。
第二天我请了假，开车带她回老宅。
老宅已经拆了。
侧边搭着脚手架，原先那棵桂花树也被砍掉了，只剩半截树桩。
我妈站在那片废墟前，看了好久好久。
“桂花树没了。”她说。
我站在她身后，没有回答。
她低下头，慢慢蹲下去，手掌贴在树桩粗糙的切面上，轻轻摩挲。
她嘴里念叨着一句话，声音太小，我没听清。
后来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没有回头。
回城路上她一直没说话，到了小区门口才开口：“小祺，以后我不回去了。”我看了她一眼：“好。”
那天晚上，何慧琴给母亲煮了碗面。
我刚洗完澡走出卧室，看见母亲端着那碗面，夹起里面的荷包蛋，放在了旁边的空碗里。
何慧琴示意我看了一眼。
我问：“妈，你怎么不吃荷包蛋？”她抬起头来，目光有些恍惚：“留给小祺的，他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她把我当成了小时候的那个我。
她记得的还是二十多年前那个喜欢吃荷包蛋的孩子。
只是她忘了，如今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已经三十多岁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抽烟。
烟抽到一半，母亲推开阳台的门，递给我一杯水：“少抽点烟，你爸以前就是抽烟多，嗓子不好。”我接过那杯水，她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喊了我一声：“小祺。”
我说：“嗯。”
“妈记得你。”她的声音很轻，像怕吵到什么似的，“妈就算把所有人都忘了，也记得你。”
我低着头，鼻尖一阵发酸。她没再说什么，回了房间，关上了门。
我坐在阳台上，把那杯水喝完了。楼下路灯的光晕里，有一片枯叶飘落下来，打着旋落在地上，无声无息。
10
日子一天一天过。
母亲的记忆越来越差。有时候她叫我大姐的名字，有时候叫二姐的。我叫她妈，她会应，但眼神总是虚的。像隔着一层雾在看我。
大姐重新联系上那是那年冬天的事。
她打来一个电话，语气没有之前那么冲了：“妈在你那边？”我说在。
她沉默了一下：“妈好点没有？”我说：“不好不坏。”电话两头都安静了很久。
她说：“煜祺，那两百万的事……你姐夫那公司已经卖了，钱不知道怎么填。”
我没有接话。
“她说，妈在我这儿住了那么多年，你姐她们把那笔钱弄走了……”她没有说完，又停住了。
我握着手机，听着那头隐约的呼吸声，嘴里干干的。
想说的话很多，到了嘴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最后我只说了一句：“你来看看妈吧。她老念叨你们。”
大姐没有回答。
我挂了电话，站在客厅里发了一会儿呆。
母亲坐在窗边，手里仍攥着那块旧手帕，指腹慢慢摩挲着，像是摸着一张看不见的脸。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的白头发上。
那天晚上，母亲吃饭比往常慢。
她夹了一筷子菜，在碗边停留了很久，才送进嘴里。
何慧琴问她：“妈，菜不合胃口？”她摇了摇头，笑了一下：“我吃完了，给小祺留着。”她端着自己的碗，走到冰箱前，把剩下的饭倒进了保鲜盒，放进冰箱里。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碗：“妈，我在这儿，我吃饱了。”她抬头看着我，眼神清明了片刻，像是忽然认得我了。
“小祺。”她喊了我一声。
“嗯。”
“多吃点。”
她拍了拍我的手，转身回房间了。
我站在冰箱前，看着那个保鲜盒里的一小碗饭，站了很久。
手帕里残留的旧纸条，我把那张纸上的字拍下来存在了手机里。
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次：“爱娣，老大老二吃了不少苦。这个家欠她们的，你替我还。”
父亲欠下的账，让母亲还了一辈子。到最后，她还错了人。
大年三十那天，大姐和二姐一起来看母亲。
大姐买了一袋水果，二姐提了一箱牛奶。
她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没有多话，也没提钱的事。
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她们两个，认了半天，喊出了两个人的名字。
大姐眼眶一下子红了。
二姐别过头去，用袖子擦了一把脸。
我站在厨房门口，端着刚洗好的碗筷，看着那一幕。
灶台上的锅冒着腾腾的热气，锅里煮着饺子。
何慧琴走到我身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她说：“下饺子吧。”
我点了点头，把碗筷放在桌上，转身往厨房走去。窗外，暮色渐渐四合，远处有人家提前放起了烟花，在灰蓝的天幕上绽开一朵朵红色的光。
母亲坐在客厅里，被两个女儿夹在中间，脸上的笑很浅很浅。
我站在厨房窗前，看着外面的烟火，把手里一颗饺子慢慢摁进滚水里，看着它沉下去又浮起来。
这顿饺子，是全家人这些年吃得最安静的一顿。
没有人提拆迁款，没有人为难谁。
母亲吃了半碗饺子，忽然抬头看着我：“小祺，你多吃点。”我嗯了一声。
夹起一个饺子放进嘴里，烫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夜幕彻底落下来，窗外的烟火一声接一声地响着，热闹是别人的。
我低头看着碗里剩下的几个饺子，我想，有些账这辈子算不清了。
能在一起的年夜饭，吃一顿少一顿。
![农村生活的天花板，好丰盛的饭菜[赞]](http://videoimg.ws.126.net/cover/20260825/4Uenzl1Sd_cover.jpg)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