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华盛顿，蒋经国面对美国总统肯尼迪，谈到从大陆沿海发动突袭时，提出过派遣特种部队的设想。肯尼迪追问了一句：“过去一年，派出去的人回来多少？”会议气氛随即沉了下来。
蒋经国给出的答案并不好听。二十多支行动小组进入大陆，真正返回的只有四支，而且多数已经伤亡。对一个长期把“反攻大陆”当作核心战略的人来说，这个数字无异于一记闷棍。
更刺耳的是，失败并非偶然。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吴石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此时的他56岁，曾任国民党军队中将、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是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出身的高级将领。
吴石并不是普通的地下工作者。他熟悉军事部署，也了解国民党军政系统的运转方式。1949年前后，他向中共方面提供过台湾防务、金门兵力以及重要战略地点的资料，因此被称为“密使一号”。
他的转变，与1944年的桂柳会战有关。当时日军进攻湘桂地区，吴石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曾多次请求增援，但国民党军事当局将主要力量用于内战，大量军队没有及时投入抗日战场。
战局失利，难民流离失所，吴石的儿子吴竟成也在逃难途中死亡。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此后，他对蒋介石集团的战略取舍逐渐失望，开始通过旧日关系传递情报。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石曾协助吴仲禧获取徐州“剿总”部分部署资料。那类文件涉及兵力配置、火力位置和指挥体系，价值远非一般情报可比。对正在决战的双方而言，一张准确的布防图，往往比口号更有分量。
但情报工作最怕的，不只是敌人侦破，还有内部失控。
1950年，台湾方面破获中共地下组织，蔡孝乾被捕后供出了部分关系。吴石的身份因此暴露。与他同时遇害的，还有朱枫、陈宝仓、聂曦。案件震动台湾军政高层，蒋介石随后加强了对情报系统的直接控制，蒋经国也由此进一步接掌特务机构。
据相关记载，审判期间，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等人曾为吴石等人求情。这一细节说明，吴石案并非单纯的间谍案件，它牵动了国民党内部的旧部关系、军人声望和政治信任。
十三年后，台湾当局仍在重复另一种冒险。
1961年4月1日，所谓“国光作业室”在台北县三峡一带成立。蒋介石认为大陆经历困难时期，内部可能出现动荡，台湾应抓住机会发动反攻。陆海空三军分别拟定作战方案，内容涉及沿海登陆、空降突袭、敌后活动和所谓“应援起义”。
这个计划规模庞大。到后来，相关研究案达到数百项，蒋介石也多次听取简报。纸面推演可以把部队推进路线画得清清楚楚，可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情报网、接应点和制空制海能力。
为此，台湾方面展开“海威行动”，不断向大陆派遣人员和电台小组。有人空投，有人从海上潜入，也有人经香港、澳门转道进入。很多行动尚未开始，人员就已经暴露。
1963年，特务头目沈之岳化名潜入澳门，试图建立联络和破坏网络。他在当地活动期间，接触对象、住宿地点和往来电报，很快被大陆方面掌握。后来，澳门当局采取行动，部分特务被捕，沈之岳也被驱逐回台湾。
有意思的是，一些行动人员直到落地后，才发现所谓“接应者”并不可靠。1956年，台湾情报部门军官林坤荣奉命前往江西架设电台，在香港由人员护送进入大陆。这个“护送者”实际上早已处于侦查之中，林坤荣抵达后不久便被捕。
类似情况反复发生。1962年至1965年间，大陆方面公开公布过多起侦破国民党武装特务案件。台湾方面派出的人员损失严重，行动报告中频繁出现“破线”“拆台”等字样，意思就是联络网已经被破获。
蒋经国在华盛顿听到的数字，正是这种现实的集中反映。那些行动究竟是被敌方全部识破，还是中间有人虚报战果、隐瞒伤亡，很难用一句话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台湾高层获得的情报，与前线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1965年6月24日，左营桃子园外海举行登陆演练，恶劣海况造成两栖车辆倾覆，并出现人员伤亡。同年“八六海战”和“乌丘海战”之后，台湾海军的行动能力受到明显限制，“国光计划”赖以成立的制海条件已经越来越薄弱。
此后，蒋介石听取简报的频率下降，作业室编制和经费也逐步缩减。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撤销，持续十余年的反攻计划正式终止。那些留在档案里的方案，最终没有变成战场命令。
吴石牺牲后，台湾特务系统曾以为清除了最大的隐患；然而十三年后的现实却表明，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某个内线是否存在，而是决策层能否获得真实情报。若报告层层报喜，损失被反复掩盖，再周密的计划也只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
1973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病重期间谈到对台工作时，仍提及“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吴石便是其中之一。ે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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